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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伊拉克，在死神脚下揾钱》
刘磊大事记
2003年5月.国内“非典”风波，从公司辞职。
2003年7月.“非典”禁令解除，踏上了战火纷飞的伊拉克。
2003年8月.在巴格达的安德鲁斯开办了战后第一家中国餐厅——“中国龙”，孙必干大使题词。
2003年12月.结束安德鲁斯餐厅，搬到总统府所在“绿区”继续经营中餐。
2004年1月.餐厅大路被封，被伊拉克合伙人卡森告上法庭。
2004年2月.第一次回国，筹备更大发展。
2004年3月.第一批中国人质在伊拉克遭到绑架。
2004年4月.重返伊拉克，餐厅生意如日中天。
2004年8月.回国。
引 子
2004年8月1日清晨，我从位于巴格达总统府所在的“GREEN ZONE”（绿区，联军总部所在地）出发，离开伊拉克准备回国。一路上GREEN ZONE的风景熟悉而又陌生——底格里斯河与岸边硝烟弥漫的宫殿与我一年前来此初见时并无二致——只是临行之际，心中多了几分留恋。
当我坐上开往约旦的大巴，汽车发动的一刹那间，看着古老的巴格达沐浴在略带硝烟味的晨曦中，心中一酸，忍不住要落下泪来。
大巴缓缓出城，还可以远远看见战前萨达姆为阻止美军地面部队攻城而挖掘的宽阔的壕沟——战前萨达姆下令向里面倾倒了大量的原油，围绕整个巴格达，燃起一道“火墙”——16个月后，物是人非，曾经燃起通天烈焰的地方只剩下一道满是灰烬的沙沟，它的始作俑者萨达姆家族也已灰飞烟灭。在我离开巴格达的那几天里，美军正调动部队筹划攻打费卢杰——沿途随处可见美军士兵和车队集结，每隔一公里就可以看见几辆自行火炮和坦克组成的简易炮兵阵地，钢铁堡垒静静地卧在伪装网下，黑森森的炮口指向了公路南面的费卢杰。
8月5日中午，我从“死海”游泳归来，踏上了返航的飞机。次日晚上10点，我回到了深圳的家中，这天正是我33岁生日——妻女已在家中为我准备了生日蛋糕，等了整整一天。
2004年8月6日晚，生日蛋糕代替了晚餐——这一天，距我赶赴伊拉克淘金已经一年零一个月了。当初我出国带3500美金本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笔钱翻了数十倍，经由巴格达地下钱庄转道美国，陆续汇回国内。
8个月后，我的合伙人与所有员工全部回国。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从驻伊美军军营里赚回了308万元人民币。
整装待发 1.骗来的签证
2003年5月30日下午5点，我完成了琐碎庞杂的工作交接，彻底结束了我在原单位的工作。研发部的同事小帅，抽空跑来和我一起在吸烟区狠狠地抽了两支烟。我在他的注视中，默默地走出了位于深圳高新技术园区的R2栋大楼，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既有怀念、失落的感觉，又有放飞的兴奋。从这天起，我彻底结束了打工生涯，命运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工作中解放出来，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进入伊拉克。当时在很多人看来，这确是一堆茫无头绪的乱麻——我最开始咨询的几家代办签证的旅游公司都对此事表示茫然——“伊拉克？没做过啊！”是啊，有人去伊拉克旅游才真是见鬼了！
后来还是战争开始时，蝗虫般无孔不入的记者给我指明了路线——既然萨达姆政权已经被推翻，那么只需取道约旦或者叙利亚找机会进入即可。复杂的事情变得清晰起来，于是再去咨询，约旦签证大概需要四五千元的费用，而且不一定能办下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看来只有靠自己了。
为了取得约旦的签证，我首先打电话到约旦驻中国大使馆申请。对方说，需要来自约旦的邀请函才能给批签证。
为了这个邀请函，我上网查询了多家约旦企业、厂家、展会，但结果都令人失望——在多次碰壁后，2003年的“5.1”长假结束时，我给中国驻约旦大使馆打电话求助，以当时所在公司的名义，取道约旦去伊拉克去卖点电子产品，看能否帮忙委托约旦有中国背景的企业，代发一个邀请函。
中国驻约旦使馆的徐参赞叫我发一个详细的传真去。我当时非常高兴，感觉终于有戏了。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中国驻约旦大使馆的效率非常之高，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就给我发回了邀请函——邀请单位公章赫然便是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大使馆函邀某电讯公司代表刘磊到约旦进行商务考察。
我把这张邀请函连同护照，一起快递至北京的约旦驻华大使馆，我在5天后就收到了回件——打开一看，我的签证！
