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标签：
内容简介：
《我知道的老兵故事》 作者：王外马甲
第一章
中国的老兵，与西方意义的老兵是有些不同的。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美国国会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极为煽情地这样表述自己几十年军旅生涯之后的引退——“老兵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悄然消逝”（Old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
麦克阿瑟的这段话，已成经典，没有人记得它的出处是一首西点军校军歌的歌词。
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位将军虽然虚荣、傲慢、缺乏政治头脑，却无疑当得起自己这段话。在莱特岛，老兵麦克阿瑟在第一线的战壕里漫不经心地行进，对面日军狙击兵的子弹只是运气不佳才没有打中这个“最大的目标”；在菲律宾，日军的自杀飞机撞中麦克阿瑟身边的军舰，爆炸和惨叫混成一片，正在为他测试心律的医生却感不到他脉搏的一丝变化。
出身名门而又忠诚地步入战场，在血迹中建立自己的功勋，而后可以挂着国会勋章在别墅中回忆杀伐的荣光，麦克阿瑟是西方军人的典范。在大腹便便的国会议员们中间，老兵麦克阿瑟的这段话，带着沙场的浪漫，也带着男人的自豪。
然而，假如你带着这样的印象，去看望我们自己的老兵，你会感到自己的感觉被刺痛。
我曾接触过许多老兵，有红军时代入伍的，有抗日时期参军的，还有抗美援朝战场下来的。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当年血与火的战场保持某种沉默。
许多次以后，我渐渐理解他们的心灵。
在他们的心中，功勋、奖章、英雄、荣耀，不过是过眼云烟，在他们的心中，自己并不是战争的胜利者，而是战争的幸存者。
“打仗不好，真的，打仗不好。不管什么事，再难也难不过打仗，再狠也狠不过打仗”——作者采访的中国老兵老邓这样开始他对战场的回忆。
我也曾在河北烈士陵园和一个守陵的老人倾谈良久，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块墓地，如数家珍地回忆着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老战友们。“如果不打仗，我媳妇本来是他的。”老人指着其中一块墓碑，微笑着略带哀伤。
老人的唐山腔柔柔的，怪怪的，让人想起赵丽蓉老太太。他戴着一顶褪色的绿军帽，帽檐已经软了，左手提着一只水桶，腋下夹着一把铁锹，浑身上下看不出一点军人气概来，我甚至有点儿怀疑他是否真是这里威名赫赫的英雄们的战友。
当要回去的时候，我伸出手去和老人告别。老人友好地放下桶和锹，伸出手来。
这时，我才忽然发现，老人右臂的袖子，在肘部以下空空荡荡。
“您……您的手？”
“在冀中十八团的时候，大清桥伏击战，鬼子砍的……他砍了我的手，我砍了他的头……”
依然是柔柔的唐山腔。
当老人和我告别，走回陵园的时候，那身影和街上任何一个普通河北汉子没有任何两样，悄然消逝在人群里。
那一刻，我忽然惊醒，就是这些出身于贫瘠的土地上，世代贫穷，梦里也不曾见过别墅和国会勋章的中国老兵们，在抗战中用自己的身躯筑起了血肉的长城，也是这些叨念着“打仗不好”的中国老兵们，把美国老兵麦克阿瑟将军像赶鸭子一样赶过了三八线。
他们都是最普通的中国人，一如我们的父兄。
普通的中国人不喜欢打仗。
他们没有读过多少书，参军也不是为了功勋和荣耀。
他们在放下枪以后，几乎是以欣喜的心情奔向自己的土地，他们本来就是老百姓。
他们为什么而战？
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一个大胡子日本兵拿着根硬木秤杆，见人就打。那时候，豫中的男人大都剃着光头，秤杆敲在脑袋上“噼啪噼啪”的响，逗得其他鬼子哈哈大笑。打到罗大扁担头上，秤杆断了，鬼子兵就端着刺刀在他头顶上来回猛挫，老头的头皮刺烂了，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流。人们又气又怕，可是谁也不敢反抗。
舞阳县“慰安所”里有四五十个慰安妇，大多是从北平、保定抓来的女青年，日军强迫她们穿和服、说日语，所以外人还以为她们是日本女子。
……
可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年年养的、政府养的兵呢？
平时成天把“民族大业”、“抗日救国”挂在嘴上的舞阳县长禹升联，遇到日本飞机扔炸弹，立刻就跑不见了，临走时还带走了政府的公款，搞得公务员的薪水和死难者的抚恤金都没有办法支付（1948年，禹升联曾经再度担任舞阳县长）；同样，成天标榜“救国”、动不动就威胁要“处置汉奸”的民团团总关震亚、尚振华，一见到日本人立马就投降了，当上“绥靖一师”的正副师长，自己先做了汉奸。
所以，当王三官被汉奸带着给一个个日本兵敬酒的时候，他终于放声大哭。
酒桌上的人都以为他是喜极而泣，纷纷开怀狂笑，可是，只有王三官自己清楚，他是为了亡国奴而哭。他哭被打死在炕头的新婚妻子是亡国奴，哭被烧死在家里的金豆、铁豆、土豆是亡国奴，哭被刺刀捅死的罗小扁担是亡国奴，哭在慰安所里受侮辱的说日本话的女学生是亡国奴，哭这个没羞没臊的俞大算盘是亡国奴，更哭自己也成了个亡国奴。
实在是被欺负得太狠了。
被外人被自己人欺负得太狠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终于拿起了枪，来保卫自己的国，来保卫自己的家。
于是，没了“好人王三官”，有了大别山根据地“累死也不丢下一个伤员”的模范管理员“王干劲”……
有了抵抗者潘秀辉
有了抵抗者潘晓
有了抵抗者潘命
有了抵抗者潘让
有了抵抗者蒙老拉
……
他们未必是纯粹的军人，有的甚至干脆不是纯粹的好人，他们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父兄。他们拿起枪，没有麦克阿瑟的浪漫和对功名的渴望，只是为了和平而战，为了保护我们的子孙不受欺负，我们的姐妹不受凌辱。
在中国最为贫穷危难的时刻，他们做到了。
在北京木樨地的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宽敞的大厅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发色已白，腰板笔直的老人，他们略带迷蒙的目光，常常让我们猜测那背后的故事。
我曾目睹这样一个老人，在留言簿上匆匆挥毫，而后蹒跚而去。
留言簿上墨迹未干的是四个苍劲的大字——“和平万岁”。
我们不喜欢打仗，我们只是为了不受人欺负。
也许，这就是黄晓峰先生这本书的真谛。
写到此处，夜已苍茫，在和平的夜空中，或许可以看到中国老兵们悄然隐去，只留下我们父兄明亮的眼睛，在灿烂的群星之间。
谢谢，和平的守卫者，谢谢，中国老兵
第二章
小时候爱听故事，尤其对打仗的故事感兴趣。那时候左邻右舍的老兵多，有的抗日战争扛过枪，有的解放战争渡过江，有的抗美援朝负过伤，有位同学的父亲还是董存瑞的战友，参加过解放隆化的战斗，于是我们全体小孩一致认为该老头儿错过了大好机会：“真傻，怎么不去帮董存瑞举炸药包？”搞得那同学也十分沮丧，回家责怪老爹没给自己挣面子，却浑没想到如果他爸爸当初真的去抢了董存瑞的光荣，以后就没他们几兄弟什么事了。
小孩子关心打仗，大人们却不大乐意说。即便好不容易开了口，也是才讲了三分钟就把话题从战场转到了学校，“我们解放军打仗靠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所以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听老师的话，不许调皮捣蛋……”。哎呀呀！我们只好扭头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埋怨大人不开窍——要是我们打过仗，一定能当战斗英雄，把奖章挂在胸前，见人就讲自己的事迹，那是多么的威风。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盼望打仗。成天惦记着解放台湾、消灭帝国主义、把红旗插遍整个地球，即便是牺牲了也不在乎。
离我们学校三十公里远的小山村里有个红军坟。有段时间，我们每逢清明节的时候都要到烈士墓前献花和宣誓，既接受了革命教育，也相当于搞了一次春游。可突然有一年学校就不让去了，原来那坟墓里不仅埋着红军的遗体，还埋着白军的尸首。事隔多年，墓里的骨头混成了一堆，分不清谁是红的谁是白的，弄得上级领导十分难堪。
但这件事情却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原来敌人也是有坟墓的。”以前在电影里看打仗，解放军一端枪，国民党就被放倒了，等到胜利的时候，战场上干干净净，只瞧见成群的俘虏，死人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闹了半天，他们的尸体也是需要处理的呀！
再后来，我们就长大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组织部门开展对“冤假错案”的善后清理，审查“平反人员”的档案、将其中的诬陷材料和交代材料撤除销毁。我参与了这项工作，并因此知道了许多从前闻所未闻的故事，知道了胜利背后的代价，知道了阵亡者不仅有尸首，还会有亲属，知道了战争的伤痛不会因为枪声的平息而停止，知道了战争带给人们的不仅有辉煌的荣耀还会有痛苦的记忆。
于是，我有点明白了那些经历过烽火硝烟的老人们为什么不太愿意宣扬自己的经历，也有点明白了刻在成都武侯祠廊柱上的那句话——自古知兵非好战。
