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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效应
  • 作者:大卫·柯克帕特里克
  • 更新时间:2018-12-10
  • 添加时间:2014-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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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序言
Facebook效应
哥伦比亚的巴兰基利亚港现在正处于2008年新年后的假期之中。在沙滩边的庄园里,奥斯卡·莫拉莱斯(Oscar Morales),这位性情随和的电脑天才、土木工程师正和他的家人一起度假。尽管现在正是假期,但在他所处的国度中那些黑暗的地方,人们却像一名叫做艾曼纽尔(Emmanuel)的小男孩那样时刻承受着生活的煎熬。
克莱拉·罗哈斯(Clara Rojas)6年前被劫持到哥伦比亚的森林里,艾曼纽尔是她4岁的儿子,在她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游击队劫持时出生。FARC共劫持了700名人质,其中包括哥伦比亚总统候选人英格丽特·贝当古(Ingrid Betancourt),她是在2002年竞选时和罗哈斯一起被劫持的。
对于被FARC劫持的人质的境遇,哥伦比亚人普遍感到同情和悲伤,同时也担心这些凶残而又势力强大的革命军下一步将会毁灭这个国家。艾曼纽尔的情况最近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关注。邻国委内瑞拉的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已经在尝试和FARC进行谈判以求释放贝当古等人。12月底,事件突然有了进展,游击队声称他们将很快向查韦斯移交罗哈斯和她的儿子艾曼纽尔以及另外一名人质。对于一个几十年来倾全国之力与武装游击队抗争的国家来说,这是个极好的消息。“人们期待着礼物,期待着奇迹,”32岁的莫拉莱斯说道,“而艾曼纽尔事件就是一个标志。整个国家都觉得这是很有希望的,‘请让艾曼纽尔重新获得自由。我们会将这件事当作是FARC给我们的圣诞礼物。”
查韦斯出动了两架直升机进入哥伦比亚的丛林,预计人质将会在30号释放,但是一直到新年时艾曼纽尔都没有获得自由。1月1日,哥伦比亚总统阿尔瓦罗·乌里贝(AlvaroUribe)在国家电视台上发布重大新闻,称艾曼纽尔并不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的手中。原来艾曼纽尔早些时候病得很重,于是FARC将他从他母亲罗哈斯那里带走,然后丢给了一位农民。1月4日的DNA测试结果显示,他就是真正的艾曼纽尔,而在同一天FARC也发表声明称,他们手上已经没有那个男孩了。艾曼纽尔现在意外地回到了政府的手中。
整个国家依然处于假日之中,人们有大量的时间来看有关可怜的艾曼纽尔的新闻。而白天在沙滩上休息时,莫拉莱斯和他那些关心政治的家人就一起;论下面会发生什么事。“人们会因为这个孩子是安全的而感到高兴,但是我们却他妈的非常生气。”莫拉莱斯说道,“很抱歉我说了脏话,但是我们真的感觉到被FARC侮辱了。他们怎么能用一个根本不在他们手上的孩子和我们谈判?这样实在太过分了。他们打算耍我们到什么时候?”
莫拉莱斯恃别想做些什么,于是他登录了Facebook。尽管Facebook并没有提供西班牙语的服务,不过在哥伦比亚有很多像莫拉莱斯那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英语也非常熟练。莫拉莱斯在Facebook上有一个用了一年多的帐号,在上面有他的西班牙语个人信息,还有很多大学和高中好友。他几乎每天都会在Facebook上泡着。
莫拉莱斯在Facebook的搜索栏输入“FARC”四个字母后按回车却没有任何结果。没有群组、没有活动、没有相关的帖子,而已有的那些群组却都只关注世界上阳光的一面。当谈到FARC的时候,哥伦比亚人却都是愤怒而又畏缩的,这实在是一个禁忌的话题。结果导致整个国家都被劫持了,而这种状态将会保持几十年。
莫拉莱斯花了一整天时间犹豫是否在网上公开讨论这一话题。后来他打算冒一次险,并在1月4日建立了一个反对FARC的群组。“这就像一种治疗,”他说道,“我必须表达出自己的愤怒。”他在简介中写下了他建立这个群组的日的——站出来反对FARC。他自称是个“电脑迷”,擅长进行图像处理,于是便制作了一个竖着的哥伦比亚国旗作为群组的图标。他在图标上面加上了四条标语,每条都比前面一个大——反对绑票、反对谎言、反对杀戮、反对FARC。“我想在人群中怒吼一声,”他解释道,“是时候来和FARC抗争了,现在发生的事情简直让人难以忍受。”
但是他该如何给这个群组命名呢?在Facebook上人们给群组起的标题大多是诸如“我打赌我能找到100万个讨厌乔治·布什的人”此类,但莫拉莱斯不喜欢这样的标题,尽管他觉得这100万的想法很好,但是这个标题太幼稚了。有一首著名的西班牙歌曲叫“100万个朋友”。一百万个反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人?“声音”一词听起来很有味道,于是他决定给群组起名为“反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100万个声音”。
在1月4日午夜过后他建立了这个群组。他将群组公开化,这样所有的Facebook用户都可以加入。他在Facebook上大约有100个好友,他向所有的好友都发出了邀请。全部做完以后他觉得很累,于是在凌晨3点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上9点他查看了这个群组,已经有l 500人加入了进来。“哇!”莫拉莱斯惊讶地叫了出来,这比他所期望的要多得多。那天在沙滩上他告诉自己的家人,自己建立了一个群组并希望他们邀请自己的Facebook好友加入。他的家人大多是Facebook的铁杆用户,而且他们也对FARC深恶痛绝。当天下午莫拉莱斯回家后再看时,群组里已经有4000名成员了。