后来，很多人向我问起，当初是如何拿到签证的，我就把这段经历说给他们听。他们非常惊奇，甚至感到难以置信：大使馆会理会你一个小小的公司吗？实际上，大家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逐步发展，顺差也在逐步加大，这是和我国很多外交部门的通力协助密不可分的——当你在异国他乡遭遇困难时，自然可以求助娘家人——“大使馆”，当你在出国的关口举棋不定时，不妨也咨询一下我们的大使馆。
在我拿到约旦签证的时候，已是5月中旬了。此时恰逢“非典”肆虐，我呆在家里，做着最后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外电记者开始报道说：由约旦进入伊拉克的边境被美军关闭——因为战争未结束，记者被滞留。
这对于即将踏上征途的我来说，显然不是个好消息。未思成先思败——不然，等我抱着侥幸心理到了约旦，却被滞留在那里可不是什么意外的惊喜。于是，我给自己制定了第二条路线——叙利亚签证，这样的话，双保险中任何一环出了问题，都能保证我还能顺利进入伊拉克。
5月底，我采取同样的方法，联系了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可惜同样的方法未能再次奏效。无奈之中，只有给叙利亚驻北京大使馆电话申请。那次通话中，我冒充一个民间媒体的记者的身份，说希望去伊拉克采访，报道战事，途经叙利亚，渴望能被给予照顾。
叙利亚大使馆回复说：大使馆没有资格批签证，需要内政部审批，但是大使馆可以代为转交申请材料。不过时间周期可能会很长，也许一个月，或者干脆就不批。
再渺茫的希望也比没有希望强，我决定把这出戏一直演下去，直到演出有结果为止。于是我杜撰了一套完整的采访资料，传真了过去。20天后，叙利亚驻华大使馆打来电话通知我，叙利亚内政部已经批了我的申请。我高兴之余，打了个电话请北京的朋友帮我代办。没两天，叙利亚的签证也寄到我手里了。
2003年6月中旬，两个充满了谎言和借口的签证，仅仅用了300元的签证费就摆在了我的面前。即将踏上征程的我，想起这两个签证若是经代办倒手的话，一定是喊出上万元的天价，一时间，心中充满了得意。
整装待发 2.前 瞻
签证到手后，本来预计在6月中旬即可成行。不过人算不如天算，“非典”打乱了我预期的安排。在那一时期的许多国家都限定不准中国（来自“非典”爆发区）公民入境，如果我当时贸然坐飞机前往，必定给堵在约旦的机场里不让出去，然后再灰溜溜地被赶回来。
幸好我和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取得了联系，得到了“暂时不要出来”的劝告。在焦急的等待中，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筹备工作也渐近尾声。成天泡在网上，渐渐对海外华人在中东和波斯湾的创业情况有了个大致的掌握。
历经多年的发展，迪拜已经成为华人在中东和波斯湾淘金的一个重要阵地。早在上世纪90年代，迪拜已经以繁华被称为“中东的香港”，成为中东、北非的商业中心。自1996年开始，淘金的华人更是大量涌入。到2001年之前，迪拜的生意都非常好做，外贸利润空间大得惊人。这样丰厚的利润，吸引了更多的中国商人蜂拥而至。这下人数上去了，场面也开始混乱起来——众华商全盘继承了国内价格大战造福消费者的优良传统，很多中国商户赔得自己没裤子穿，也要以低于成本价甩卖商品，造福阿拉伯兄弟。当时在迪拜做外贸的华人，多数都在赔钱，货物在迪拜的售价比在国内的批发价还要便宜；我赔你也要赔，我死也要找垫背的。又一个海外黄金市场毁在某些不道德的中国商人手里……还有一个消息大大不利于培养民族自豪感：在迪拜，有近千名来自中国的女同胞走投无路操起了人类最古老的皮肉生意。
这些悲惨的案例刺激了我去伊拉克的决心——宜早不宜迟，在市场还没有被同胞做到砸锅卖铁的地步之前挖到第一桶金，使自己迅速壮大。国内的兄弟自己打价格战，勇猛无比，但要深入敌后，有勇气的人还不多。由于战乱，伊拉克至少有两年的时间不会出现大量的华人竞争者——这可要比去其他国家强太多了。当然，未思成，先思败，同时我也告诫自己，万一不如意也不能丧失自我价值与尊严。这一点，即使后来在伊拉克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也没有忘记。
整装待发 3.“班超”，我出发了！
2003年6月底，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战争结束。
几天后的7月初，我来到了美资的友邦保险公司，想为自己投一份保险——遭到了对方的拒保，理由是伊拉克属于“战争地区”。我当时就和人拍了桌子，还动用了国骂：TMD，战争是你们美国人发动的，也是你们美国总统布什在几天前宣布结束的。打也是你们，和也是你们，怎么现在又算“战争地区”了，你们咋不和你们总统保持一致呢？
最后，保险公司的经理出面解决，我以一年4000多元的保金买下了一个意外伤害加医疗保险，万一牺牲在伊拉克，家人最高可获得的赔款是60万元。
7月初，我建立的中伊商旅网正式投入使用，中伊商贸咨询有限公司也已顺利注册。尽管那时候，一切业务还都没有展开，但我觉得，已经开始拥有了自己的事业。
从一个办公室职员变成一个即将踏上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淘金的商人，虽不是真正的军人，也可以说是“投笔从戎”了。如果把我自己设想成班超，那么“投笔从戎”接下来的一场大戏，就应该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了。