如今社会进步了，现在的孩子们已经不再向往着“把红旗插遍全球”，即便在打闹的时候也懂得要装扮成超人，把口号换成了“维护世界和平”。但军事题材的故事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毕竟，人类的历史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与战争有关系；毕竟，千古文人侠客梦，读书的脑袋里时常会有仗剑走天涯的冲动；毕竟，理想的热情之中总有一种蓬勃积极的东西，鼓励着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有关战场和英雄的传说，永远会给人们的心灵带来莫名的冲动。
时代进步了，互联网的普及丰富了人们了解战争的手段，现在的我们已经用不着守在老兵的身边等着听他们回忆往事，只要把鼠标移动几下就可以查寻到各国军队的历史和现状；并且，电脑也方便了人们的战争观的表达，坐在书房里面就可以对着全世界高谈阔论，过去需要经过无数次演讲才有可能传达的呼声，如今轻敲键盘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于是，对战争资料的判读不再是某些专业人员的特权，在网络上涌现出大量的军史爱好者，其涉猎范围之广、理论水平之深，都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
谈兵论史的朋友，有的善于考证细节，有的乐意“揭秘翻案”，有的崇拜英雄、时刻为自己的偶像呐喊摇旗，也有的在烽烟里寄托个人愿望、恨不能穿越时空去称王称霸。人各有志，这都无可非议，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把所谓的“战史”当作政治史、社会史，甚至思想史来看待，我更关注战场环境中人的思想变化以及战争压力下社会矛盾的冲突，因为我觉得，虽然战争的胜败早已过去，但隐藏在以往那些战争中的社会规律却依然存在，说不定能够影响现在和将来。
如今，有关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英雄的事迹在人们的传唱中充满了传奇色彩，铁血豪杰的光辉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宛如天神，于是很多人愿意相信英雄天生就是可以适应战争的，相信只有战争才能够使英雄的性格得以张扬。很多人以为勇敢的战士就一定会喜爱战场，就像优秀的演员一定会眷念舞台一样……但我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至少我所知道的老兵们都从内心里深爱着和平。战争对他们而言只是人生历程中的一段插曲，他们更看重生活本身，看重贯穿生活之中的诚实、认真和公平的理念。
在我的眼里，英雄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从来就不是水火不侵、刀枪不入的战神。
诚然，战争需要神话，但研读过历史的人就会知道，神话和谎言一样都会掩盖真相本身。所以我想把自己知道的几则老兵的故事告诉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英雄们非凡业绩背后的平淡心境，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只有真正珍爱生活的人才能够勇敢地面对战争。
战场和英雄的传说永远会给人们带来冲动，但是，当我们崇敬烽火中的勇敢和光荣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了诸葛亮祠堂前的那句话——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第三章
马甲小时候，爹妈是修水电站的，家就住在工地上。那时候的住宅都是一溜平房，中间的住户房间少，两边的住户房间多。马甲家住的那排房子，左边尽头是老邓家，右边是老王家，老邓头和老王头都是老工人，都参加过抗美援朝，还都立过功。
老邓老王都挺能生孩子，只不过老邓家生了六个儿子，一个闺女也没有，老王家却是清一色的五个丫头，气得老王经常打老婆。老邓和老王关系极不好，彼此争吵打闹频繁（老邓太瘦，打不过老王），可邓家孩子却和王家孩子关系极好（王家老四后来还嫁给了邓家老二），所以老头打架，两边子女从不帮忙。刚开始的时候，书记还来劝架，说你们都是复员军人应该有觉悟什么的，老王眼一瞪回答：“觉悟？老子揍他就是帮他提高觉悟！”书记以后就不露面了。
马甲小时候也不喜欢老邓，觉得他不仅小气而且爱占小便宜，比如他拿公家的红油漆去和农民换鸡，然后又把鸡卖给马甲家，比如马甲亲眼看见他在玉米地里偷粮食……现在马甲成家了才明白，三十多块钱的工资，农村老婆六个儿子，不这么做真会饿死人的。
老王头的形象则光辉得多，他是起重工，体格强壮嗓门洪亮，他的老婆不但漂亮而且有文化，是技术科的描图员。
老王老婆有文化，自己却没文化，他是要饭的出身。在当时，复员军人、立过战功、要饭出身，这都是响当当的红色招牌，所以有次学校里搞忆苦思甜，就请老王做报告。
会场上，老王站直身体、手抚话筒、山东口音、声情并茂：“在万恶的旧社会，俺们渔民穷啊，天天吃鱼、天天吃鱼，俺腿脚利索，就去济南要饭了……”天啊，马甲家想吃鱼，得凭票，还得排队，可人家老王解放前就能天天吃鱼了。当时底下就有人嘀咕“敢情老王要饭不是因为饿，是想换换口味啊。”王家老五是马甲的小学同班，小丫头本来就不乐意她爹宣布她家要饭的事，现在再听别人这么议论，登时就气哭了。在那天的忆苦思甜大会上，高呼口号、情绪激动的人很多，但真正流出热泪的，估计就她一个人。
老王家虽然只生产闺女，但老王却很喜欢别人家的小子，所以马甲得以时常出入王家，混吃混喝。老王盲目崇拜知识分子，对马甲爹妈这样的穷酸老九卑躬屈膝，却很少讲自己打仗的事，若是问他，也只是说“老子是皮定均的队伍”。碰巧有次老王饭后得意，才讲到他立功的经过。
那是在西方山战役中，老王他们连奉命去攻击一个山头阵地。“说是一个连，其实比现在两个连的人还多。而且那个山头已经争夺过好几次了，所以虽然是晚上，大家也知道往哪里冲。”
“怎么冲锋？就是跑呗。使劲跑，也不打枪，打枪打炮是后面部队的事，我们就是跑，先跑到山上再说。”
在接近敌方阵地之前有一个火力封锁区。“在那里死得人最多了，子弹扫过来像刮大风一样，前前后后的人不断地倒，也没功夫去看是死了还是受伤了。”
“有没有假装受伤趴在地上的？”马甲厚颜无耻地问。
“我不知道，那时候当兵的人不聪明。反正我没事，跑过去了，跑到了再一看，冲过来的人只剩下一半。”
事隔多年，马甲体会到当时自己的问话其实很无聊。在激烈的战斗中，出现一时的惊慌是可以原谅的，在枪林弹雨面前，能奋勇向前冲锋的当然都是英雄，但一时慌张趴下的，却也可以在以后的战斗中成为好汉。
“冲到跟前敌人就慌了，枪也打得不整齐了，我们就开始喊。我不会喊口号，什么缴枪不杀、举起手来，我不会，我就是叫，乱喊。”呵呵，马甲想起老王和老邓打架的时候，也是不喊口号，抱在一起“呀呀”地叫。
敌人阵地前沿虽然火力弱一些，但地形却更险恶。“坡陡，有铁丝架子，有地雷还有炸弹。”
在复杂的地形面前，老王头摔了一跟头，“嘴摔破了，满脸血，枪也掉了，枪滚到坡下面去了……我不敢去拣枪啊，战场上往回跑是犯纪律的，我就拿帽子做了个记号，抓着手榴弹接着冲”。
“为什么要做记号啊？”马甲傻乎乎地问。
“天明了还得来找枪啊，枪不见了是要罚做检讨的。”
“冲上去以后看不见我们班的人，我就顺着沟往里跑（老王把战壕叫做沟），那时候到处都响枪，也不知道哪里有多少敌人，反正我就是往里跑，也不是瞎跑，跑的时候还是勾着腰。”（“勾着腰跑也是瞎跑”王家小姐如是说）
“跑不多久发现前面黑糊糊猫着几个人，再走几步就看清是鬼子在安机枪，我就丢手榴弹了。”
“没炸着，手榴弹扔沟边上滚外面去了。但他们看见就跑开了，三个人，跑了两个，我追上去按住一个。”
“那家伙不行，我一按着他，他就坐地上。我就揍，把他揍哭了……”（真的哭了？）
“真的哭了，抱着脑袋哭呢，我闹不清该怎么跟他说话，就把他扯回到机枪那里。”
“抓了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先把机枪搂下来，我不会用机枪，就这么抱着，他蹲着，我站着看”（忆苦思甜大会后，王家五小姐回家哭着指责老王，理由就是“你连机枪都不会用，还好意思去忆苦思甜”，嘎嘎）。
“后来某某某（老王说了名字，马甲忘了，应该也是马甲爹的同事，只是马甲年纪小，不认识）来了，我问他怎么办，他说交给连长，连长在后面。我带着俘虏往回走，这才知道大家都在后面，刚才是我一个人冲上来了。”
“后来？再后来就是鬼子跑了，我们守阵地呗。”
“哦，还有，我把俘虏交到文书那里的时候，才发现这家伙还挂着把手枪呢。先前黑糊糊地没注意，还真他妈危险。”
“手枪？那俘虏是个军官了？”
“不是，是个兵，美国小兵也有手枪，真阔气。”
“王伯伯你真勇敢”，马甲小小年纪就很会拍马屁。
“呵呵，老子是皮定均的队伍，打仗么，不勇敢还行？”
正当这时候，马甲娘来了，“马甲，你缠着王伯伯干什么？回家写作业去！”
“我在听王伯伯讲英雄事迹呢。”
“呵呵，我有什么英雄事迹”，老王头一见到臭知识分子就特别谦虚，“我打了两年仗，连伤都没有受过，得个二等功算是拣便宜了，像那边那位（老王指指左边），才是真正受过伤、立过一等功的呢”。
什么！搞错没有？那个偷农民包谷的老邓，那个被老王一把就推到水沟里面去的老邓头，居然是个一等功臣？
我顿时来兴趣了。
第四章
马甲很早就知道老邓也是个复员军人。但马甲对他从来不感冒。
马甲很少去老邓家。在马甲的印象中，老邓家的门口永远是乱七八糟的，干干瘦瘦的老邓和模样有些吓人（脸上有块大疤）的老邓的老婆就忙忙碌碌地穿梭于各种杂物之间。
老邓家的孩子无论大小，一律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从不在外惹事，专门在家练拳，所以不管什么时候经过他家，都可以听到打闹和哭喊的声音。尤其是邓家老五，这倒霉孩子好像成天不是被他哥揍就是被他爹打，反正一年四季都坐在门口哭，从来就没消停过，直到现在，马甲闭上眼睛使劲想，也想不出他不哭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模样。