“当时我是这样对自己说的,‘好吧,再也不去沙滩了,再也不要出门了。’”他准备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我当时的感觉是天哪!这就是我要的效果,能建立一个紧密围绕这个主题的坚定群组,。”
Facebook的群组有一面“墙”,成员们可以在上面发表言论,就像论坛一样可以让很多成员参与发帖讨论。很快莫拉莱斯就与一些很活跃的成员取得了联系,他们交换了即时通信帐号、Skype帐号和手机号,这样就可以在线下联系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哥伦比亚人加入这个群组,成员们谈论的话题已经不仅仅是他们对FARC有多么的深恶痛绝,而是转变成该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1月6日,也就是群组成立的第二天,群组中有人提议说现在这个不断壮大的群组应该公开,这得到了成员们的一致赞同。当群组的成员达到8 000人时,人们在留言板上一遍又一遍地号召“行动起来吧”。
6日下午晚些时候,莫拉莱斯在Facebook上新结识的朋友们,尤其是两个曾电话联系过的朋友劝说莫拉莱斯,让他提议举行一次游行。于是他在“墙”上发布了这一消息,获得了成员们的一致赞成。莫拉莱斯在他家楼上的卧室中完成了一项重大决定,准备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反对FARC大游行。时间定在2月4日,也就是群组成立一个月时。而作为一个居住在首都以外的人,莫拉莱斯坚称这个游行不仅仅要在首都圣菲波哥大进行,也要在全国其他地方进行,其中当然包括他的家乡巴兰基利亚市。
于是莫拉莱斯发起了一项名为“反对FARC全国大游行”的活动,很快,从别的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得到了响应。来自迈阿密、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德里、洛杉矶、巴黎和其他地方的成员认为,需要把这个活动办成一次全球性的大游行。莫拉莱斯尚未料到居住在哥伦比亚以外的人会加入到这个群组中来。这些哥伦比亚的移民通常也在Facebook上与自己家乡的人保持联系,他们也想参与进来,于是这又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示威游行。
最终这成了一场由互联网世界推动的史无前例的全球性活动。2月4日,据估计,在哥伦比亚近百座城市里有1 000万人参与了反对FARC的游行,另外在全世界各个城市还有近200万人参与了游行。而这次史上规模最大,也是范围最大的示威游行仅仅起源于一位沮丧的年轻人在自家卧室里向Facebook发布的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
Facebook的新奇特性帮助莫拉莱斯的游行获得了整个哥伦比亚的关注。几百个正在使用Facebook的人,其实并不能影响到普通大众。当报刊媒体开始报道即将进行的游行时,他们的重心主要集中在Facebook这一陌生的美国舶来品和那些被报纸电视广播报道的“Facebook小鬼”上。
这个群组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他们的行为主旨和哥伦比亚总统阿尔瓦罗·乌里贝的任务是相通的。自从2002年竞选成功后,他把对FARC的斗争当作自己任职期内的第一要务。当他和哥伦比亚当局发现了Facebook上的动静时,就全力推动此事的发生。一两周后,当地军队长官开始为莫拉莱斯提供了三名保镖和一辆车,供他使用到2月4日。各地的市长、市政府和游行志愿者们通力合作,为游行大开方便之门。
而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有如此多的哥伦比亚人以实名加入了这个群组。到了游行当天,群组成员数达到了350 000人。尽管几十年下来一直生活在恐惧与恫吓之中,Facebook中庞大的用户人数还是使哥伦比亚的年轻人勇敢地表达出了自己的不满。
即使电视新闻已经开始密切跟踪报道这——事件,Facebook依然处于整个事件的核心。“Facebook就是我们的总部,”莫拉莱斯说道,“它就是报纸,就是司令部、实验室——满足你的一切需求。Facebook随时提供需要的服务,直到整个事件结束。”
莫拉莱斯自愿参与协调巴兰基利亚市当地的游行。期望参与的人数是5万人,实际上露面的只有3万人,大约是该城市人口的15%。他们站满了城里的十个街区。入夜之后,莫拉莱斯宣读了一份声明,宣布了他所建立的群组的一致意见。这份声明被拉美国家的所有电视台转播了。甚至一些远在迪拜、悉尼、东京的人都参与了游行。当地的电视台采访参与游行的一位妇女,问她是否被FARC伤害过时,她是这样回答的:“是的,我被伤害过,因为我是哥伦比亚人。”莫拉莱斯和他的群组成员们成功地发泄出了国民心中的压抑。
在乌里贝总统施压大大削弱FARC势力的时候,此次游行是哥伦比亚人以自己的方式对FARC进行了反击。有征兆显示,游击队察觉到了即将进行的游行,在游行举行的前一个周六他们发表声明称将会释放3名人质和所有的哥伦比亚议员,做出一种“人道主义”的姿态。2008年7月,英格丽特·贝当古和其他14名人质在一次哥伦比亚政府军的突击行动中获救。在后来的访谈中,她回忆起2月4日和FARC的绑匪一起听收音机时的情况。她说当她听到游行的人们一遍遍整齐地喊着“反对FARC!我们要自由! 自由!”的时候,她被深深感动了。而游击队的人则明显难以忍受,于是关上了收音机。这些是后来在2008年末,奥斯卡·莫拉莱斯和我在曼哈顿的一间咖啡厅里聊天时说的。当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声音哽咽,热泪盈眶。他的群组和随后的游行示威使他在国内外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他建立“反对FARC的100万个声音”时获得的信仰和思考延续至今,现在他打算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反对哥伦比亚武装力量的事业中去。