7月7日，约旦对中国解除禁止入境的限制——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在其官方网站上随即发布消息。消息出来的当天，我就订了机票。
临行的那天夜里，我把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碟找出来，看了一遍又一遍，“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对庸碌生活的抗拒和自由生活的向往，是不是每个男人发自心底的渴望？不过与安迪不同的是，尽管我们的出走之路同样艰难，但等待他的是阳光海岸、清水细沙。我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我的命运还潜藏在战火刚刚熄灭的无垠沙漠——未来如何，还要自己把握。
7月12日一早，家里人和同事小帅送我和搭档小何出了罗湖海关，因为“非典”的原因，当天过关的人很少。临检人员很悠闲，当他们看到我的签证居然是跑到伊拉克的邻国约旦，大概是有点不敢相信——还拿到签证技术检验部去检查了一番。
小小的波折，并未给我的行程带来任何不快。2003年7月12日中午，美军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结束后20天，我登上了香港到安曼的航班——我的目标，和两次海湾战争中美军射出的无数导弹一样，目标只有一个：巴格达
在路上 1.追日之旅
7月12日出国之行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场远征。在短短的一天内，我从香港出发，经由泰国曼谷，阿联酋迪拜，卡塔尔首都多哈，最后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度过了出国后的第一个夜晚。
由于时差的原因，尽管第一站抵达曼谷时，已经临近黄昏，远远看见红日西沉，但是随着飞机不断向西追赶着时差，虽然多次转机，辗转于各国的机场之间，时间却好像停止了下来——这是一趟追逐着落日的旅程。古书上说，遥远的大海上，有一群“逐臭之夫”，其实，那不过是每个人的审美和追求不同罢了。我的这趟追日之旅中，目标是财富。
飞机上，阿拉伯空姐美丽的面孔逐渐把旅客们带入陌生的世界，长途旅行的机舱里，混合着浓烈的香水味和不知是来自非洲还是印度大姐的脚臭（她们登机不久就轻松地换上了拖鞋，丝毫没有出门在外的局促）。我把自己绑在追逐落日的机舱里，努力让自己睡着积攒精力。
旅途的兴奋和对前途的憧憬很快就被旅途的疲乏消磨殆尽，到达迪拜时，太阳才刚刚落山。迪拜是“中东的香港”，我很早就在网络上知道，世界上惟一一座“七星级”酒店即坐落在此。不过由于行程紧张，我并没有能去参观，但仅仅就是在迪拜机场候机大厅里的匆匆一瞥，那里豪华的装修，和大厅内高高的椰子树，就已经让人印象深刻。从迪拜豪华的候机大厅转机，又经过了两趟短暂的飞行，夜里11点，我在巴林过夜。在那里，我得到了一个有效期只有24小时的临时签证。次日，进入约旦首都安曼。至此，长途旅程告一段落——站在安曼的街头，我似乎已经能感受到最终目标伊拉克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气息就在身边飘动。不过在进驻伊拉克之前，我们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在路上 2.约旦骗子
从约旦首都安曼机场一出来，顿时感觉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在巴格达高达60℃的气温煎熬之下，才开始深深怀念安曼地区清爽宜人的气候——不过在当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从机场出来，两眼一抹黑，按照事先的计划，我和小何两个身在异乡的游子第一个目标就是娘家——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在申请签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接触，这下也许还能遇见熟人呢。
约旦人口中，约有7成是巴勒斯坦难民，因为这个原因，安曼整个城市风格看起来比较破败，人民生活水平也偏低。尽管如此，我们初来乍到不知深浅，还是不敢贸然直接打车，只是乘坐机场大巴来到市中心——阿布打里汽车站，然后再转乘出租车。
总体来看，约旦人受教育的情况比较好，10个人中能找出5个用英语和你交流，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加上双手比画和表情，一般的交际也能应付了。就是靠着这样的交流，我们打车来到了位于拉比尔区梅色卢恩大街10号的中国大使馆。
根据在国内的习惯，我比较相信国营招待所，身在安曼，中国大使馆招待所自然是我们的首选，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太贵了。中国大使馆招待所收费高达80美金/夜，这种消费水准根本就不是为我们做小生意的预备的。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和大使馆的人草草聊了几句，问了些当地和伊拉克的一些情况，然后匆匆离去，寻找在安曼的落脚点。
