分类标签：学习教育
内容简介：
辩论在台湾——代序
许多美国大学院校都有以“传播研究”或“口语”为名的科系；这些 科系负责指导大学辩论队，不过老师们也会针对口语传播及辩论的各 种层面进行严肃研究。
Many American collea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depart ments devoted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or"speech". These department are responsible for college debating teams, but their faculty members also do serious research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oral communication and argumentation.
《四海一家：现代性的隐藏议题》
（Cosmopolis: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史提芬˙图门（Stephen Toulmin) 英国著名修辞与语艺学家
我与辩论的结缘开始于1982 年9 月。那年我考进了台北 的师大附中，因缘际会地观赏了一场精彩的示范赛，对辩论中的言语与机智交锋着了迷，于是加入了辩论社。疯狂地“打”（这是台湾辩论届认识的惯用语言，如果你还不熟悉的话）了 一年的辩论之后，我的口才与“脑”才都获得不少进步。不过在这个阶段，辩论对我而言只是一项有趣的课外活动，与人生目标或事业前途没有直接关联。
第二年我成为了辩论社的社长，这时社团决定改名为“语言艺术研习社”，除了打辩论，我还担任升旗典礼司仪、晚会主持人，在毕业典礼致送词、在晚会表演相声，并且参加了校际演讲及朗诵比赛（都得了冠军锦标），只要是与语言艺术扯得上关系的活动，我都积极争取参与。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对口语表达的广泛兴趣，与美国早年的“口语系”（Department of Speech)十分类似。
1985 年9 月，我进了政治大学，又加入了“演讲辩论研究社”。除了在大三担任社长，从大一到大三，我在演讲、辩论、朗诵、话剧四项竞赛中，都得过全台前三。不过从大二转系进入政大新闻系后开始，我的兴趣出现转变，对参与竞赛兴趣缺缺，将心力投入了口语传播的钻研上。在潘家庆教授的鼓励下，我知道美国蓬勃发展的口语传播学，并以此作为大部分课堂报告的主题。在大二、大三这两年，我跑遍了台北大小的图书馆，旧书店与进口书店，从口语传播著作中挖掘宝藏。其中我着力最多的就是辩论。
1980 年代中期，台湾的辩论活动已经相当丰盛。各大学都有相关社团， 吸引了以法政及社科背景为主的众多学生参加，“奥瑞冈式”（奥瑞冈就是美国西北部的Oregon 州。又译为俄勒冈），而所谓“奥瑞冈精神”更是经常挂在资深辩士的嘴边。不过他们对于奥瑞冈式的起源以及奥瑞冈精神的内涵却是众说纷纭。
基于对奥瑞冈赛制及精神的好奇，我对相关文献开展了大规模的搜寻与阅读，发现号称来自美国的台湾“奥瑞冈式”与美国原制之间差异甚大。怀抱着还奥瑞冈式原貌的理想，在1988 年10 月，我和我的多年好友温伟群（现为世新大学口语传播系助理教授)合力出版了《批判˙ 思考˙ 辩：辩论研究》（游梓翔、温伟群，1988）一书，加上半年后另一本《奥瑞冈式辩论》（游梓翔、温伟群，1989），我们试图从美国奥瑞冈式及辩论学的角度出发，透过赛制的改革，对台湾辩论活动的诸多现状突出严厉挑战。
这两本书后来在台湾辩论届形成了跨校间“美国派”与“台湾派”，延续了五、六年之久的激烈论战（ 本书第四篇对这段历史有详细记录）。但这段发展也使台湾从形式上的模仿，成为从观念本质上融入“美式”辩论。我们知道，世界辩论版图一向分为“英式”（British System)与“美式”(Ameician System)两派。在亚洲，新加坡与香港走了英国的道路，连带影响了受到新加坡影响的中国大陆；台湾则和日本一样，走了美国的道路。不过由于日本的辩论多年来是以英语为主，辩论活动的“本土化”程度远不如台湾。这使得台湾成为辩论发展史上的一个有趣个案——代表“美式辩论”在亚洲唯一的本土应用经验。