尽管Facebook并没有被设计成一种政治工具,但他的创始人早前就已经发现了Facebook所具有的独特潜能。2004年,Facebook刚在哈佛大学上线一个礼拜,就有学生开始将自己的个人照片换成包含政治格言的文字图片,以此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人们使用它来表达自己认为重要的观点,”Facebook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Dustin Moscovitz)如是说,“甚至他们对于学校的不满也要表达出来。”人们从一开始就直觉地意识到,如果在互联网世界中仍然能够表现出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性格特点,那么他们所选择的表达方式应该是在网上对每天发生的事情表达出自己的看法。
而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则认为:“哥伦比亚的此次事件是政府管理方式改变的风向标——展现出政治组织能够拥有什么样的影响力。这些事情能真正影响到每个人的民主自由诉求,这也是政府需要努力达成的……在15年内,也许这样的事情在哥伦比亚每天都会上演。”
而现在,在莫拉莱斯的行动成功两年以后,我们可以发现由Facebook助力的激进活动出现在了Facebook能够到达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大部分是在发展中国家。Facebook和Twitter在2009年伊朗大选后的反对风潮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正如《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汤姆·弗雷德曼(TomFriedman)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有史以来,一直生存在拥有全部国家资源的极权政府和拥有所有伊斯兰教资源的穆斯林教派之间的夹缝中的温和派,首次拥有了展现自己力量的舞台——网络。”落选的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MirHusseinMousavi)在Facebook上告诉他的追随者们什么时候该走上街头。当一位年轻女孩在抗议过程中被射杀时,人们在Facebook上发布了她被害的视频,然后很快这个视频就被传播到了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后来其成为伊朗政府镇压民众的象征。而陷入被动境地的伊朗政府多次努力封禁Facebook,但由于Facebook的应用太广泛而很难实现。
为什么反对FARC的行动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从卧室里的一个人发展到街头的数百万人,而这个过程又是如此迅速?为什么Facebook变成了一个如此有效的政治组织工具?其创始人扎克伯格是如何在公司历史上的紧要关头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的?而Facebook又是如何凭借其优秀品质成为全世界上亿人每天都要登录的网站?本书剩下的部分将会探讨这些问题,而很多答案则存在于一系列的现象之中,我把它们称作Facebook效应。
作为一种全新的交流方式,Facebook将用户引入了全新的社会交际效应之中。Facebook效应发生在人和人的相互联系之中。这些联系通常是意外的,可以是相同的体验、爱好、问题或目标。其形式可大可小——从一个群组中的两三个朋友到一个家族,或像哥伦比亚那样的上百万人。Facebook的各项功能使信息如病毒般迅速传播。在Facebook上,人们的想法能够轻易在各个群组间飞速传递,使所有人几乎同时了解到那些事情。你可以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向别人传递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反对FARC的100万个声音”能从它诞生的第一夜起就成长得如此迅速。
任何加入这一群组的人只不过是表达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是的,我反对FARC”。新成员加入的时候甚至根本不需要说“把这些消息发送给我的朋友。,他们仅仅是加入了这个群组。但是在一个人加入的时候,Facebook会把这个消息发给此人的所有朋友。莫拉莱斯的反FARC运动就是利用了一种潜在的需求或欲望,然后以闪电般的速度扩散开来,使得这样的群组在一夜之间壮大起来。
大范围的信息广播实际上属于电子媒体的范畴——比如广播和电视。但是Facebook效应意味着普通个体成为信息的最初源头,就像在哥伦比亚和伊朗所发生的事情那样,你根本不需要有什么特别之处或有什么专长。Twitter则是另外一项功能精简的服务,它也可以让任何人通过互联网发布消息。Twitter同样也拥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