老邓和老王都有使用“家庭暴力”的毛病。只不过老王是专打老婆、不打孩子；老邓是专打孩子、不打老婆。所以，老王家的闺女见了老王可以揪耳朵，老邓家的儿子见了老邓只会打哆嗦。
马甲家人对老邓的评价各不一样，各有各的道理。马甲的观点在上一段里已经说了，是“小气而且爱占小便宜”，马甲爹的观点是老邓“老实、正派”，而马甲娘的观点却是他“心好、重感情”，这就和马甲我的直观感受完全相左了。
马甲爹的观点主要来源于工作。
比如有件事是这样的：老邓头是木工。水电建设的木工分好几种，有什么内木、外木、细木、大木等等，具体的界限不大清楚，大概细木是做精加工的，在屋里干活，有技术；外木是搭建筑架子的，在工地上干活，比较苦。老邓属于细木工。
1974年夏天，工地抗洪的时候，脚手架被冲倒了几座，外木班二十六个人死了十七个。这时候需要再调人干外木，可没有人敢去了，于是就开会动员。书记在会上说，党员要带头，有经验的老同志要带头。老邓不是党员却是老同志，他看书记说了一两个小时还没人吭声，就举了手。书记问：“老邓你要去？”老邓说：“我原先是从外木班出来的。”他就讲了这么一句，原来在外木班干过的人都坐不住了，都举手。结果调回到外木班的人比原来的编制还多了几个。后来有个也回到外木的师傅不甘愿，认为是老邓害了他们，马甲爹一反平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作风，严厉加以反驳，并且评价老邓“老实、正派”。
马甲娘的观点则主要来源于对其家庭生活的隐私探密了。
老邓的老婆，马甲叫她“邓妈”（那时候我们工地上的习惯很怪，有正式工作的女士就有名有姓，没工作的女士是“家属”，其称呼是在丈夫的姓后面加“妈”或“姐”，不知其他地方有这个情况没有）。这个邓妈身体不好、人也丑，很少出门，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和马甲娘关系比较亲密，时而在一起嘀嘀咕咕，马甲娘也因此知道了邓家的一些历史情况。
老邓和邓妈都是山东一个什么地方的人，同乡。老邓祖上是开车马店的，邓妈家则开木材铺，俩人的爹是拜把兄弟。邓妈很小的时候，她爹就把她许给了邓家，但不是许的老邓，是老邓头的哥哥大老邓。快解放的时候，邓妈家的木材铺遭了场大火，家人死了好几个，东西也烧光了，只好回到乡下种地。邓妈虽然没死但受了伤，脸上也落下好大一块疤。
解放以后，老邓的爹老老邓头安排大老邓娶邓妈，大老邓一想到姑娘脸上的大疤就头痛，干脆报名当军工，去帮志愿军搞运输，没想到半年后牺牲在朝鲜了。老老邓头是个守信义的汉子，大老邓死了，他就命令其弟弟继续娶邓妈，这下该老邓着急了。
老邓比邓妈还小两岁，他那时的惶恐是可想而知的。情急之下，他也想起用大老邓的办法。可是，当时家乡又没有招录军工的，一咬牙，老邓就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反正老老邓再霸道，他也不敢反对抗美援朝。
1956年，当老邓再回到家乡的时候已经是复员军人，有正式革命工作的人了。面对曾经扛过枪、打过仗、受过伤的儿子，老老邓头也不敢耍横再要求什么。探亲假快满的时候，老老邓头说，咱们不娶人家了去看看人家就当走亲戚吧。老邓说可以啊，拎着盒点心就下乡准备住一晚就走人回单位继续美好人生。
邓妈这时已经是农民。她家解放前在乡下有几块地，因此解放后就评了个地主。可她家偏偏又没当过地主，在城里开了两三代木材铺，家里几乎没有人懂得怎么种地了。这么一来，在贫下中农监管下自食其力，其艰难困苦自然就可想而知。老邓去走亲戚的时候，邓妈家已经知道这件婚事不可能了，人家也没说什么，吃饭客气几句天黑各自睡觉。
寂静中，邓妈想起往事，想到现在、再想想将来，不禁泪下，不知觉里竟哭了一夜。隔壁，老邓听见哭泣夜不能寐，夜不能寐翻身坐起，翻身坐起听见哭泣更加夜不能寐，夜不能寐听见哭泣不由得思绪万千……
天还没亮，老邓去敲邓妈爹的门，进门就说：“让她跟我走吧。”
于是邓妈就跟着老邓走了，于是老邓就有了六个儿子。
马甲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很好笑。老邓为了躲邓妈宁愿去打仗，连死都不怕，结果别人哭了一晚上他就投降了，这不是没出息嘛。
马甲娘于是批评马甲小孩子不懂事，并说人家老邓“心好、重感情”。
马甲爹和马甲娘无论怎么评价老邓，马甲都不感兴趣。可是，自从老王头透露老邓居然是个一等功臣，马甲就不得不注意老邓了。
注意了半天，马甲还是没有办法对他感兴趣。俺马甲虽然年纪小没参过军，可打仗的电影毕竟看过不少，对于如何正确辨认红军和白匪军、如何正确识别一般战士和战斗英雄还是很有经验的。比如老王那般满面红光、孔武强壮的形象，说他是黄继光的战友都没问题，可看看老邓，面黄肌瘦、愁眉苦脸，连走路的姿势都是鬼鬼祟祟的，这样的家伙别说是英雄，就是当个志愿军战士也给中国人民丢脸。所以，马甲很怀疑老王头是不是又在骗人（这老头经常拿小孩子开心）。
于是决定再次去找老王核对一下。
为防止老家伙耍诈，聪明的马甲采取了迂回询问的方式：“王伯伯，问你个事。”
“啊？”
“那个邓伯伯和你都是志愿军吗？”
“啊，是。”
“那他和你是一个部队吗？”
“啊，是。”
“那他也是皮定均的队伍，也和你一样勇敢喽？”
“啊，勇敢。啊？……哈哈哈，他不是皮定均的队伍，他是朱正常的队伍……哈哈哈……”
这时候，老王的老婆出来了：“别胡说八道，小心人家老朱听见不高兴！”
“怎么是胡说。他就是朱正常带的兵嘛，朱正常就当过他的连长嘛……哈哈哈……”
朱正常？那个修理汽车的老工人朱正常？那个经常来找马甲爹下象棋的老头朱正常？他还当过志愿军连长？他原来就是军官怎么现在反而成了兵了？
看见马甲茫然的样子，老王老婆笑着说：“别理你王伯，回家吧，问你爸爸就知道了。”
看来，真的只有去问马甲爹了。
第五章
朱伯伯比老王、老邓的年纪大，是个挺温和的老头，喜欢看报纸也喜欢下象棋。记得当时他有句名言：“看报嘛，要懂得看《参考消息》；下棋嘛，要懂得边路马。”所以马甲爹下棋的时候，总是对他马的去向十分紧张。
老朱走路慢吞吞的，什么时候手里都端着个大号的搪瓷茶缸，浑不像当过兵的人。他儿子朱小明倒是参过军，海军。记得当时陆军还是在穿两个兜、四个兜时，马甲我看见朱家哥哥的无檐大盖帽，简直激动得要命。朱哥哥后来上了大连海军学院，再后来又去了美国。上大学以后去留学的人马甲见得多了，可上过军校再去留洋的，马甲还只听说他一个。老朱头现在跟着女儿定居澳洲，估计再想下象棋就难找到对手了。
在当时，马甲爹对老朱的事不大愿意讲。好在马甲娘倒不在乎什么，痛痛快快地就说了。
老朱的前半生是由两次稀里糊涂决定的，第一次就是他当兵。
老朱是徐州人，他的家乡在解放战争的一段时期内属于国共双方的拉锯地带。当时老朱中学还没毕业，放假的时候，他跑到乡下的同学家玩。玩了没多久，国军来抓丁，两人赶紧到柴房里躲起来。老朱腿勤点，爬柴堆顶上趴着，同学腿懒点，钻柴堆后面藏着。国军进来，两刺刀就把他同学给捅了出来，老朱却没被发现，躲过去了。可老朱这位同学后来当了什么军警，欠了血债，解放后被镇压了，临了时，为证明自己当初是被迫的，就把老朱给供出来当证明人，弄得老朱自己好久都说不清楚（比如老王头就说过“老朱是混进革命队伍的”之类的话）。
当时听说国军还在附近抓丁，老朱一时就不敢回家，继续在同学家呆着，反正国军刚刚来过不至于马上再来。
呆了两天，国军没来，共军来了，老朱连忙又跑回柴房的柴堆顶上。这次共军倒没有去搜查柴房，可他们挑水、担柴、扫院子，住下了。一来二去，大家就发现了老朱，一来二去，大家也就认为应该给这小伙子做做工作……于是乎，老朱在躲过了反动派军队之后，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解放军。
老朱也立过功，但那不是在战场上。渡江战役时，老朱是营部的文书。部队解放南京后，老朱也跑进城里逛，逛来逛去就发现问题了。那时候进城部队多住在旧官邸、资本家公司或者教堂寺庙内，于是有人就把门窗拆了做床铺、有人随地大小便，还有人放任老百姓乱拿东西乱抬家具……老朱觉得这样不好，就写了封信交给军管会。没想到军管会很重视，不仅给老朱记了三等功，还把他调去参加纠察工作。
1952年的时候，老朱回到家乡（那时候徐州归属山东），在军管会从事征兵工作，老邓他们这批人就是老朱后来招的补充兵，兵龄比老王头他们晚。等他们到朝鲜战场，皮定均已由军长升任志愿军副司令，军长也换人了。因此，老王头才会说“老邓不是皮定均的队伍，是朱正常的队伍”——现在想起来，我明白老王头之所以做如此声明，其实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工龄比别人长。毕竟在那时，工龄是个很重要的标准。
老朱把老邓这些补充兵带到朝鲜，顺便也就把自己补充成了连长，这是他这一辈子唯一一次担任主官。但也许他确实不是当主官的料，所以没多久就到团部去当参谋了。按道理，这“参谋不带长”虽没什么大权力，却也不容易捅啥漏子，可老朱这参谋却稀里糊涂犯了个大错。
金城战役前期，需要部队进行战术穿插。事前，师、团各级开会传达作战意图，老朱都参加了，并且还跟随朝鲜向导去观察了穿插线路及参照物，回来制作了沙盘。战役开始前，朱参谋被分派到穿插部队，负责给一个经过加强的营级单位带路。这本是小事一桩，可到了晚上，部队出发了，在山里面转了两圈以后，平原地里长大的老朱就迷了路。他还不好意思说，闷着头边走边琢磨，部队也就跟着他瞎跑。就这么跑了大半夜，连带队的那个营长都觉得不对劲了，扯住老朱问怎么回事，这位带路的参谋才说：“可能走错地方了吧。”
这下可把营长吓坏了，赶紧命令停止前进、就地隐蔽，派人原路返回报告情况。要知道，穿插行动走错了位置，不仅穿插部队被消灭是理所当然，还有可能提前暴露战役意图。后果很严重啊！结果，老朱带领的这支部队没有能够参加战斗，退回出发地域了。
这件事如果处理得严肃点，枪毙了老朱都不冤枉。可大概因为金城战役各部队后来打得都不错，再加上老朱多少是个知识分子，最后只是把他的职务撤了，让他去给伤兵上文化课，朱参谋就成了朱教员。等到部队回国，老朱又碰上反革命同学的事，于是教员也当不成了，复员，修理汽车去。