从大使馆出来，我们有一种被娘家抛弃的感觉，我和小何都有点丧气，不愿多说话。加上之前的经验发现约旦打车并不太贵（从市中心到大使馆花了两个J.D——约旦第纳尔，约合人民币24块钱），于是就又拦了辆车，委托司机带我们寻找旅馆。
这次找的约旦司机，是个皮肤很白的胖子，他为人非常热情，友好，见了我们亲爱的中国人民就热情地招呼“哈比比”（亲爱的），上来和我们拥抱。而且这个老兄不顾自己的英语水平很差的事实，非常热情而又勉为其难地和我们展开了积极的交流——我们真的要感动死了。这样热情健谈的出租车司机，我们以为全世界除了北京就没有了呢，没想到千里之外，小小安曼城里的一个普通巴勒斯坦难民出身的司机竟然扭转了我的偏见，让我认识到真是处处有亲人啊。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老兄的热情其实并非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占主导，而是拜金主义思想在作怪——短短的20分钟路程后，我们感觉还没有市中心到大使馆的两个J.D的路程远，我们寻到了一家还算凑合的旅馆。临下车，我掏出了5个J.D给他，还善意地表示，剩下的就作为帮助寻找旅馆的小费。
白白胖胖的约旦司机双手捏着我递给他的5个J.D纸币，翻来覆去地看（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小子在装蒜）。我以为是善良的约旦人民觉得我给多了，还上前和他比画：
“剩下的，给你，小费！”
这下白胖子该是听懂了，面色马上一变，把钱收起来，看着我说不够。我大吃一惊，掏出一把钱来想和他比画：“你要多少？”没想到他一边十分主动地从我手里抽出一张十J.D的纸币，一边比画，这才够了。然后趁着我们愣神，发动汽车，溜了。
说实话，我和小何两人，当时还未能从和巴勒斯坦兄弟亲热的“哈比比”关系中转换过思维就被抢走了15个J.D——合人民币200元的样子，心里实在憋屈。等到后来住下了，收拾停当，洗完澡后，再想这个事情，越想越不对，越想越憋气。小何提议，晚上反正无聊，不如去找个公道。
如果当时要换在其他国家，人生地不熟，为了一点点小钱去找人晦气，我们是没有那么大胆子的——不过约旦不同。早在初抵安曼的时候，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约旦治安非常好，关于治理小偷强盗的法令相当严厉，大概是保留了古老的阿拉伯法律中砍手砍脚的传统，因此约旦基本没有小偷强盗，甚至可以做到夜不闭户。不过挺遗憾的是，大概是阿拉伯法律对骗子没有什么限制。
我和小何一边在安曼闲逛，一边寻找警察局。安曼的市场，被数量庞大的中国货占领着8成左右的份额——不过令我感到不是那么光荣的是，充斥在约旦市场上的那些中国货技术含量都比较低，质量水平都比较差。我买了一瓶中国造的洗发水，挤出来的东西基本是悬浊液——溶质和溶剂根本就没有混合，像消化不良的稀屎，闻上去一点香味都没有，只有一股塑料的臭味——结果我用也没用就把它扔进了垃圾箱——不知道这种东西，约旦人民是怎么往脑袋上倒的。
后来，我们历经两家警察局的推诿，终于找到了一个秃头警官（不知道是不是中国劣质洗发水的原因）负责受理我们被骗的案件。多亏了白胖子司机一路的热情，他塞给我们的一张联系名片成了惟一的线索。我们拿出名片请警察帮忙寻找这个无良司机。秃头警察一开始不想管，后来禁不住我们的坚持，拨打了一个电话，用阿拉伯语谎称要车，把司机骗出来，警察设伏在一个商业区。结果没多久那个财迷心窍的小子就出现了，刚一露头就被抓住。他的脸色本来是很白的，这一折腾，给吓得通红。
到了警察局，秃头警察询问了情况之后开始调解，态度上明显地偏袒他的司机同胞。他向我们解释说，人家替你们找了旅馆，这个服务费就不好说了。多要的这个钱，只有法院有权判给你，这样的小事法院半个月后就可以开庭，如果需要律师的话我有一个亲戚是做这行的。你们考虑一下是法院解决呢，还是和解？
我们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壮着胆子来找茬还是大使馆告诉我们约旦人老实才敢干的，哪里禁得住约旦警察这么一吓唬，于是只有同意和解，惟一的要求就是叫那个司机写一封道歉书。这个小子英语勉强能说两句，但是写起来就抓瞎了，不得已，只好再退一步，让他用阿拉伯语写——他写几句话骂我们，我们都不知道。
道歉信写完了，秃头警察看过觉得没问题，又问我们的意思。我们想着，中国人民来一次不容易，讨个说法就算了，老缠着退钱显得不够大方，于是大度地挥挥手，告诉他们，钱就算了，认识到错误就是个好同志。
谁能想到，那个骗子司机还真是厚颜无耻，眼看没事了，脸色又由红转白，一脸热情的微笑，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要过来和我拥抱“哈比比”。当时把我都气坏了：“谁他妈和你‘哈比比’！”
在路上 3.渗透 巴格达
来到约旦的第一天就碰上了个骗子，好在没有引起什么损失，算是个小小的插曲。第二天早上，我就开始想法进入伊拉克了。