而Facebook和Twitter也可能会变得具有建设性或破坏性。它们使全世界生活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拥有了社会化的影响力,这样也许会带来破坏性的变革,在有些社会条件下甚至会破坏那些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稳定。但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在埃及、印度尼西亚等地,人们利用它们来挑战长期以来对人民进行残酷镇压的政权和法规。Facebook使人们能够更加容易地组织起来。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Facebook效应的自我组织能力能如此理所当然地被应用到了集会中。
在2008年,由Facebook群组组织的大型打水仗活动在英国利兹市举行。紧随其后在2008年9月,有超过1 000个人在密歇根州的大急流域(GrandRapids)进行了20多分钟的枕头大战,参与者都是在Facebook上听说的这次枕头大战。当Facebook上的年轻人通过这种方法发泄的同时,枕头大战也成了全世界的流行风尚。
作为一项营销工具,Facebook也并未有丝毫逊色,如果商人们掌握了发起活动的方法,他们就能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同样,Facebook效应还代表了它所具有的类似于媒体的影响力。在Facebook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编辑,成为内容的创作者、制作人或散布者。大家可以扮演传统媒体中的任何角色。Facebook效应可以即刻集结一群同好,他们喜爱的可能是同一则新闻、一首歌或是一个YouTube视频。最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天我不经意地看到朋友的新闻源里有“道琼斯指数上涨3.5%”的字样,过去我只可能从雅虎新闻、广播或电视里获得这样的消息。
游戏,作为Facebook发展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也意识到了Facebook效应的价值所在。好的游戏借助Facebook效应可获得每周l 200万忠实玩家的青睐。PlayStation、X-box和任天堂Wii已经成为上一代人的玩具。而现在,所有的游戏平台都在尝试与Facebook连通。
当Facebook的用户增长到5亿时,我们在想的是,Facebook效应是否会因为人群数量变得庞大而有所不同呢?它是否能够成为一种将当今政治宗教混乱、环境经济条件恶劣的世界重新聚合起来的力量呢?拥有一个聚合了来自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的通信工具,应该不是一件坏事吧,你说呢?
说到Facebook将世界聚合起来的能力,没有人能比彼得·泰尔(PeterThiel)更相信这一点了。泰尔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派,他对石油、外汇和股票的灵敏嗅觉使他拥有了上亿身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企业家,是现在被eBay收购了的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在2004年夏天,他是第一位向Facebook投资的风险资本家,从那时起,他就成了Facebook董事会的一员。
泰尔告诉我说:“21世纪上半叶,投资行业最重要的主题是全球化的实现方 》式。没有全球化就没有全世界的未来。不断扩大的冲突和战争是阻碍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现在拥有的技术能使全世界毁灭。如果全球化失败就没法进行投资。”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人之一的言论让人振奋。“于是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进行什么样的投资能加速全球化的实现,而Facebook即是再理想不过的投资目标。”
2006年夏天,一位公关人员打电话询问我是否想和马克·扎克伯格会事情,于是答应了。身为《财富》杂志的高级科技编辑,我见过各种科技公司的领导人。不过当在曼哈顿市中心的高档餐厅和这位22岁的年轻人会面时,我实在难以相信他就是时下最著名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看起来实在太年轻了!他开口说话了:“我们讲究效用,”他的声音很严肃,“我们并不是想让用户在网站停留尽可能长的时间。我们所做的是让人们可以在网站拥有好的体验,使他们在上面所花的时间有价值。”他不大喜欢开玩笑,并努力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公司和看法上,而且他做得很成功。
和他交谈得越多,我就越觉得他很像我经常会面的那些成功的但也更成熟的首席执行官和企业家,于是我不经意地跟他提到我觉得他是一个天生的首席执行官。在我看来,这是很大的褒扬,我从不轻易对人作出这样的评价,而他却觉得像被侮辱了一样,表情有些扭曲,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我从来没想过要运营一家公司,”几分钟后他这样说道,“对我来说,商业只是一种完成事情的方式。”在剩下的访谈过程中,他一直在说着那些只有拥有远见卓识的商业领袖才会有的见解。从那时起,我就坚信Facebook的价值将会提升。那次会面后,我写了一篇名为《为何Facebook如此有意义》的专栏文章。一年之后,扎克伯格邀请我去他的公司参观,以便写一篇关于Facebook将引入外部开发软件这一突破性进展的独家报道,我对Facebook的了解也开始更加深入。那一次的变革使全世界都改变了对Facebook的看法。在2007年末,我开始觉得它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司之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难道不应该写本书来说说它吗?