老朱其实是个极富智慧的人，还记得每当夏夜纳凉，听老朱讲史论文、谈天说地的人总围了一大圈；也记得老朱家的各类书籍报纸比马甲家要多得多。但老朱的智慧和知识与军队无关，在战争面前他永远是笨拙的。试想，如果当年的暑假，他没有跑到同学家的柴房里面去，如果当年他能够继续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他也许会是个优秀的文人吧。作为军人或者工人的老朱，与作为文人的老朱，哪一个的生命会更丰满一些呢？
老朱并没有选择军队，是军队选择了他。他参加解放战争，是胜利者的一员，参加朝鲜战争，仍是胜利的一员，作为军人，他是幸运的。但是，马甲却总是在想，今天，当年过古稀的朱正常先生在异乡的星空下追忆往事的时候，是会更多地庆幸战争给了他胜利者的光荣、亦或是遗憾战争割裂了他人生的轨迹呢？
如果军队是个熔炉，那么战争就是这个熔炉冶炼精品的过程。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适合丢到炉子里去的，比如老朱；但有些材料却可以在熔炉中焕发光彩，比如老王。军队给了老王头机会，战争使他的一生都充满了轻松与自豪。
那么，同样的这场战争，带给老邓的又是什么呢？
第六章
马甲从朱伯伯那里得到确认：老邓确实是个勇敢的志愿军战士，受过伤，是残废军人，也立过一等功，并且他立的功还是双料的，既有中国的证书，还有朝鲜的勋章。这顿时让马甲产生了无限的崇拜。
但是，与老邓头交流却是件十分困难的事。一则是因为老邓内向，平时话就少，很少搭理我们这些小孩；二则是他打儿子打出了名，弄得周边的小子们都有点怕他。所以有好多次从老邓身旁经过，马甲我只是站着张了张嘴，却始终没有敢问什么。
就这么过了几个月，机会终于来了。
那一天，马甲爹到野外搞测量，遇见山上两头牛打架，打着打着，其中一头牛就被顶到坡底下去了。不久，生产队长赶来，看看倒在坡下的牛，发现腿摔断了。那时候当地的老百姓是不吃牛肉的，所以生产队长吩咐：“把牛杀了，皮剥了，埋掉。”马甲爹认识这个队长，立即上前去套近乎，结果商量下来，用两件棉大衣（灰黑色的劳保服）换了整头牛肉，这可真是天大的便宜了。
到现在也不清楚那些牛肉到底有多重。马甲只记得放学回家时看见好多人围在家门外的公用水龙头旁边等着分肉，住在附近的人家基本上都来了。说是分肉，其实也没什么标准，就是胡乱地把牛肢解了，大家根据自己家庭人口情况随便拿走一块两块的，无论多少与好坏，一切凭自觉。结果这样拿到最后，竟还剩下一大堆，马甲娘就做主送到老邓家去了。老邓很感激，晚上就端了一锅煮好的牛肉送来，马甲爹推辞不掉，只好去邀请了几个同事一起来会餐，朱正常伯伯也带着一塑料壶白酒来了。
大人们谈论什么，马甲不关心。可是，等他们海阔天空聊得差不多的时候，马甲就希望听战斗故事了。
“邓伯伯，讲个打仗的故事吧。”
“打仗有什么好讲的，打仗不好。”
“哎呀，小孩子爱听，你就说说嘛。”马甲娘总是护着马甲的，看见马甲失望的样子，她便帮着求情。于是，片刻之后……
“打仗不好，真的，打仗不好。不管什么事，再难也难不过打仗，再狠也狠不过打仗”。马甲记得非常清楚，老邓的讲述是由此前言开始的。
参军之前，我也不知道打仗是什么样，可1953年到朝鲜，还没上战场我就知道了。
那时候，还是由朱教员带着我们（老邓头一直都称朱正常为朱教员），徒步行军到常德里，一路上美国飞机经常来轰炸，飞机一来我们就隐蔽，有时候敌人飞机飞得很低，机枪能把地上的树都扫断。记得那天是白天行军，当时公路已经被敌人炸坏了，有许多朝鲜老百姓在抢修，我们的队伍就挨着他们旁边走。就在这时，美国飞机突然来了。
我们的部队已经发警报了（就是急促地敲锣），可朝鲜同志却没有及时隐蔽。据说朝鲜方面有规定，与志愿军同时遇到袭击时要先掩护志愿军。当时我们不知道，还以为他们不懂防空，有的人就去拉他们，结果他们反而跑开了。
空袭过后死了不少朝鲜人。要知道，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老百姓，死掉的都是彼此的亲人。可是，在现场，没有人哭，一点哭声也没有。离我不远有个女同志，背上背着个一岁大的孩子，当妈的没事，可孩子被弹片打死了。她解下孩子，抱着看一看，放在路边上，然后就拿着锄头继续修路——那是很年轻的一个妇女啊，把脸都憋青了，可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出来！你相信吗，这时候要是冒出来个美国鬼子，大伙都能把他吃了！战争呀，把人的心都练狠了。
“朝鲜人民的确很坚强”，朱正常接着老邓头的话说，“都说朝鲜电影哭哭笑笑，其实战争期间我很少看见朝鲜同志哭。即使是在医院，我们的新兵也有哭的、有闹的，可就没见朝鲜同志哭叫过。说起来，哭得厉害的就两次，一次是1953年停战，医院里所有人都哭，战士哭老百姓也哭。再一次就是1955年我们回国，头一天，人民军的李团长说要把我们抬着送出营地，我们团长说，你一个团我也是一个团，你怎么抬我？李团长说你就是一个师我也要抬。结果第二天人家真来了两个团，加上老百姓，人山人海啊，愣是把我们一个个从军营抬到了火车站。大家舍不得啊，哭啊，人民军的小姑娘，围着火车车厢唱歌，哭了唱，唱了哭的……那都是真感情啊。”
说到这会，马甲想听的打仗的事还没开始呢，这怎么行。“邓伯伯，你还是讲你打仗的故事吧。”
“我打的仗少，春节过后上前线，端午节就下来了，没什么好说的……”
“哦，可不能这么讲”，朱伯伯又插话了，“老邓你第一次作战受奖，最后一次作战立功，很勇敢的嘛”。
据老朱介绍，老朱老邓他们于1953年2月到常德里集结，那时候二十四军正担任上甘岭地区的防御任务，春节过后，他们这批人员被补充到七十师。老邓到一线连队，先是在下甘岭二号阵地，后来又转到上甘岭的东南阵地；老朱则到团部任参谋（敢情他这个曾经的连长是从来没带队打过仗的），到团部先熟悉了几天业务，第一次看战报，老朱就在各营上报的嘉奖名单中看到了老邓的名字。
“其实，那天我什么也没听见，我都冻木了”，老邓开始叙述他的第一次战斗，“那天我跟着魏班长他们放观察哨……”
1953年上半年，上甘岭地区的作战方式主要是坑道防御。据老邓描述，坑道是建在山背后的，有大有小，大的能藏一个连，小的只能躲几个人。平时部队都在坑道里，山脊的阵地上只留几组观察哨，除了固定观察哨，还有流动的侦察小组（这“流动侦察小组”或许就是现在所宣传的狙击手？）。放观察哨的一般都是有经验的老兵，老邓这样的新兵能参加这个任务，是因为他“有时间”。那时候全连上下谁都没有手表，连级干部掌握时间要也靠闹钟，而闹钟就装在个木盒子里，由通讯员挎着（连长问：“时间？”通讯员就赶紧往木头盒子里看一眼）。通讯员的另一个宝贝是手电筒。所以他日常三件事就是擦枪、检查电池、给闹钟上发条。老邓说，当通讯员的最怕摔跤了，因为一个跟头下去，人伤了没什么，闹钟和电筒可都是带玻璃的宝贝，摔坏了可不得了。
各观察哨位需要掌握时间，由于老邓这时已是指导员的通讯员，于是他就带着盒子闹钟参加值班了。
老邓当通讯员的原因有两个版本。以老朱的说法是，他们这批补充兵四川人多、山东人少，而70师的连营级干部大多是山东人，所以老邓当通讯员是因为了老乡的缘故。可按老邓自己的说法，他当通讯员是因为他会用留声机。原来，老邓到连队报到的时候，连长和指导员正在为一个洋玩意伤脑筋。前几天，兄弟连队搞了次成功的夜袭，弄回不少好东西，他们连长跑去“分浮财”，别的没要，就抱回来一台留声机。连长和指导员都知道这是个能唱歌的机器，可就是怎么摇它也不响。老邓毕竟当过车马店的少掌柜，见过世面，在旁边看了一会，忍不住告诉长官，留声机是需要唱片配合的，没有那个圆盘盘，这台机器唱不了歌。连长和指导员一听恍然大悟，连夸老邓聪明，决心把他留在身边好好培养。于是乎，老邓就当上了指导员的通讯员。
那天晚上，老邓参值的观察哨在2号阵地的最西侧，差不多相当于下甘岭与上甘岭的结合部。哨位上除了老邓，还有一个姓魏的班长以及另外一个战士。
朝鲜的2 月份是很冷的，夜里4点20分，就在老邓被冻得木头木脑、不知所措的时候，魏班长忽然悄声说“注意听，好像有动静……”
第七章
1953年，在上甘岭地区与志愿军二十四军对峙的联合国军始终保持有三个师以上的兵力。美军和南韩军队虽然时有换防，但在下甘岭方向，七十师的正面一直是南韩的首都师。
据老邓说，不同的部队有不同的作战习惯，区分美军和“李伪军”也很容易。比如夜间，美军有打“值班炮”的习惯，美国坦克冬天不熄火，隔一会就往我们这边打几炮，这种炮发射位置不固定、间隔时间不固定、弹着点目标也不固定，很麻烦。有一次，祖国慰问团的一个团员就不幸被“值班炮”击中牺牲了。在上甘岭，由于敌我双方阵地较近，美军还打“值班机枪”，打照明弹，时不时用大口径机枪通通通地扫射我方阵地。所以，我军在做前沿运动和军需运输时都必须十分小心。相对而言，“李伪军”在这方面就安静得多了。但“李伪军”会搞夜间袭击，甚至能把手雷甩到坑道里来，而美军一般不会这么干。
敌人进攻的时候，美军火力又猛又狠，步炮协同得好，动作快，反突击能力强，他退下去的时候你还不能追，一追准吃亏。击退美军进攻很不容易，但美军很少连续攻击，像那种一上午就进攻十多次的，都是“李伪军”的做法。所以美军一退，我们马上就防炮，而“李伪军”一退，我们得抓紧修工事，因为他们紧接着就又要来了。“李伪军”动作慢，但一波接一波的，怎么打人也不见少，等打完了，满坡都是血印子，他们死的人多。
我军进攻敌人都是在晚上，敌人火力配置好，白天不好弄，有次老王他们团没弄好，白天强攻，一个营上去没拿下来，结果换老邓他们团，到晚上一个连就完成任务了。
老邓说这番道理时已完全是老兵的口吻了。可当1953年2月的那个夜晚，面临第一次战斗的新兵老邓绝不会有如此丰富的经验。当时，他只觉得天气寒冷、只觉得昏昏欲睡，他只感觉到周围的黑暗中隐藏着莫名的危险。
其实老邓那天的任务很简单，他每隔一个小时左右到阵地各观察哨位走一遍，通知时间，再到坑道口向值班排长报告，然后回到魏班长的哨位（当然这个过程时间不能长，否则连里就要派人找他了）。干这个活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时不时地走动一下，有抗冻的效果。
《我知道的老兵故事》 作者：王外马甲
第一章