当时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边境关卡不复存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看得见的困难，而是我们一无所知——这趟旅程，并无任何官方性质的背景，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商业探险。两眼一抹黑的我们要“渗透”进巴格达，只有两个基本要求：1.少花钱；2.安全。
我最初的想法是找联合国救援组织，搭乘他们的便车进入伊拉克，主要原因就是有个宏大的官方背景，被匪徒袭击的可能性比较小——没准运气好，还有美军装甲车辆武装护送呢。哈哈！既不花钱，又安全。
不过在安曼转了一圈我才发现，这里的联合国办公点比深圳的发廊还多，但大多数都是针对巴勒斯坦难民服务的。我们跑去连英文带比画和人沟通一番，才发现人家根本不管伊拉克，只得失望而归。后来是一家服务点的工作人员好心，指点我们找到了一家负责伊拉克救济事务的联合国工作服务点，但是我们走上前去表明来意时，却遭到了严词拒绝——出于安全考虑，车队拒绝外来人加入。大概是怕我们中混有恐怖分子卧底，渗透进车队搞破坏。
这样连续碰壁直到了第三天，我们还是回头找娘家——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大使馆的秘书悄悄告诉我们一个消息，新任大使孙必干先生正筹备去伊拉克考察复馆重建工作，三天之后即可成行。于是，我们作为战后第一批进入伊拉克的中国人，和孙大使一起进入了巴格达。
落实了这个消息，我和小何心里感觉有了着落，这才有心情观察起周围。约旦的天气十分凉爽，空气干燥、舒服。日后我们多次往返约伊两地，迎来送往，有很多机会在约旦逗留——伊拉克的天气，实在不适合人类居住。
我们在约旦的短暂逗留期间，也不是没有收获。我们打定主意瞎逛，没想到逛了一天就觉得无聊，问出租车司机，在安曼可有中国人可以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不知这个司机是否误会了我们的意思，非常狡黠地笑了一笑，给了我们一个中国女子的名片。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在安曼的中国女人玛利亚。
我们按照名片上的号码打电话过去，告诉对方我们是中国来的，这两天比较闲，想找中国人聊天。对方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玛利亚是一个中年妇女，非常高，非常胖，保养得很好。我们一起吃饭，聊天，度过了愉快的两天。
玛利亚来约旦有一段时间了，人头和当地情况都比较熟悉，她向我们介绍了一些中国人在约旦生活的情况。原来，大多数来到约旦做生意的中国人，景况都不是太好，有些异乡打工的小姐妹，在工业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日，如此辛苦劳作大半年，钱才刚刚够给劳务输出之类中介公司的介绍费。还有摆地摊的，挨家挨户做推销的，生意也不好做，还经常被当地警察骚扰（难怪秃头警察耀武扬威地吓唬我们），不久前还有两个摆地摊的同胞被约旦警方拘留——他们拘留不管饭，部分华人只好发动募捐——后来我们才知道，在约旦，只要交钱，什么都比较好办。约旦没有遣返制度，签证超期只罚款，一天1个J.D，合12元人民币。到了后来，我们签证超期，也免得麻烦去办理延期手续，交罚款算了。国家那么穷，罚款也是项不小的收入。
玛利亚知道我们要去伊拉克，有些吃惊，但更多的是理解——她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姓马的上海人。马先生在约旦生活了十几年，刚到的时候没有合适的工作，筹了一点小本钱，在浴缸里做豆腐，卖给保税工业区的中国工厂，竟然也做得发了财，人称“马豆腐”，一个月能有1万美金的收入，成为贫穷的约旦的创业神话。
虽然初到约旦，但是看到听到的事情却很多。我和小何同时开始意识到，异乡求生的艰难与希望。有时候我在想，万一进不去伊拉克怎么办，能不能在约旦也做成马豆腐这样的事业？还有玛利亚，我一直不知道她是做什么职业的，而当初约旦司机把她的名片给我的时候，那个狡黠而暧昧的笑，更是让我费解了很久。
在玛利亚的房间里放了很多年轻女孩的照片，有很多是和阿拉伯人的亲昵合影。她介绍说，这些小妹妹是她从东北带来的，但是她并没有向我们引荐。
到了第五天，我们要出发了，大使馆给我们找的包车是250美元一趟。之前玛利亚替我们找到了150美元的车，我们没敢坐，谢绝了她的好意。
7月16日，我们的车队，一共4辆车，包括大使和中建等公司的员工在内，当天晚上12点从安曼出发，在约伊国际公路约旦一侧的破旧路面上颠簸了5个小时，于翌日凌晨早上5点顺利抵达约伊边境，等待天亮边境开放。那次是孙大使首次在战后进入伊拉克考察大使馆被破坏情况，也是我怀揣梦想和一点点可怜的本钱，第一次发现伊拉克就在眼前，如此逼近。
在约旦出发前，我和小何就开始设想路上可能发生的种种意外，最担心的是怕路上遇到抢劫，把本钱都抢走。伊拉克气温很高，浑身上下，短衣短袖，都没有什么藏钱的可能，藏在箱子里又怕连锅端，最后只有在脚上打主意，把运动鞋割开，30张面值一百美金的钞票，分几块塞进鞋面、鞋帮，然后缝好。这样外面看不出来，脚穿在里面却能感受到。不敢全部藏完，我和小何每人留下几百美金，以防遇到最坏情况，总要给别人一些辛苦费。