现在,Facebook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总部有1 200名员工,年收入达到5亿美元。25岁的扎克伯格依然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由于他的决策力、战略头脑以及一点点运气,他依然掌控着公司的财政大权。如果不是这样的话,Facebook很有可能会成为某个大型媒体或网络公司名下的附属站点。收购者们不断递出橄榄枝——如果他同意,几十亿美元就能成为他的囊中之物。而扎克伯格更多关注的是“把事情做好”和让更多人使用他的服务,而不是从中盈利。他将自己的想法、人格和价值观融入到公司的精神之中,使Facebook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
作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过去几年中最大的任务是为公司招募经验丰富的商业拓展、营销和技术人员。他希望能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媒体与用户进行互动的产品上,在他看来,这才是Facebook的真正价值所在。因此他把产品管理当作自己的首要工作。“我觉得那些最成功的科技公司的领导者们最关注的永远是产品,”他说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他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希望能够使世界更美好,而我们所采取的途径是制作出合适的产品。在我们公司,技术所占的比重最大。”
从Facebook成立之初,它就一直保持着简洁的界面,作为一个界面设计控,扎克伯格在上面花了很多心血。在他自己的Facebook个人页面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率真、破坏欲、革命性、信息流、保守、动手制作、心无杂念。”尽管Facebook的创始人是一个保守的人,但Facebook却一直在开拓创新。Facebook一直拥有最大的信息量,同时也是至今互联网上最大的分享网站。每个月有近7亿张图片添加到站点中,还有400万个视频和1 500万个诸如链接、日志、新闻之类的新内容,更不用说网站上那些小道消息、重大新闻、政治挑衅、生日祝福、挑逗、邀请、辱骂、俏皮话、冷笑话、散文和“捅一下”了。Facebook上还有很多没有提到的东西。
对于那些有人认为没有必要上传的照片,很多在Facebook上对自己大吹特吹的年轻人是这样理解的:发布在互联网上的东西是没法完全删掉的。信息一旦曝光,想要再隐藏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Facebook虽然流行,但永远无法替代面对面的交流。尽管很多人使用的目的不是这个,但是扎克伯格和他的同事们开发Facebook的初衷就是为了让人们能在网络上和现实中认识的人保持联系——你的朋友、熟人、同学或同事。本书将在记述Facebook及其竞争者的章节中详细交代Facebook和其他网络社交服务的不同之处。
Facebook效应经常出现在一个小群体里的朋友之间。它使交流更加有效,可以培养共同点,增加亲密度。你的朋友会从你的状态更新中获得信息,比方说其他人会知道你过一会儿要去商场。
如果Facebook被在现实生活中已经认识的人用于在线上保持联系——这也是它的设计初衷,那么它将具有很强的感情影响力。它是一种基于两人之间真实关系的新型交流工具,能够使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互动。它会带来快乐,抑或痛苦,但是毫无疑问将改变Facebook用户生活的大方向。科技权威、作家、投资人伊瑟·戴森(EstherDyson)认为:“Facebook是人们的首选平台。”
Facebook和它之前的网络服务有很大的不同。首先,Facebook的用户使用真实的身份登录网站。匿名、角色扮演、假名和冒充名人一直都是互联网上的主旋律,但是在Facebook上,你扮演的是自己。如果你在Facebook上使用假身份或浮夸信息的话,你可能体验不到Facebook的优越性所在。如果不使用真实的身份,你的朋友不会去找你,而Facebook上的好友却是验证你身份的重要证据。但归根结底,想要通过这样的严格验证,你还是得用自己的真名。还有人直接在个人页面上放了自己的照片。
坚持使用真实身份意味着隐私保护和对用户的控制。虽然有时不太奏效,但是扎克伯格和公司的其他员工称他们非常关注隐私保护。“交友使用的真实身份是保护隐私的最终关键。”Facebook隐私总监克里斯·凯利(ChrisKelly)说道他最近离职竞选州司法部长。“如果你不认识网上的好友,那你的隐私就有危险。如果你网上的好友都是你认识的人,那么你就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来决定谁能看到、谁不能看到你的信息。”
在本书的后几个章节中,我们将对于隐私这一用户关心的问题进行详细描述。Facebook的用户们感觉不到他们的隐私受到了保护,所以经常会对此抱怨不停,不过Facebook能够很快平息用户的怨气。然而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不仅仅是用户关注隐私问题,扎克伯格对此也很在意,他意识到Facebook最终能够成功的关键在于它能否保护用户的隐私。最近公司正在努力简化并加强隐私设置。
Facebook效应带来的社会变革并不一定全是积极的。每个人都开始公开自己的个人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已经变成了一个由展示者组成的国家或世界呢?很多人仅仅把Facebook看作生活的一小部分,这些人把Facebook作为自恋的平台而不是交流工具。其他人则质疑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甚至想法始终能够被朋友知道的话,他的成长和改变的能力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否会导致大量模式化的生活呢?那些天天呆在Facebook上的年轻人失去了体验真实世界变革的能力了?我们是否过分依赖朋友作为信息的来源?Facebook是否只能带来信息过载?我们是否会变得不那么消息灵通呢?