中国的老兵，与西方意义的老兵是有些不同的。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美国国会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极为煽情地这样表述自己几十年军旅生涯之后的引退——“老兵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悄然消逝”（Old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
麦克阿瑟的这段话，已成经典，没有人记得它的出处是一首西点军校军歌的歌词。
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位将军虽然虚荣、傲慢、缺乏政治头脑，却无疑当得起自己这段话。在莱特岛，老兵麦克阿瑟在第一线的战壕里漫不经心地行进，对面日军狙击兵的子弹只是运气不佳才没有打中这个“最大的目标”；在菲律宾，日军的自杀飞机撞中麦克阿瑟身边的军舰，爆炸和惨叫混成一片，正在为他测试心律的医生却感不到他脉搏的一丝变化。
出身名门而又忠诚地步入战场，在血迹中建立自己的功勋，而后可以挂着国会勋章在别墅中回忆杀伐的荣光，麦克阿瑟是西方军人的典范。在大腹便便的国会议员们中间，老兵麦克阿瑟的这段话，带着沙场的浪漫，也带着男人的自豪。
然而，假如你带着这样的印象，去看望我们自己的老兵，你会感到自己的感觉被刺痛。
我曾接触过许多老兵，有红军时代入伍的，有抗日时期参军的，还有抗美援朝战场下来的。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当年血与火的战场保持某种沉默。
许多次以后，我渐渐理解他们的心灵。
在他们的心中，功勋、奖章、英雄、荣耀，不过是过眼云烟，在他们的心中，自己并不是战争的胜利者，而是战争的幸存者。
“打仗不好，真的，打仗不好。不管什么事，再难也难不过打仗，再狠也狠不过打仗”——作者采访的中国老兵老邓这样开始他对战场的回忆。
我也曾在河北烈士陵园和一个守陵的老人倾谈良久，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块墓地，如数家珍地回忆着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老战友们。“如果不打仗，我媳妇本来是他的。”老人指着其中一块墓碑，微笑着略带哀伤。
老人的唐山腔柔柔的，怪怪的，让人想起赵丽蓉老太太。他戴着一顶褪色的绿军帽，帽檐已经软了，左手提着一只水桶，腋下夹着一把铁锹，浑身上下看不出一点军人气概来，我甚至有点儿怀疑他是否真是这里威名赫赫的英雄们的战友。
当要回去的时候，我伸出手去和老人告别。老人友好地放下桶和锹，伸出手来。
这时，我才忽然发现，老人右臂的袖子，在肘部以下空空荡荡。
“您……您的手？”
“在冀中十八团的时候，大清桥伏击战，鬼子砍的……他砍了我的手，我砍了他的头……”
依然是柔柔的唐山腔。
当老人和我告别，走回陵园的时候，那身影和街上任何一个普通河北汉子没有任何两样，悄然消逝在人群里。
那一刻，我忽然惊醒，就是这些出身于贫瘠的土地上，世代贫穷，梦里也不曾见过别墅和国会勋章的中国老兵们，在抗战中用自己的身躯筑起了血肉的长城，也是这些叨念着“打仗不好”的中国老兵们，把美国老兵麦克阿瑟将军像赶鸭子一样赶过了三八线。
他们都是最普通的中国人，一如我们的父兄。
普通的中国人不喜欢打仗。
他们没有读过多少书，参军也不是为了功勋和荣耀。
他们在放下枪以后，几乎是以欣喜的心情奔向自己的土地，他们本来就是老百姓。
他们为什么而战？
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一个大胡子日本兵拿着根硬木秤杆，见人就打。那时候，豫中的男人大都剃着光头，秤杆敲在脑袋上“噼啪噼啪”的响，逗得其他鬼子哈哈大笑。打到罗大扁担头上，秤杆断了，鬼子兵就端着刺刀在他头顶上来回猛挫，老头的头皮刺烂了，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流。人们又气又怕，可是谁也不敢反抗。
舞阳县“慰安所”里有四五十个慰安妇，大多是从北平、保定抓来的女青年，日军强迫她们穿和服、说日语，所以外人还以为她们是日本女子。
……
可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年年养的、政府养的兵呢？
平时成天把“民族大业”、“抗日救国”挂在嘴上的舞阳县长禹升联，遇到日本飞机扔炸弹，立刻就跑不见了，临走时还带走了政府的公款，搞得公务员的薪水和死难者的抚恤金都没有办法支付（1948年，禹升联曾经再度担任舞阳县长）；同样，成天标榜“救国”、动不动就威胁要“处置汉奸”的民团团总关震亚、尚振华，一见到日本人立马就投降了，当上“绥靖一师”的正副师长，自己先做了汉奸。
所以，当王三官被汉奸带着给一个个日本兵敬酒的时候，他终于放声大哭。
酒桌上的人都以为他是喜极而泣，纷纷开怀狂笑，可是，只有王三官自己清楚，他是为了亡国奴而哭。他哭被打死在炕头的新婚妻子是亡国奴，哭被烧死在家里的金豆、铁豆、土豆是亡国奴，哭被刺刀捅死的罗小扁担是亡国奴，哭在慰安所里受侮辱的说日本话的女学生是亡国奴，哭这个没羞没臊的俞大算盘是亡国奴，更哭自己也成了个亡国奴。
实在是被欺负得太狠了。
被外人被自己人欺负得太狠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终于拿起了枪，来保卫自己的国，来保卫自己的家。
于是，没了“好人王三官”，有了大别山根据地“累死也不丢下一个伤员”的模范管理员“王干劲”……
有了抵抗者潘秀辉
有了抵抗者潘晓
有了抵抗者潘命
有了抵抗者潘让
有了抵抗者蒙老拉
……
他们未必是纯粹的军人，有的甚至干脆不是纯粹的好人，他们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父兄。他们拿起枪，没有麦克阿瑟的浪漫和对功名的渴望，只是为了和平而战，为了保护我们的子孙不受欺负，我们的姐妹不受凌辱。
在中国最为贫穷危难的时刻，他们做到了。
在北京木樨地的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宽敞的大厅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发色已白，腰板笔直的老人，他们略带迷蒙的目光，常常让我们猜测那背后的故事。
我曾目睹这样一个老人，在留言簿上匆匆挥毫，而后蹒跚而去。
留言簿上墨迹未干的是四个苍劲的大字——“和平万岁”。
我们不喜欢打仗，我们只是为了不受人欺负。
也许，这就是黄晓峰先生这本书的真谛。
写到此处，夜已苍茫，在和平的夜空中，或许可以看到中国老兵们悄然隐去，只留下我们父兄明亮的眼睛，在灿烂的群星之间。
谢谢，和平的守卫者，谢谢，中国老兵
第二章
小时候爱听故事，尤其对打仗的故事感兴趣。那时候左邻右舍的老兵多，有的抗日战争扛过枪，有的解放战争渡过江，有的抗美援朝负过伤，有位同学的父亲还是董存瑞的战友，参加过解放隆化的战斗，于是我们全体小孩一致认为该老头儿错过了大好机会：“真傻，怎么不去帮董存瑞举炸药包？”搞得那同学也十分沮丧，回家责怪老爹没给自己挣面子，却浑没想到如果他爸爸当初真的去抢了董存瑞的光荣，以后就没他们几兄弟什么事了。
小孩子关心打仗，大人们却不大乐意说。即便好不容易开了口，也是才讲了三分钟就把话题从战场转到了学校，“我们解放军打仗靠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所以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听老师的话，不许调皮捣蛋……”。哎呀呀！我们只好扭头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埋怨大人不开窍——要是我们打过仗，一定能当战斗英雄，把奖章挂在胸前，见人就讲自己的事迹，那是多么的威风。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盼望打仗。成天惦记着解放台湾、消灭帝国主义、把红旗插遍整个地球，即便是牺牲了也不在乎。
离我们学校三十公里远的小山村里有个红军坟。有段时间，我们每逢清明节的时候都要到烈士墓前献花和宣誓，既接受了革命教育，也相当于搞了一次春游。可突然有一年学校就不让去了，原来那坟墓里不仅埋着红军的遗体，还埋着白军的尸首。事隔多年，墓里的骨头混成了一堆，分不清谁是红的谁是白的，弄得上级领导十分难堪。
但这件事情却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原来敌人也是有坟墓的。”以前在电影里看打仗，解放军一端枪，国民党就被放倒了，等到胜利的时候，战场上干干净净，只瞧见成群的俘虏，死人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闹了半天，他们的尸体也是需要处理的呀！
再后来，我们就长大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组织部门开展对“冤假错案”的善后清理，审查“平反人员”的档案、将其中的诬陷材料和交代材料撤除销毁。我参与了这项工作，并因此知道了许多从前闻所未闻的故事，知道了胜利背后的代价，知道了阵亡者不仅有尸首，还会有亲属，知道了战争的伤痛不会因为枪声的平息而停止，知道了战争带给人们的不仅有辉煌的荣耀还会有痛苦的记忆。
于是，我有点明白了那些经历过烽火硝烟的老人们为什么不太愿意宣扬自己的经历，也有点明白了刻在成都武侯祠廊柱上的那句话——自古知兵非好战。