几个小时之后，边境开放，我们重新上路。约伊公路，又称“死亡之路”，出人意料的是，从约伊边境到巴格达的路段，是出自德国人之手，和约旦一侧的烂路不可同日而语，多年没维护，却像新的一样。据说这段路可以起降战斗机。在行进中，我们也确实发现某些路段中央的隔栏被取消，并有航道灯，也许就是为了方便飞机起落——这是萨达姆的小算盘，战争爆发，机场势必遭受第一轮打击，那么这条优质的高速公路可以当作备用机场了。
不知为何，这条可以算作“准军事目标”的路被破坏得很少，只有一处被炸，不得不绕道——倒是路边摆满了很多被炸毁的坦克。仔细辨认，大多数都是苏联出口伊拉克的T72。
不过此路被称为死亡之路，不是因为战争和路边的坦克残骸，而是因为沙漠的气候和景物的单调，容易使人产生幻觉——地面温度高，空气密度发生变化，光线折射，产生海市蜃楼，加上一路上景致单调，看不到任何参照物。在伊拉克五六十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高速行驶在这样的高速公路上是非常危险的，爆胎、撞车都会致命，曾有两位外国大使和好几位外交官在这条路上死于车祸。加上战后的抢劫、枪击事件，使得行驶在路上的汽车不得不搭伴赶路，这条外表平坦豪华的高速公路也就成了“死亡之路”。路边都是被撞坏焚毁的汽车，比被击毁的坦克残骸还多得多。
在路上 4.艰难着陆在火焰山
2003年7月17日，我作为战后第一批抵达伊拉克的中国人，和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及另7名人员同批进入巴格达。
当天，大使一行下榻喜来登酒店，我们和中建等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行7人住在了距离喜来登不远的安德鲁斯公寓，30美金一夜。
高昂的旅馆费用很快让我们承受不起，仅仅在安德鲁斯公寓住了一周，我们就搬到了附近的安德鲁斯PALACE——虽然都叫安德鲁斯（感觉怎么这么像《国产007》里的丽晶大酒店），但是差距很大，后者只要6美金一夜，不过没有电——巴格达主要电厂被美军炸毁，有条件的酒店和民居都备有柴油发电机。夜里的黑暗与高温几乎让我和小何无法忍受。
来伊拉克以前，我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巴格达的夏天是这样的燥热——后来我在网上查到，“世界热极”巴士拉距离巴格达仅仅只有700公里——和安曼比起来，巴格达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比国内传统意义上的炎热更要命的是，巴格达的高温在夜里也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我和小何只能轮流泡浴缸，一晚上洗澡十几次，你洗完了我洗。洗到后来，连浴缸里的水都不用换了——洗了十几回，水早被洗干净了。在最热的时候即使凌晨气温还能高达40℃，实在无法忍耐了，干脆就睡在浴缸里。可是发现皮肤开始有溃烂的预兆后，只能披着湿毛巾像和尚般地打坐，口中念念有词：心静自然凉。
白天的路面温度高达63℃。我和小何为了节约，不敢随便打车，约定3公里内只能步行，国内带来的仁丹一颗接一颗吃，嘴里一直含着不敢停——生怕一停下来人就昏倒在路边了。与此同时，高温也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食欲不佳给我们省了不少伙食费，不到一个月减肥5公斤。
身上的汗出了一道又一道，领口上是一圈一圈的汗碱。从安曼进入巴格达时，缝在鞋子里的钱已经被取出来了大部分。我把一部分钱放在鞋垫底下随身携带，另一部分藏在房间箱子里——谁也没想到，在一天一天的奔波中，脚上出的汗浸透了鞋底的钞票，加上走路时的不断摩擦，坚挺的美钞不堪重负，在多重折磨下，很快变软，变薄，等我们发现再进行抢救时，已经有200美金变得不能再使用了。
这个意外的事件使我们白白损失了200美元之后没几天，我们又遭遇了严重的失窃事件——我们藏在安德鲁斯PALACE的酒店房间箱子里的2000美金，又被偷走了300美金！为这个事，我和小何找到了酒店老板告状。不过谁也没抱希望钱能回来。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就在我要搬走的时候，老板找到我，还给我了300美金，说是服务员打扫房间时捡到的——真是见鬼了，一个月前丢的钱他也能捡到——居然还厚颜无耻地找我要小费，说伊拉克战争后，民不聊生，一份服务员的工作不足以养家户口云云。我真是哭笑不得，给了他10美元了事。
这是我在巴格达第一次被盗。巴格达小偷只偷零头的鲜明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是不是萨达姆时期法律对于小偷有严格的限制，限制了盗窃数额不得大于某个数目（也许是300美金），否则施以砍手之类重罚——因为这种惯性，小偷每次才一点点地光顾我们。
在初到巴格达的那段日子里，我和小何天天在市场上一圈一圈地转悠，几星期下来毫无收获——同期到巴格达的其他中国同胞也差不多。几个炎黄子孙，不远万里来到高温炙烤下的巴格达，白天在外跑断腿劳而无功，只好在夜里聚在一起，聊天解闷。几个做外贸的同胞眼见前途渺茫，已经动了回国的念头。