Facebook上成为他人的一个“好友”意味着什么呢?Facebook的用户平均拥有130个好友。而在现实生活中,你是否有可能真的有500个好友呢? (我有980个好友,在书中会详细写到这些。)那么Facebook的上限是5 000个好友,谁有可能达到?对于有些人来说,Facebook会产生一种友谊的错觉,时间长了以后会产生孤独感。至今还没有相关数据显示这一现象的范围有多广,不过基于我们对电子媒体的应用,在今后几年这样的问题将会受到广泛关注。
有一次,我和扎克伯格去了距离Facebook总部一两英里的一个很低调的法式餐馆吃饭。我们边等上菜边聊天。我问他在他刚建立Thefacebook(Facebook的前身)时是怎么想的,以及他是如何看待Facebook的演变的。得到的回答很直率,点到即止。他的耿直让人着迷。
“我的意思是说,假设你在大学里,整天会学习理论,对不对?然后你就会用这种抽象的方法来思考事情,这样非常理想化,也非常自由。所以诸如世界需要由人来治理这样的理论就会天天萦绕在你耳边,这些说法让我定了型,这也是Facebook将要改变的状况。”
“达斯汀、克里斯(他的哈佛室友)和我们一起上计算机科学课程的几个人经常坐下来聊天。我们会谈到世界的透明化趋势,(由于互联网的作用)随着信息的开放和分享程度越来越高,将会不可避免地改变重大事件的走向,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处于这些改变的风口浪尖之上……我们只是一群在上学的孩子。一点一点地——越来越多的学校想加入进来,然后是越来越多的人想要这个……然后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多,最后我们就只能‘哇噢’ 了。”
“后来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成了推动这些事情发生的领路人,然后就有点震惊了……我们那帮人一看就知道都是那种只说不做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只是在学校里聊聊关于信息透明后,人们改变世界或者管理机构的方式的变化——简单说来就是‘也许其他人不是去推动变化,只不过是让这个群组里的那些本来就有这种想法的人把这种价值观推广出去。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放弃,应该继续下去’。”他笑了起来。
马克·扎克伯格是那种从来都不服从权威的人,Facebook的建立就是因为他看不惯哈佛自己不愿意建立Facebook站点。然而他建立的Facebook使个体拥有了成为权威的可能,Facebook所提供的服务加强了每个人的档案和行为的影响力,使原有的权威黯然失色。扎克伯格在建立Facebook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力量加入进来,这使得用户们的影响力更加强大。
Facebook把全世界聚合在了一起,成了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所共有的文化体验。尽管它在刚刚起步时仅仅是一个19岁男孩的校内制作,然而现在它已经成了现代生活中前所未有的技术奇迹,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空间都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加入Facebook的用户年龄各异,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阶层,说着不同的语言。Facebook也许是历史上由完全不同的人聚合在一起的成长最快的团体。在智利和挪威,Facebook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美国本土。它改变了人们交流和互动的方式,颠覆了商人营销,政府监管的方式甚至包括公司运作的概念。它改变了政治的影响力,甚至在某些国家会影响到当地的民主进程。Facebook现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孩子们的消遣工具了。
如果你正在使用互联网,那么你肯定会想用Facebook。它是世界上访问量第二大的网站,仅次于Google,根据网络数据服务公司Alexa的记录,在全世界互联网用户中有29%在使用Facebook。在2005年秋,Facebook向高中学生开放,而在2006年秋,Facebook则面向全社会开放。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用户每天要在上面花费26亿分钟,用户的增长速率也高得匪夷所思——每个月增长6%。如果互联网用户和Facebook用户的增长速率保持一致的话,那么到2012年所有的互联网用户都会去使用Facebook。