为了总结多年来推广辩论观念与赛制改革的诸多心得，我在1966 年春天完成了《舌战》一书。那年我正在美国丹佛大学为完成博士学位拼斗，但还是奋力先写完了《舌战》。我的多年经验加上口语传播的学术训练，使《舌战》成为台湾介绍西方辩论学理最完整的著作，短时间内就成为辩论届人士几乎是人手一册的经典。许多大陆、香港、新家坡等地的读者也是透过这本书来了解台湾辩论活动的发展与特色。
由于《舌战》出版至今已经超过七年，各界人士的批判与指教激发了我的“七年之痒”，决定以全新的内容对他们的建议作出因应，其结果就是呈现在各位手上的《认识辩论》。对我来说，这本书是对台湾辩论学与辩论活动发展现状的完整报告。我写这本书所怀抱的“野心”是：没看过《认识辩论》，就不算了解台湾的辩论活动；看过《认识活动》，你也就具备了台湾辩论届的入门到中阶程度；要往高手之路发展，剩下的就要靠实战经验的积累了。
完成本书，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我要感谢三位辩论高手，他们是赵少康先生、李涛先生与马英九先生。我有幸在大学二年级时，就成为台湾最早期的电视辩论节目“新闻追击”的正式工作人员，与当时担任主持工作的赵少康先生与李涛先生共事，后来又有机会担任了李涛先生在TVBS 的总经理特别助理。
赵少康先生是台湾政治辩论的先驱，李涛先生则是公认的“台湾Larry King”，能参与他们的团队让我获益匪浅。在2002 年的台北市长选举中，我投身马英九先生的竞选总部，并担任了发言人兼辩论小组召集人，主持两场市长电视辩论的准备工作。虽然我见过的大大小小辩论场面难以计数，但还没有一件比担任马市长这位辩论高手的“教练”，更让我感到压力重大的事了。
我也要感谢名义上是我的同事，实际上是我做人处事与读书治学楷模的口传系马国光老师、学术路上对我多所提携的张正男教授、多次邀请我担任法律辩论讲座的李念祖律师，以及在南台湾推广辩论观念与活动，与我惺惺相惜的陈誉文理事长及青商会王培康先生。
与我三度同学、三度同事的挚友温伟群教授，始终是督促我不断“向上提升”的力量。另外协助我举办多项重要辩论赛事的杨迺仁先生。总让我看见辩论界希望的刘怡、唐玲、李怡萱学妹，以及在校稿与资料搜集上付出了很大心力的口传所莉雅同学，我也要向你们说声谢谢。
当然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另一半韵仪，在繁忙的杂志工作外总给我全力支持。还有我的儿子思言，当他在学校以爸爸妈妈的工作为题作画时，竟然画出了“妈妈在写稿，爸爸去辩论”，我不禁莞尔，真是“知父莫若子”啊！
游梓翔
2003.8.18 日
写于台北世新大学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辩论在台湾——代序
许多美国大学院校都有以“传播研究”或“口语”为名的科系；这些 科系负责指导大学辩论队，不过老师们也会针对口语传播及辩论的各 种层面进行严肃研究。
Many American collea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depart ments devoted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or"speech". These department are responsible for college debating teams, but their faculty members also do serious research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oral communication and argumentation.
《四海一家：现代性的隐藏议题》
（Cosmopolis: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史提芬˙图门（Stephen Toulmin) 英国著名修辞与语艺学家
我与辩论的结缘开始于1982 年9 月。那年我考进了台北 的师大附中，因缘际会地观赏了一场精彩的示范赛，对辩论中的言语与机智交锋着了迷，于是加入了辩论社。疯狂地“打”（这是台湾辩论届认识的惯用语言，如果你还不熟悉的话）了 一年的辩论之后，我的口才与“脑”才都获得不少进步。不过在这个阶段，辩论对我而言只是一项有趣的课外活动，与人生目标或事业前途没有直接关联。
第二年我成为了辩论社的社长，这时社团决定改名为“语言艺术研习社”，除了打辩论，我还担任升旗典礼司仪、晚会主持人，在毕业典礼致送词、在晚会表演相声，并且参加了校际演讲及朗诵比赛（都得了冠军锦标），只要是与语言艺术扯得上关系的活动，我都积极争取参与。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对口语表达的广泛兴趣，与美国早年的“口语系”（Department of Speech)十分类似。