如今社会进步了，现在的孩子们已经不再向往着“把红旗插遍全球”，即便在打闹的时候也懂得要装扮成超人，把口号换成了“维护世界和平”。但军事题材的故事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毕竟，人类的历史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与战争有关系；毕竟，千古文人侠客梦，读书的脑袋里时常会有仗剑走天涯的冲动；毕竟，理想的热情之中总有一种蓬勃积极的东西，鼓励着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有关战场和英雄的传说，永远会给人们的心灵带来莫名的冲动。
时代进步了，互联网的普及丰富了人们了解战争的手段，现在的我们已经用不着守在老兵的身边等着听他们回忆往事，只要把鼠标移动几下就可以查寻到各国军队的历史和现状；并且，电脑也方便了人们的战争观的表达，坐在书房里面就可以对着全世界高谈阔论，过去需要经过无数次演讲才有可能传达的呼声，如今轻敲键盘就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于是，对战争资料的判读不再是某些专业人员的特权，在网络上涌现出大量的军史爱好者，其涉猎范围之广、理论水平之深，都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
谈兵论史的朋友，有的善于考证细节，有的乐意“揭秘翻案”，有的崇拜英雄、时刻为自己的偶像呐喊摇旗，也有的在烽烟里寄托个人愿望、恨不能穿越时空去称王称霸。人各有志，这都无可非议，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愿意把所谓的“战史”当作政治史、社会史，甚至思想史来看待，我更关注战场环境中人的思想变化以及战争压力下社会矛盾的冲突，因为我觉得，虽然战争的胜败早已过去，但隐藏在以往那些战争中的社会规律却依然存在，说不定能够影响现在和将来。
如今，有关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英雄的事迹在人们的传唱中充满了传奇色彩，铁血豪杰的光辉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宛如天神，于是很多人愿意相信英雄天生就是可以适应战争的，相信只有战争才能够使英雄的性格得以张扬。很多人以为勇敢的战士就一定会喜爱战场，就像优秀的演员一定会眷念舞台一样……但我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至少我所知道的老兵们都从内心里深爱着和平。战争对他们而言只是人生历程中的一段插曲，他们更看重生活本身，看重贯穿生活之中的诚实、认真和公平的理念。
在我的眼里，英雄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从来就不是水火不侵、刀枪不入的战神。
诚然，战争需要神话，但研读过历史的人就会知道，神话和谎言一样都会掩盖真相本身。所以我想把自己知道的几则老兵的故事告诉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英雄们非凡业绩背后的平淡心境，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只有真正珍爱生活的人才能够勇敢地面对战争。
战场和英雄的传说永远会给人们带来冲动，但是，当我们崇敬烽火中的勇敢和光荣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了诸葛亮祠堂前的那句话——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第三章
马甲小时候，爹妈是修水电站的，家就住在工地上。那时候的住宅都是一溜平房，中间的住户房间少，两边的住户房间多。马甲家住的那排房子，左边尽头是老邓家，右边是老王家，老邓头和老王头都是老工人，都参加过抗美援朝，还都立过功。
老邓老王都挺能生孩子，只不过老邓家生了六个儿子，一个闺女也没有，老王家却是清一色的五个丫头，气得老王经常打老婆。老邓和老王关系极不好，彼此争吵打闹频繁（老邓太瘦，打不过老王），可邓家孩子却和王家孩子关系极好（王家老四后来还嫁给了邓家老二），所以老头打架，两边子女从不帮忙。刚开始的时候，书记还来劝架，说你们都是复员军人应该有觉悟什么的，老王眼一瞪回答：“觉悟？老子揍他就是帮他提高觉悟！”书记以后就不露面了。
马甲小时候也不喜欢老邓，觉得他不仅小气而且爱占小便宜，比如他拿公家的红油漆去和农民换鸡，然后又把鸡卖给马甲家，比如马甲亲眼看见他在玉米地里偷粮食……现在马甲成家了才明白，三十多块钱的工资，农村老婆六个儿子，不这么做真会饿死人的。
老王头的形象则光辉得多，他是起重工，体格强壮嗓门洪亮，他的老婆不但漂亮而且有文化，是技术科的描图员。
老王老婆有文化，自己却没文化，他是要饭的出身。在当时，复员军人、立过战功、要饭出身，这都是响当当的红色招牌，所以有次学校里搞忆苦思甜，就请老王做报告。
会场上，老王站直身体、手抚话筒、山东口音、声情并茂：“在万恶的旧社会，俺们渔民穷啊，天天吃鱼、天天吃鱼，俺腿脚利索，就去济南要饭了……”天啊，马甲家想吃鱼，得凭票，还得排队，可人家老王解放前就能天天吃鱼了。当时底下就有人嘀咕“敢情老王要饭不是因为饿，是想换换口味啊。”王家老五是马甲的小学同班，小丫头本来就不乐意她爹宣布她家要饭的事，现在再听别人这么议论，登时就气哭了。在那天的忆苦思甜大会上，高呼口号、情绪激动的人很多，但真正流出热泪的，估计就她一个人。
老王家虽然只生产闺女，但老王却很喜欢别人家的小子，所以马甲得以时常出入王家，混吃混喝。老王盲目崇拜知识分子，对马甲爹妈这样的穷酸老九卑躬屈膝，却很少讲自己打仗的事，若是问他，也只是说“老子是皮定均的队伍”。碰巧有次老王饭后得意，才讲到他立功的经过。
那是在西方山战役中，老王他们连奉命去攻击一个山头阵地。“说是一个连，其实比现在两个连的人还多。而且那个山头已经争夺过好几次了，所以虽然是晚上，大家也知道往哪里冲。”
“怎么冲锋？就是跑呗。使劲跑，也不打枪，打枪打炮是后面部队的事，我们就是跑，先跑到山上再说。”
在接近敌方阵地之前有一个火力封锁区。“在那里死得人最多了，子弹扫过来像刮大风一样，前前后后的人不断地倒，也没功夫去看是死了还是受伤了。”
“有没有假装受伤趴在地上的？”马甲厚颜无耻地问。
“我不知道，那时候当兵的人不聪明。反正我没事，跑过去了，跑到了再一看，冲过来的人只剩下一半。”
事隔多年，马甲体会到当时自己的问话其实很无聊。在激烈的战斗中，出现一时的惊慌是可以原谅的，在枪林弹雨面前，能奋勇向前冲锋的当然都是英雄，但一时慌张趴下的，却也可以在以后的战斗中成为好汉。
“冲到跟前敌人就慌了，枪也打得不整齐了，我们就开始喊。我不会喊口号，什么缴枪不杀、举起手来，我不会，我就是叫，乱喊。”呵呵，马甲想起老王和老邓打架的时候，也是不喊口号，抱在一起“呀呀”地叫。
敌人阵地前沿虽然火力弱一些，但地形却更险恶。“坡陡，有铁丝架子，有地雷还有炸弹。”
在复杂的地形面前，老王头摔了一跟头，“嘴摔破了，满脸血，枪也掉了，枪滚到坡下面去了……我不敢去拣枪啊，战场上往回跑是犯纪律的，我就拿帽子做了个记号，抓着手榴弹接着冲”。
“为什么要做记号啊？”马甲傻乎乎地问。
“天明了还得来找枪啊，枪不见了是要罚做检讨的。”
“冲上去以后看不见我们班的人，我就顺着沟往里跑（老王把战壕叫做沟），那时候到处都响枪，也不知道哪里有多少敌人，反正我就是往里跑，也不是瞎跑，跑的时候还是勾着腰。”（“勾着腰跑也是瞎跑”王家小姐如是说）
“跑不多久发现前面黑糊糊猫着几个人，再走几步就看清是鬼子在安机枪，我就丢手榴弹了。”
“没炸着，手榴弹扔沟边上滚外面去了。但他们看见就跑开了，三个人，跑了两个，我追上去按住一个。”
“那家伙不行，我一按着他，他就坐地上。我就揍，把他揍哭了……”（真的哭了？）
“真的哭了，抱着脑袋哭呢，我闹不清该怎么跟他说话，就把他扯回到机枪那里。”
“抓了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先把机枪搂下来，我不会用机枪，就这么抱着，他蹲着，我站着看”（忆苦思甜大会后，王家五小姐回家哭着指责老王，理由就是“你连机枪都不会用，还好意思去忆苦思甜”，嘎嘎）。
“后来某某某（老王说了名字，马甲忘了，应该也是马甲爹的同事，只是马甲年纪小，不认识）来了，我问他怎么办，他说交给连长，连长在后面。我带着俘虏往回走，这才知道大家都在后面，刚才是我一个人冲上来了。”
“后来？再后来就是鬼子跑了，我们守阵地呗。”
“哦，还有，我把俘虏交到文书那里的时候，才发现这家伙还挂着把手枪呢。先前黑糊糊地没注意，还真他妈危险。”
“手枪？那俘虏是个军官了？”
“不是，是个兵，美国小兵也有手枪，真阔气。”
“王伯伯你真勇敢”，马甲小小年纪就很会拍马屁。
“呵呵，老子是皮定均的队伍，打仗么，不勇敢还行？”
正当这时候，马甲娘来了，“马甲，你缠着王伯伯干什么？回家写作业去！”
“我在听王伯伯讲英雄事迹呢。”
“呵呵，我有什么英雄事迹”，老王头一见到臭知识分子就特别谦虚，“我打了两年仗，连伤都没有受过，得个二等功算是拣便宜了，像那边那位（老王指指左边），才是真正受过伤、立过一等功的呢”。
什么！搞错没有？那个偷农民包谷的老邓，那个被老王一把就推到水沟里面去的老邓头，居然是个一等功臣？
我顿时来兴趣了。
第四章
马甲很早就知道老邓也是个复员军人。但马甲对他从来不感冒。
马甲很少去老邓家。在马甲的印象中，老邓家的门口永远是乱七八糟的，干干瘦瘦的老邓和模样有些吓人（脸上有块大疤）的老邓的老婆就忙忙碌碌地穿梭于各种杂物之间。
老邓家的孩子无论大小，一律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从不在外惹事，专门在家练拳，所以不管什么时候经过他家，都可以听到打闹和哭喊的声音。尤其是邓家老五，这倒霉孩子好像成天不是被他哥揍就是被他爹打，反正一年四季都坐在门口哭，从来就没消停过，直到现在，马甲闭上眼睛使劲想，也想不出他不哭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模样。