当然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不过Facebook已经有了70种不同的语言,而且超过70%的用户是在美国境外。根据InsideFacebook.com出版的((Facebook全球观察》(FacebookGlobalMonitor)上的数据,在美国本土,有97%的Facebook用户是活跃用户。换而言之,Facebook拥有数量等同于32%美国人口的活跃用户,这听起来也许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在加拿大,全国人口的43%在使用Facebook。在智利,全国人口的35%在使用Facebook,而这个人数已经超过了智利全国网民数量的一半。当然,用户数最多的还是美国本土。而排名第二的是11个国家并列,按顺序是英国、土耳其、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印度尼西亚、西班牙、澳大利亚、菲律宾、阿根廷和哥伦比亚。根据((Facebook全球观察》的统计,用户数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的台湾地区、越南、马其顿、捷克共和国、泰国、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巴西。
与其他网站和技术公司不同的是,Facebook的服务是真正围绕用户展开的。它是一个可以使人们超越自己生活的平台,是一种新型的交流方式,它和即时信息、电子邮件、电话和电报差不多。在互联网建立之初,有人说每个人最后都将拥有自己的个人主页。而现在,这个预言真的实现了,不过这样的个人主页是属于Facebook这个社交网络之内的。Facebook通过连接所有的主页使人们拥有了全新的体验。
然而Facebook拥有的规模、成长速度和社交洞察力所带来的是一系列关于社交、政治、监管和政策的复杂问题。Facebook是如何改变用户与现实社会互动的?极权政府是如何应对新形势下的舆论力量的?对于这样一个由一家公司完全引导起来的上亿人的团体,我们又有何感想呢?如此大的用户群是否需要管理呢?我们把如此多的个人信息放在这个商业网站上是否有风险呢?像这样的问题会随着Facebook的不断扩张而越来越多。
本书将集中分析以上的问题。不过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是,Facebook是如何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个集体宿舍中一个躁动不羁的19岁男孩的想法开始起步的。只有知道了这些,才能去探讨Facebook是如何变成了一家如此惊人的公司以及它的未来走向。
第1章 从哈佛宿舍开始
我们已经掀起了哈佛大学内广受追捧的Facebook风潮。
2003年9月,哈佛大学大二学生马克·扎克伯格拖着一块两米多长的白板走进他在柯克兰宿舍楼的寝室。这种板是电脑高手用来激发灵感的工具,虽然它既不小巧也不灵便,画在上面的图表也只展示了一些大而化之却不易实现的想法。在扎克伯格住的四人间寝室里,只有通往寝室的门厅里能摆得下这块板子。就这样,计算机专业的扎克伯格开始了在白板上写写画画的日子。
板子上很快就写满了眼花缭乱的方程和符号,还到处延伸出弯来扭去的各种颜色的线条。而扎克伯格就站在寝室客厅里盯着写在上面的东西,手里攥着记号笔,假如有人经过就把白板推到墙边。有时,他会退到房间门口以便看得更清楚。作为扎克伯格的三个室友之一,达斯汀·莫斯科维茨回忆道:“马克真的喜欢那块白板。即使未必会让自己的想法更清楚明了,他也总想在板上把它们表达出来。”扎克伯格的很多构想都与互联网的新型服务有关。他花了大量时间编写软件,不去计较会碰到多少无法运算的问题,甚至工作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不对着白板演算的时候,他就会坐到书桌上的电脑前,沉浸在屏幕上呈现的计算中。屋子的一边是他没丢掉的成堆的饮料瓶和食品包装。
就这样过了一周,扎克伯格把他称为“课程搭配”(Course Match)的作品拼凑起来上线,形成了一个十分稚嫩的网络项目,他这么做纯属为了给自己找乐子。这个设想的目的是帮助学生们根据别人的选课来确定课程表。只要在网页上点击一门课程,就能发现谁报名选学这门课;或者点击一个学生的名字就能看到他选择了哪些课程。比如说在拓扑学课上有一位可爱的女生坐在了你身边,那你现在就可以知道她是否已报名学习下学期的微分几何课,或者你只需要点击这位女生名下的链接就能查看她选了哪些课程。连扎克伯格后来提起此事时也对自己的远见颇感自豪:“通过事物就可以把人联系起来。”很快,有数百名学生开始使用“课程搭配”。看重身份的哈佛学生觉得这种以人定课的选课方式相当独特,扎克伯格编写的程序正是他们想要的。
马克·扎克伯格个子不高,身材瘦削,浓密的棕色卷发下是一张带着淡淡雀斑的脸,这让他看起来根本不像19岁,倒更像是15岁左右的年纪。他常穿着宽松的牛仔裤,即使冬天也脚踩橡胶凉鞋,时常套着一件图案或文字让人出乎意料的T恤。在开发“课程搭配”期间他穿过的一件T恤上画着一只小猴子,上面写着“代码猴子”。周围都是陌生人时,他安静寡言,但那只是假象,因为一旦开口,他就成了另一个人。当其他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时,扎克伯格通常不会开口说话,而是盯着对方。他习惯于看着说话的人,自己完全保持沉默。假如对方说得很有启发性,他最后就会滔滔不绝地讲出自己的看法。可如果对方说得太久,或者谈话内容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他就会识破这一套,等对方讲完了,他会轻轻回一声“是啊”,然后转换话题,或者转身离去。扎克伯格深谋远虑,很有想法,考虑问题非常理性。他的书写细心工整,字写得很小,有时他就用这样的字迹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下那些长篇大论的观点。