1985 年9 月，我进了政治大学，又加入了“演讲辩论研究社”。除了在大三担任社长，从大一到大三，我在演讲、辩论、朗诵、话剧四项竞赛中，都得过全台前三。不过从大二转系进入政大新闻系后开始，我的兴趣出现转变，对参与竞赛兴趣缺缺，将心力投入了口语传播的钻研上。在潘家庆教授的鼓励下，我知道美国蓬勃发展的口语传播学，并以此作为大部分课堂报告的主题。在大二、大三这两年，我跑遍了台北大小的图书馆，旧书店与进口书店，从口语传播著作中挖掘宝藏。其中我着力最多的就是辩论。
1980 年代中期，台湾的辩论活动已经相当丰盛。各大学都有相关社团， 吸引了以法政及社科背景为主的众多学生参加，“奥瑞冈式”（奥瑞冈就是美国西北部的Oregon 州。又译为俄勒冈），而所谓“奥瑞冈精神”更是经常挂在资深辩士的嘴边。不过他们对于奥瑞冈式的起源以及奥瑞冈精神的内涵却是众说纷纭。
基于对奥瑞冈赛制及精神的好奇，我对相关文献开展了大规模的搜寻与阅读，发现号称来自美国的台湾“奥瑞冈式”与美国原制之间差异甚大。怀抱着还奥瑞冈式原貌的理想，在1988 年10 月，我和我的多年好友温伟群（现为世新大学口语传播系助理教授)合力出版了《批判˙ 思考˙ 辩：辩论研究》（游梓翔、温伟群，1988）一书，加上半年后另一本《奥瑞冈式辩论》（游梓翔、温伟群，1989），我们试图从美国奥瑞冈式及辩论学的角度出发，透过赛制的改革，对台湾辩论活动的诸多现状突出严厉挑战。
这两本书后来在台湾辩论届形成了跨校间“美国派”与“台湾派”，延续了五、六年之久的激烈论战（ 本书第四篇对这段历史有详细记录）。但这段发展也使台湾从形式上的模仿，成为从观念本质上融入“美式”辩论。我们知道，世界辩论版图一向分为“英式”（British System)与“美式”(Ameician System)两派。在亚洲，新加坡与香港走了英国的道路，连带影响了受到新加坡影响的中国大陆；台湾则和日本一样，走了美国的道路。不过由于日本的辩论多年来是以英语为主，辩论活动的“本土化”程度远不如台湾。这使得台湾成为辩论发展史上的一个有趣个案——代表“美式辩论”在亚洲唯一的本土应用经验。
为了总结多年来推广辩论观念与赛制改革的诸多心得，我在1966 年春天完成了《舌战》一书。那年我正在美国丹佛大学为完成博士学位拼斗，但还是奋力先写完了《舌战》。我的多年经验加上口语传播的学术训练，使《舌战》成为台湾介绍西方辩论学理最完整的著作，短时间内就成为辩论届人士几乎是人手一册的经典。许多大陆、香港、新家坡等地的读者也是透过这本书来了解台湾辩论活动的发展与特色。
由于《舌战》出版至今已经超过七年，各界人士的批判与指教激发了我的“七年之痒”，决定以全新的内容对他们的建议作出因应，其结果就是呈现在各位手上的《认识辩论》。对我来说，这本书是对台湾辩论学与辩论活动发展现状的完整报告。我写这本书所怀抱的“野心”是：没看过《认识辩论》，就不算了解台湾的辩论活动；看过《认识活动》，你也就具备了台湾辩论届的入门到中阶程度；要往高手之路发展，剩下的就要靠实战经验的积累了。
完成本书，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我要感谢三位辩论高手，他们是赵少康先生、李涛先生与马英九先生。我有幸在大学二年级时，就成为台湾最早期的电视辩论节目“新闻追击”的正式工作人员，与当时担任主持工作的赵少康先生与李涛先生共事，后来又有机会担任了李涛先生在TVBS 的总经理特别助理。
赵少康先生是台湾政治辩论的先驱，李涛先生则是公认的“台湾Larry King”，能参与他们的团队让我获益匪浅。在2002 年的台北市长选举中，我投身马英九先生的竞选总部，并担任了发言人兼辩论小组召集人，主持两场市长电视辩论的准备工作。虽然我见过的大大小小辩论场面难以计数，但还没有一件比担任马市长这位辩论高手的“教练”，更让我感到压力重大的事了。
我也要感谢名义上是我的同事，实际上是我做人处事与读书治学楷模的口传系马国光老师、学术路上对我多所提携的张正男教授、多次邀请我担任法律辩论讲座的李念祖律师，以及在南台湾推广辩论观念与活动，与我惺惺相惜的陈誉文理事长及青商会王培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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