老邓和老王都有使用“家庭暴力”的毛病。只不过老王是专打老婆、不打孩子；老邓是专打孩子、不打老婆。所以，老王家的闺女见了老王可以揪耳朵，老邓家的儿子见了老邓只会打哆嗦。
马甲家人对老邓的评价各不一样，各有各的道理。马甲的观点在上一段里已经说了，是“小气而且爱占小便宜”，马甲爹的观点是老邓“老实、正派”，而马甲娘的观点却是他“心好、重感情”，这就和马甲我的直观感受完全相左了。
马甲爹的观点主要来源于工作。
比如有件事是这样的：老邓头是木工。水电建设的木工分好几种，有什么内木、外木、细木、大木等等，具体的界限不大清楚，大概细木是做精加工的，在屋里干活，有技术；外木是搭建筑架子的，在工地上干活，比较苦。老邓属于细木工。
1974年夏天，工地抗洪的时候，脚手架被冲倒了几座，外木班二十六个人死了十七个。这时候需要再调人干外木，可没有人敢去了，于是就开会动员。书记在会上说，党员要带头，有经验的老同志要带头。老邓不是党员却是老同志，他看书记说了一两个小时还没人吭声，就举了手。书记问：“老邓你要去？”老邓说：“我原先是从外木班出来的。”他就讲了这么一句，原来在外木班干过的人都坐不住了，都举手。结果调回到外木班的人比原来的编制还多了几个。后来有个也回到外木的师傅不甘愿，认为是老邓害了他们，马甲爹一反平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作风，严厉加以反驳，并且评价老邓“老实、正派”。
马甲娘的观点则主要来源于对其家庭生活的隐私探密了。
老邓的老婆，马甲叫她“邓妈”（那时候我们工地上的习惯很怪，有正式工作的女士就有名有姓，没工作的女士是“家属”，其称呼是在丈夫的姓后面加“妈”或“姐”，不知其他地方有这个情况没有）。这个邓妈身体不好、人也丑，很少出门，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和马甲娘关系比较亲密，时而在一起嘀嘀咕咕，马甲娘也因此知道了邓家的一些历史情况。
老邓和邓妈都是山东一个什么地方的人，同乡。老邓祖上是开车马店的，邓妈家则开木材铺，俩人的爹是拜把兄弟。邓妈很小的时候，她爹就把她许给了邓家，但不是许的老邓，是老邓头的哥哥大老邓。快解放的时候，邓妈家的木材铺遭了场大火，家人死了好几个，东西也烧光了，只好回到乡下种地。邓妈虽然没死但受了伤，脸上也落下好大一块疤。
解放以后，老邓的爹老老邓头安排大老邓娶邓妈，大老邓一想到姑娘脸上的大疤就头痛，干脆报名当军工，去帮志愿军搞运输，没想到半年后牺牲在朝鲜了。老老邓头是个守信义的汉子，大老邓死了，他就命令其弟弟继续娶邓妈，这下该老邓着急了。
老邓比邓妈还小两岁，他那时的惶恐是可想而知的。情急之下，他也想起用大老邓的办法。可是，当时家乡又没有招录军工的，一咬牙，老邓就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反正老老邓再霸道，他也不敢反对抗美援朝。
1956年，当老邓再回到家乡的时候已经是复员军人，有正式革命工作的人了。面对曾经扛过枪、打过仗、受过伤的儿子，老老邓头也不敢耍横再要求什么。探亲假快满的时候，老老邓头说，咱们不娶人家了去看看人家就当走亲戚吧。老邓说可以啊，拎着盒点心就下乡准备住一晚就走人回单位继续美好人生。
邓妈这时已经是农民。她家解放前在乡下有几块地，因此解放后就评了个地主。可她家偏偏又没当过地主，在城里开了两三代木材铺，家里几乎没有人懂得怎么种地了。这么一来，在贫下中农监管下自食其力，其艰难困苦自然就可想而知。老邓去走亲戚的时候，邓妈家已经知道这件婚事不可能了，人家也没说什么，吃饭客气几句天黑各自睡觉。
寂静中，邓妈想起往事，想到现在、再想想将来，不禁泪下，不知觉里竟哭了一夜。隔壁，老邓听见哭泣夜不能寐，夜不能寐翻身坐起，翻身坐起听见哭泣更加夜不能寐，夜不能寐听见哭泣不由得思绪万千……
天还没亮，老邓去敲邓妈爹的门，进门就说：“让她跟我走吧。”
于是邓妈就跟着老邓走了，于是老邓就有了六个儿子。
马甲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很好笑。老邓为了躲邓妈宁愿去打仗，连死都不怕，结果别人哭了一晚上他就投降了，这不是没出息嘛。
马甲娘于是批评马甲小孩子不懂事，并说人家老邓“心好、重感情”。
马甲爹和马甲娘无论怎么评价老邓，马甲都不感兴趣。可是，自从老王头透露老邓居然是个一等功臣，马甲就不得不注意老邓了。
注意了半天，马甲还是没有办法对他感兴趣。俺马甲虽然年纪小没参过军，可打仗的电影毕竟看过不少，对于如何正确辨认红军和白匪军、如何正确识别一般战士和战斗英雄还是很有经验的。比如老王那般满面红光、孔武强壮的形象，说他是黄继光的战友都没问题，可看看老邓，面黄肌瘦、愁眉苦脸，连走路的姿势都是鬼鬼祟祟的，这样的家伙别说是英雄，就是当个志愿军战士也给中国人民丢脸。所以，马甲很怀疑老王头是不是又在骗人（这老头经常拿小孩子开心）。
于是决定再次去找老王核对一下。
为防止老家伙耍诈，聪明的马甲采取了迂回询问的方式：“王伯伯，问你个事。”
“啊？”
“那个邓伯伯和你都是志愿军吗？”
“啊，是。”
“那他和你是一个部队吗？”
“啊，是。”
“那他也是皮定均的队伍，也和你一样勇敢喽？”
“啊，勇敢。啊？……哈哈哈，他不是皮定均的队伍，他是朱正常的队伍……哈哈哈……”
这时候，老王的老婆出来了：“别胡说八道，小心人家老朱听见不高兴！”
“怎么是胡说。他就是朱正常带的兵嘛，朱正常就当过他的连长嘛……哈哈哈……”
朱正常？那个修理汽车的老工人朱正常？那个经常来找马甲爹下象棋的老头朱正常？他还当过志愿军连长？他原来就是军官怎么现在反而成了兵了？
看见马甲茫然的样子，老王老婆笑着说：“别理你王伯，回家吧，问你爸爸就知道了。”
看来，真的只有去问马甲爹了。
第五章
朱伯伯比老王、老邓的年纪大，是个挺温和的老头，喜欢看报纸也喜欢下象棋。记得当时他有句名言：“看报嘛，要懂得看《参考消息》；下棋嘛，要懂得边路马。”所以马甲爹下棋的时候，总是对他马的去向十分紧张。
老朱走路慢吞吞的，什么时候手里都端着个大号的搪瓷茶缸，浑不像当过兵的人。他儿子朱小明倒是参过军，海军。记得当时陆军还是在穿两个兜、四个兜时，马甲我看见朱家哥哥的无檐大盖帽，简直激动得要命。朱哥哥后来上了大连海军学院，再后来又去了美国。上大学以后去留学的人马甲见得多了，可上过军校再去留洋的，马甲还只听说他一个。老朱头现在跟着女儿定居澳洲，估计再想下象棋就难找到对手了。
在当时，马甲爹对老朱的事不大愿意讲。好在马甲娘倒不在乎什么，痛痛快快地就说了。
老朱的前半生是由两次稀里糊涂决定的，第一次就是他当兵。
老朱是徐州人，他的家乡在解放战争的一段时期内属于国共双方的拉锯地带。当时老朱中学还没毕业，放假的时候，他跑到乡下的同学家玩。玩了没多久，国军来抓丁，两人赶紧到柴房里躲起来。老朱腿勤点，爬柴堆顶上趴着，同学腿懒点，钻柴堆后面藏着。国军进来，两刺刀就把他同学给捅了出来，老朱却没被发现，躲过去了。可老朱这位同学后来当了什么军警，欠了血债，解放后被镇压了，临了时，为证明自己当初是被迫的，就把老朱给供出来当证明人，弄得老朱自己好久都说不清楚（比如老王头就说过“老朱是混进革命队伍的”之类的话）。
当时听说国军还在附近抓丁，老朱一时就不敢回家，继续在同学家呆着，反正国军刚刚来过不至于马上再来。
呆了两天，国军没来，共军来了，老朱连忙又跑回柴房的柴堆顶上。这次共军倒没有去搜查柴房，可他们挑水、担柴、扫院子，住下了。一来二去，大家就发现了老朱，一来二去，大家也就认为应该给这小伙子做做工作……于是乎，老朱在躲过了反动派军队之后，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解放军。
老朱也立过功，但那不是在战场上。渡江战役时，老朱是营部的文书。部队解放南京后，老朱也跑进城里逛，逛来逛去就发现问题了。那时候进城部队多住在旧官邸、资本家公司或者教堂寺庙内，于是有人就把门窗拆了做床铺、有人随地大小便，还有人放任老百姓乱拿东西乱抬家具……老朱觉得这样不好，就写了封信交给军管会。没想到军管会很重视，不仅给老朱记了三等功，还把他调去参加纠察工作。
1952年的时候，老朱回到家乡（那时候徐州归属山东），在军管会从事征兵工作，老邓他们这批人就是老朱后来招的补充兵，兵龄比老王头他们晚。等他们到朝鲜战场，皮定均已由军长升任志愿军副司令，军长也换人了。因此，老王头才会说“老邓不是皮定均的队伍，是朱正常的队伍”——现在想起来，我明白老王头之所以做如此声明，其实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工龄比别人长。毕竟在那时，工龄是个很重要的标准。
老朱把老邓这些补充兵带到朝鲜，顺便也就把自己补充成了连长，这是他这一辈子唯一一次担任主官。但也许他确实不是当主官的料，所以没多久就到团部去当参谋了。按道理，这“参谋不带长”虽没什么大权力，却也不容易捅啥漏子，可老朱这参谋却稀里糊涂犯了个大错。
金城战役前期，需要部队进行战术穿插。事前，师、团各级开会传达作战意图，老朱都参加了，并且还跟随朝鲜向导去观察了穿插线路及参照物，回来制作了沙盘。战役开始前，朱参谋被分派到穿插部队，负责给一个经过加强的营级单位带路。这本是小事一桩，可到了晚上，部队出发了，在山里面转了两圈以后，平原地里长大的老朱就迷了路。他还不好意思说，闷着头边走边琢磨，部队也就跟着他瞎跑。就这么跑了大半夜，连带队的那个营长都觉得不对劲了，扯住老朱问怎么回事，这位带路的参谋才说：“可能走错地方了吧。”
这下可把营长吓坏了，赶紧命令停止前进、就地隐蔽，派人原路返回报告情况。要知道，穿插行动走错了位置，不仅穿插部队被消灭是理所当然，还有可能提前暴露战役意图。后果很严重啊！结果，老朱带领的这支部队没有能够参加战斗，退回出发地域了。
这件事如果处理得严肃点，枪毙了老朱都不冤枉。可大概因为金城战役各部队后来打得都不错，再加上老朱多少是个知识分子，最后只是把他的职务撤了，让他去给伤兵上文化课，朱参谋就成了朱教员。等到部队回国，老朱又碰上反革命同学的事，于是教员也当不成了，复员，修理汽车去。