当时，我们的经济情况是这样的：在约旦呆了近一个星期，花掉了大约350美金，从安曼租车到巴格达用了250美金，住安德鲁斯公寓，30美元一天，7天，210美元。藏坏200美金，被盗300美金，再加上几百美金的零花，我同小何一起带来的5000美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一小半了——要命的问题是，生意一点都没有头绪。但我和小何已无退路，唯有拼命杀出一条血路。
就这样，在炎热的7月，我们在燥热的巴格达，艰难地留了下来。
在路上 5.王子之死
初到巴格达，感觉并不美妙，从民族情感上看，这是个刚刚沦陷、充满敌意的城市，人民远没有某些西方媒体宣传得那样欢天喜地。幸运的是，作为中国人，尚有之前的良好友谊垫底，足以安慰一下我们胆怯的心灵。
在巴格达的大街小巷里，只要有外国人的地方总有伊拉克小孩尾随，这些娃娃嬉皮笑脸地见人就喊“Mr.ONE DOLLAR（1美元，先生）”，语气上虽然嬉笑，但是除了油滑，感觉不出丝毫的友好。我和小何当时应该是巴格达最穷的中国人，每次看见这些小孩都抱歉地走到一边，还赔笑比画——“小朋友，我们比你还穷。”开始我们还为自己的小气给祖国丢了人而感内疚，后来看得多了才知道，英美那些满口仁义道德自由民主的鸟记者，也很少给这些伊拉克娃娃施舍。
住在安德鲁斯公寓的大概都是有钱的老外，我们曾经屎壳郎卧轨——冒充大铆钉，混迹其中长达一周的时间，被人误认为阔佬遭到打劫。打劫者就是一群伊拉克不良少年。
也许对于战事刚刚结束的伊拉克人来说，光是乞讨就太没有个性了。在我们住的安德鲁斯公寓门口，有一个不良少年长期带着一群娃娃，看见我们出去就非常专业地呈战术队形将我们围住，领头的半大小子掏出一把刀在手里比画着。我和小何不幸被围过两次，人生地不熟，生怕莫名其妙地埃上一刀——太没面子了，回国人家问你，是被AK47打的还是被M16打的，如果你骄傲地说，我是被M1坦克打的该多有面子，可如果说，我是被伊拉克小孩用刀子捅了，真不知要去哪里找个地缝钻进去。在这种恐惧的折磨下，我和小何两次都稀里糊涂地装可怜跑了出来，经济上没有损失，精神上却遭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吓得我们后来都不敢出门了。回到安德鲁斯公寓，和住在一块的中建公司、港资柴油发电机组企业的同胞一讨论，才知道他们也有相同的经历。
这还得了！出门在外，自己吃点亏不要紧，让人觉得中国人好欺负给祖国抹黑就不好了。我们几个一合计，大老远跑来淘金，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临到头竟然在伊拉克给小孩吓得不敢出门，赚不到钱事小，对不起祖国人民事大。于是到了第二天，大家决定结伙出门，7个中国男人，在7月某个炎热的上午，穿上各自认为最具剽悍派头的服装，袖口高高挽起，有墨镜的把墨镜戴上，背着手捏着半块砖头，以猛龙过江的黑社会扮相，走出了安德鲁斯公寓。
这招果然奏效，当初打劫我们的伊拉克坏小子看见我们，大概是心里犯了嘀咕，不敢再上前挑衅，远远地躲开了。看见他们躲开，我们也赶紧把袖口放下，恢复良民状——黑社会不是那么好装的，万一巴格达当地的地下武装以为我们是来趁乱抢地盘的外国人，偷偷用火箭筒袭击我们就不妙了。
被小孩打劫，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很快就过去了，真正让我们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还是乌代与库赛之死。
在我们来到巴格达的第五天夜里，我和小何正躺在安德鲁斯公寓的床上，享受着空调，一边计算生活费，一边探讨巴格达的淘金之路。就在快要睡着的时候，就听得窗外枪声大作——巴格达白天黑夜听到零星枪声并不奇怪，但是如此密集如此大规模的枪战，还是第一次。我悄悄地拉开窗帘往外看，漆黑的夜空中，漫天飞舞着曳光弹——显然，这是美军的手笔，伊拉克人很少有这个玩意儿的。难道是美军和伊拉克人大规模交火了？难道是战前神秘消失的萨达姆共和国卫队开始反攻了？
想到这点，我和小何都开始感到害怕——万一萨达姆还乡团把美国人打跑了，重新占领巴格达，我们不是白来了吗？鬼知道萨达姆会不会把我们两个抓起来以“通美奸细”论处……真是越想越害怕，这一夜，就在爆豆般的枪声伴奏下，我和小何忐忑不安躲在窗户下的死角（害怕流弹飞进来）无眠而过。
次日上午，我和小何战战兢兢地下楼来到大厅，一看没有伊拉克军人占领，悬着的心稍稍放下，找到全酒店最高大英俊的服务员穆罕默德，问他昨晚发生了什么。穆罕默德的英语还算凑合，加上比画，我们终于明白了，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萨达姆那两个不争气的儿子，乌代和库赛，被美军击毙了。我们听到的枪声，是美国人和伊拉克人同时的庆祝——多年以前，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开枪为他送行》，没想到而今竟然在千里之外伊拉克看到了现实版。
在路上 6.没有萨达姆的日子
随着和伊拉克人交流的日渐加深，我们才逐渐了解了伊拉克人民对于萨达姆一家复杂的情感。乌代库赛死了，大快人心，开枪庆祝是事实，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初，伊拉克人拥护萨达姆，也是不争的事实。