女孩子们会被扎克伯格玩世不恭的笑容吸引。他身边从来不缺女伴,她们喜欢他的自信、幽默和对权威的不屑一顾。他经常摆出一副信心满满的表情,好像在说:“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正如人们所知,扎克伯格有一种不论做什么都可以让一切进展顺利的能力。到目前为止,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入学申请得到哈佛大学批准的前两年,他几乎赢得了在高中时期能得到的所有荣誉和奖项,获奖科目中有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古典语言。他还是击剑队队长和最有价值的队员,能读写法语、希伯来语、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哈佛大学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它既没有走亲民的大众路线,也不是曲高和寡,鲜为人知。扎克伯格就读的菲利普艾斯特中学是一所精英云集的高中,那里的学生能进入常春藤联盟的任何一所高等学府。不过,他转学到那所中学的原因却让人啼笑皆非。他之前在纽约市北部的一家公立高中上了两年学,后来觉得厌烦了才决定转校的。
扎克伯格的父亲是牙科医生,母亲是心理学家,他在家里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二,是唯一的男孩。他们家的屋子虽然在当地是面积最大的,但一直保持低调。整套房屋的地下室设有牙科诊室,其中一个巨大的养鱼池占据了大量空间。扎克伯格的父亲是个善于表现的人,人称“无痛Z医生”。他在网站上宣称“我们能让胆小怕疼的人满意”,他的家庭诊所外挂着一块招牌,上面画着一位惊慌失措的看牙病人,极具喜剧意味。扎克伯格的姐妹们也和他一样是学习尖子。扎克伯格从小就爱好科研,他的成人礼的主题是“星球大战”。
扎克伯格住的套间属于柯克兰宿舍里面积最小的那类。这种套间有两个卧室,每间卧室里都摆着上下床铺和一张小书桌。他的室友克里斯·休斯(ChrisHughes)是个浅黄色头发的英俊小伙,主修同志文学及历史,对公共政策有一定兴趣。这两个人把上下铺拆了,因为这样就没有人会睡在谁的上面,显得更公平。但如此一来,两张单人床就占去了卧室里几乎所有的空间,没有可以活动的地方了。那张书桌其实没派上多大用场,上面堆的都是废旧垃圾。另一间卧室里住着莫斯科维茨和比利·奥尔森(BillyOlson)。勤奋的莫斯科维茨留着一头爆炸卷发,主攻经济学,丝毫没有文弱书生的样子。而奥尔森是一个业余戏剧演员,天性顽皮活泼。
每个男生在套间的公共房间里都有一张书桌,书桌之间放着两把简易坐椅。这里像套间的其他地方一样杂乱,扎克伯格习惯在自己和别人的桌上随手乱堆乱放。他喝完了啤酒或红牛饮料就把空罐子留在桌上,一放就是几星期。莫斯科维茨的女朋友有时会过来把这些桌子收拾整齐,扔出去一些垃圾。当扎克伯格的母亲来到宿舍时,她会环视着屋子很不安地为自己儿子的邋遢向莫斯科维茨道歉,并解释道:“他从小到大一直有保姆照顾。”
三楼的这些小房间拥挤不堪,男生们生活在这里却比住在更宽敞的环境时更加亲密无间。扎克伯格生性耿直,有时甚至坦率得毫无顾忌,这一点也许遗传自他的母亲。尽管寡言少语,他还是这群人中的领导者,这仅仅因为他经常领风气之先。于是,直截了当就成了这个套间里惯有的交谈风格,这里没有多少隐瞒的秘密。四个人之所以能和谐相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知道每个人坚持的立场。因此,他们非但没有相互招惹嫌弃,而且还参与了别人从事的项目。
互联网是永恒的主题。莫斯科维茨几乎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培训,但天生热爱电脑编程。对于什么样的在线服务有意义,什么没有意义,什么可以打造一个优秀的网站,什么对此毫无帮助,什么会或不会不断减少互联网对现代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莫斯科维茨始终能巧妙地回答扎克伯格。刚开始,休斯对电脑还毫无兴趣,可半年后他也开始沉迷于讨论编程和互联网,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莫斯科维茨的室友奥尔森也经历了这种转变。随着扎克伯格提出一个个新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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