老朱其实是个极富智慧的人，还记得每当夏夜纳凉，听老朱讲史论文、谈天说地的人总围了一大圈；也记得老朱家的各类书籍报纸比马甲家要多得多。但老朱的智慧和知识与军队无关，在战争面前他永远是笨拙的。试想，如果当年的暑假，他没有跑到同学家的柴房里面去，如果当年他能够继续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他也许会是个优秀的文人吧。作为军人或者工人的老朱，与作为文人的老朱，哪一个的生命会更丰满一些呢？
老朱并没有选择军队，是军队选择了他。他参加解放战争，是胜利者的一员，参加朝鲜战争，仍是胜利的一员，作为军人，他是幸运的。但是，马甲却总是在想，今天，当年过古稀的朱正常先生在异乡的星空下追忆往事的时候，是会更多地庆幸战争给了他胜利者的光荣、亦或是遗憾战争割裂了他人生的轨迹呢？
如果军队是个熔炉，那么战争就是这个熔炉冶炼精品的过程。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适合丢到炉子里去的，比如老朱；但有些材料却可以在熔炉中焕发光彩，比如老王。军队给了老王头机会，战争使他的一生都充满了轻松与自豪。
那么，同样的这场战争，带给老邓的又是什么呢？
第六章
马甲从朱伯伯那里得到确认：老邓确实是个勇敢的志愿军战士，受过伤，是残废军人，也立过一等功，并且他立的功还是双料的，既有中国的证书，还有朝鲜的勋章。这顿时让马甲产生了无限的崇拜。
但是，与老邓头交流却是件十分困难的事。一则是因为老邓内向，平时话就少，很少搭理我们这些小孩；二则是他打儿子打出了名，弄得周边的小子们都有点怕他。所以有好多次从老邓身旁经过，马甲我只是站着张了张嘴，却始终没有敢问什么。
就这么过了几个月，机会终于来了。
那一天，马甲爹到野外搞测量，遇见山上两头牛打架，打着打着，其中一头牛就被顶到坡底下去了。不久，生产队长赶来，看看倒在坡下的牛，发现腿摔断了。那时候当地的老百姓是不吃牛肉的，所以生产队长吩咐：“把牛杀了，皮剥了，埋掉。”马甲爹认识这个队长，立即上前去套近乎，结果商量下来，用两件棉大衣（灰黑色的劳保服）换了整头牛肉，这可真是天大的便宜了。
到现在也不清楚那些牛肉到底有多重。马甲只记得放学回家时看见好多人围在家门外的公用水龙头旁边等着分肉，住在附近的人家基本上都来了。说是分肉，其实也没什么标准，就是胡乱地把牛肢解了，大家根据自己家庭人口情况随便拿走一块两块的，无论多少与好坏，一切凭自觉。结果这样拿到最后，竟还剩下一大堆，马甲娘就做主送到老邓家去了。老邓很感激，晚上就端了一锅煮好的牛肉送来，马甲爹推辞不掉，只好去邀请了几个同事一起来会餐，朱正常伯伯也带着一塑料壶白酒来了。
大人们谈论什么，马甲不关心。可是，等他们海阔天空聊得差不多的时候，马甲就希望听战斗故事了。
“邓伯伯，讲个打仗的故事吧。”
“打仗有什么好讲的，打仗不好。”
“哎呀，小孩子爱听，你就说说嘛。”马甲娘总是护着马甲的，看见马甲失望的样子，她便帮着求情。于是，片刻之后……
“打仗不好，真的，打仗不好。不管什么事，再难也难不过打仗，再狠也狠不过打仗”。马甲记得非常清楚，老邓的讲述是由此前言开始的。
参军之前，我也不知道打仗是什么样，可1953年到朝鲜，还没上战场我就知道了。
那时候，还是由朱教员带着我们（老邓头一直都称朱正常为朱教员），徒步行军到常德里，一路上美国飞机经常来轰炸，飞机一来我们就隐蔽，有时候敌人飞机飞得很低，机枪能把地上的树都扫断。记得那天是白天行军，当时公路已经被敌人炸坏了，有许多朝鲜老百姓在抢修，我们的队伍就挨着他们旁边走。就在这时，美国飞机突然来了。
我们的部队已经发警报了（就是急促地敲锣），可朝鲜同志却没有及时隐蔽。据说朝鲜方面有规定，与志愿军同时遇到袭击时要先掩护志愿军。当时我们不知道，还以为他们不懂防空，有的人就去拉他们，结果他们反而跑开了。
空袭过后死了不少朝鲜人。要知道，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老百姓，死掉的都是彼此的亲人。可是，在现场，没有人哭，一点哭声也没有。离我不远有个女同志，背上背着个一岁大的孩子，当妈的没事，可孩子被弹片打死了。她解下孩子，抱着看一看，放在路边上，然后就拿着锄头继续修路——那是很年轻的一个妇女啊，把脸都憋青了，可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出来！你相信吗，这时候要是冒出来个美国鬼子，大伙都能把他吃了！战争呀，把人的心都练狠了。
“朝鲜人民的确很坚强”，朱正常接着老邓头的话说，“都说朝鲜电影哭哭笑笑，其实战争期间我很少看见朝鲜同志哭。即使是在医院，我们的新兵也有哭的、有闹的，可就没见朝鲜同志哭叫过。说起来，哭得厉害的就两次，一次是1953年停战，医院里所有人都哭，战士哭老百姓也哭。再一次就是1955年我们回国，头一天，人民军的李团长说要把我们抬着送出营地，我们团长说，你一个团我也是一个团，你怎么抬我？李团长说你就是一个师我也要抬。结果第二天人家真来了两个团，加上老百姓，人山人海啊，愣是把我们一个个从军营抬到了火车站。大家舍不得啊，哭啊，人民军的小姑娘，围着火车车厢唱歌，哭了唱，唱了哭的……那都是真感情啊。”
说到这会，马甲想听的打仗的事还没开始呢，这怎么行。“邓伯伯，你还是讲你打仗的故事吧。”
“我打的仗少，春节过后上前线，端午节就下来了，没什么好说的……”
“哦，可不能这么讲”，朱伯伯又插话了，“老邓你第一次作战受奖，最后一次作战立功，很勇敢的嘛”。
据老朱介绍，老朱老邓他们于1953年2月到常德里集结，那时候二十四军正担任上甘岭地区的防御任务，春节过后，他们这批人员被补充到七十师。老邓到一线连队，先是在下甘岭二号阵地，后来又转到上甘岭的东南阵地；老朱则到团部任参谋（敢情他这个曾经的连长是从来没带队打过仗的），到团部先熟悉了几天业务，第一次看战报，老朱就在各营上报的嘉奖名单中看到了老邓的名字。
“其实，那天我什么也没听见，我都冻木了”，老邓开始叙述他的第一次战斗，“那天我跟着魏班长他们放观察哨……”
1953年上半年，上甘岭地区的作战方式主要是坑道防御。据老邓描述，坑道是建在山背后的，有大有小，大的能藏一个连，小的只能躲几个人。平时部队都在坑道里，山脊的阵地上只留几组观察哨，除了固定观察哨，还有流动的侦察小组（这“流动侦察小组”或许就是现在所宣传的狙击手？）。放观察哨的一般都是有经验的老兵，老邓这样的新兵能参加这个任务，是因为他“有时间”。那时候全连上下谁都没有手表，连级干部掌握时间要也靠闹钟，而闹钟就装在个木盒子里，由通讯员挎着（连长问：“时间？”通讯员就赶紧往木头盒子里看一眼）。通讯员的另一个宝贝是手电筒。所以他日常三件事就是擦枪、检查电池、给闹钟上发条。老邓说，当通讯员的最怕摔跤了，因为一个跟头下去，人伤了没什么，闹钟和电筒可都是带玻璃的宝贝，摔坏了可不得了。
各观察哨位需要掌握时间，由于老邓这时已是指导员的通讯员，于是他就带着盒子闹钟参加值班了。
老邓当通讯员的原因有两个版本。以老朱的说法是，他们这批补充兵四川人多、山东人少，而70师的连营级干部大多是山东人，所以老邓当通讯员是因为了老乡的缘故。可按老邓自己的说法，他当通讯员是因为他会用留声机。原来，老邓到连队报到的时候，连长和指导员正在为一个洋玩意伤脑筋。前几天，兄弟连队搞了次成功的夜袭，弄回不少好东西，他们连长跑去“分浮财”，别的没要，就抱回来一台留声机。连长和指导员都知道这是个能唱歌的机器，可就是怎么摇它也不响。老邓毕竟当过车马店的少掌柜，见过世面，在旁边看了一会，忍不住告诉长官，留声机是需要唱片配合的，没有那个圆盘盘，这台机器唱不了歌。连长和指导员一听恍然大悟，连夸老邓聪明，决心把他留在身边好好培养。于是乎，老邓就当上了指导员的通讯员。
那天晚上，老邓参值的观察哨在2号阵地的最西侧，差不多相当于下甘岭与上甘岭的结合部。哨位上除了老邓，还有一个姓魏的班长以及另外一个战士。
朝鲜的2 月份是很冷的，夜里4点20分，就在老邓被冻得木头木脑、不知所措的时候，魏班长忽然悄声说“注意听，好像有动静……”
第七章
1953年，在上甘岭地区与志愿军二十四军对峙的联合国军始终保持有三个师以上的兵力。美军和南韩军队虽然时有换防，但在下甘岭方向，七十师的正面一直是南韩的首都师。
据老邓说，不同的部队有不同的作战习惯，区分美军和“李伪军”也很容易。比如夜间，美军有打“值班炮”的习惯，美国坦克冬天不熄火，隔一会就往我们这边打几炮，这种炮发射位置不固定、间隔时间不固定、弹着点目标也不固定，很麻烦。有一次，祖国慰问团的一个团员就不幸被“值班炮”击中牺牲了。在上甘岭，由于敌我双方阵地较近，美军还打“值班机枪”，打照明弹，时不时用大口径机枪通通通地扫射我方阵地。所以，我军在做前沿运动和军需运输时都必须十分小心。相对而言，“李伪军”在这方面就安静得多了。但“李伪军”会搞夜间袭击，甚至能把手雷甩到坑道里来，而美军一般不会这么干。
敌人进攻的时候，美军火力又猛又狠，步炮协同得好，动作快，反突击能力强，他退下去的时候你还不能追，一追准吃亏。击退美军进攻很不容易，但美军很少连续攻击，像那种一上午就进攻十多次的，都是“李伪军”的做法。所以美军一退，我们马上就防炮，而“李伪军”一退，我们得抓紧修工事，因为他们紧接着就又要来了。“李伪军”动作慢，但一波接一波的，怎么打人也不见少，等打完了，满坡都是血印子，他们死的人多。
我军进攻敌人都是在晚上，敌人火力配置好，白天不好弄，有次老王他们团没弄好，白天强攻，一个营上去没拿下来，结果换老邓他们团，到晚上一个连就完成任务了。
老邓说这番道理时已完全是老兵的口吻了。可当1953年2月的那个夜晚，面临第一次战斗的新兵老邓绝不会有如此丰富的经验。当时，他只觉得天气寒冷、只觉得昏昏欲睡，他只感觉到周围的黑暗中隐藏着莫名的危险。
其实老邓那天的任务很简单，他每隔一个小时左右到阵地各观察哨位走一遍，通知时间，再到坑道口向值班排长报告，然后回到魏班长的哨位（当然这个过程时间不能长，否则连里就要派人找他了）。干这个活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时不时地走动一下，有抗冻的效果。
相似作品：
以下书单推荐：
暂无
暂无
Copyright © 2017 · All Rights Reserved · iamtxt电子书下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