初到巴格达的时候，我们经常去问人觉得萨达姆怎么样，当然在大街上做这个民意调查比较危险——如果我们在街上遇到一个伊拉克人就乱问，很可能遇到萨达姆政权潜伏下来的特务，听见我们问这种问题，说不定就会从长袍下摸出一支枪给我们回答——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和热情的出租车司机和伊拉克朋友一起聊天才这么问，这个时候，10个人中，一般都有9个人说萨达姆好，偶尔会有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而在说好的那9个人中，往往有三四个极端的还会生气地反问：“你竟然怀疑萨达姆不是人吗？”态度十分凶恶，仿佛我在侮辱他们的民族英雄。
但是美军很快就让我们意识到了政治教化的作用，在初到伊拉克的头两个月里，安德鲁斯公寓大厅中的电视机里面清一色是MTV，都是从沙特、阿联酋等发达国家转手过来的，有阿拉伯风情艳舞，还有小甜甜布兰妮之类的欧美风格的节目，总体上看都是穿三点、极具挑逗性的劲歌艳舞。伊拉克“性”息落后，难以买到色情光盘，这些内容基本是压抑的伊拉克人民闻所未闻的，因而十分受欢迎——看来美国人工作到家，希望借此糖衣炮弹使伊拉克人忘记亡国恨。在艳舞、肉体诱惑的同时，还穿插着精神教育片断，萨达姆和其他高官以往的不光彩事迹也在反复播出——要是换在以前萨达姆时期的眼光来看，真是潘金莲遇到了宋江——又色情又反动。
仅仅过了两个月，我们再问“萨达姆是好人还是坏人”时，就有一半人持否定态度，说萨达姆不好。一年后，我离开伊拉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萨达姆是好人。你说他是好人，他还跟你急。而且到了后来，已经不是我对伊拉克人做调查了，问这个也没意思了，反过来是他们非常热心地问我们这些外国人觉得萨达姆好不好。一般讲我不喜欢得罪人，不给极端答案，说“一般一般”。这个时候有的伊拉克人就十分愤慨于我们的政治糊涂：萨达姆怎么是一般呢？他是魔鬼的化身！记得有一次在巴格达市中心被精致的阿拉伯地毯吸引，想买一幅带回来做纪念，看着地毯上绣着各种说不上名字的阿拉伯世界的知名人物头像，问店家有没有萨达姆头像的地毯，店家一听立马从地毯下摸出一把手枪，对着我说：“滚！”看到这阵势，我悻悻地走开，从此再也不敢犯这种低级错误。
除了在精神上蚕食伊拉克人民的抵抗意志外，美国人同时挥舞着美元大棒。在巴格达街上有很多车，经常一堵一两个小时动不了，由于战争原因，交通灯都成了聋子的耳朵。美军很快就雇佣了大量临时人员，负责交通指挥，这些人往往穿着便服指挥交通，类似国内违章的司机被罚站岗，显得非常不正式。我估计，这不是美军不发给他们制服——穿着警察制服的“伊拉克狗腿子”常常遭到袭击，伊拉克临时交警也许是担心警服太扎眼，自愿放弃公务员编制。
在战争结束之初，伊拉克失业现象很严重，美军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大街上垃圾堆积如山，因为扫垃圾没人付工资。但突然一夜之间出现很多扫大街的人。上前一问，才知道是美国人雇的，而且雇佣方式奇特——很多地区，美军发钱是计时而不是计量，换言之，只要你伊拉克人老老实实拿个扫帚在街上晃一天，哪怕你什么都不做，都能拿到工资——惟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伊拉克人的就业率，减少社会犯罪。
这都是街上的景象，工厂也是一样的情况，美国人自己掏腰包，雇用伊拉克人做工，其实赚不到什么钱，主要是图个稳定。除此之外，美军还给伊拉克人发放最低生活费用，一个没工作的家庭每月有50美元的收入。通过这样实质性的救济和宣传，伊拉克人确实得到了好处，也渐渐淡漠了对于萨达姆的感情，看着美元也渐渐顺眼了——不过有一点，在伊拉克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场合，我去询问任何一个伊拉克人：“你喜欢驻伊美军吗？”没有一个人会说喜欢的。
黎明前的黑暗 1.战地第一家中餐厅
《寻找他乡的日子》一出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只要有一个铁锅和铲子，中国人就能创业”。最初看到这句话，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有些刻薄。出国前也曾经豪情万丈地想做大生意，但是到了巴格达，才发现人生地不熟，除了经营餐厅，我们似乎别无选择。
我们的第一家餐厅选址在安德鲁斯公寓。那时候，安德鲁斯公寓只有阿拉伯餐，我和小何抓住这一点，尝试去说服酒店老板伊斯麦伊。
伊斯麦伊是个在英国出生的伊拉克人，出身名门，家大业大，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论是外表还是性格，都具有鲜明的犹太人特色——我们怀疑他有犹太血统，但是没敢问，谁知道他是不是潜藏的以色列间谍呢？我们向他提起中餐，他很感兴趣的样子，找我们要方案。我们写了一份又一份，中心议题就是，阿拉伯餐厅是以羊肉为主的单一特色，并不适合欧美人士的饮食习惯，如果改做中餐，档次可以提高，竞争力得以加强，钱可以赚得更多。
当时，我和小何盯准的是安德鲁斯公寓旁巴勒斯坦和喜来登两座5星级酒店的外国记者，准备赚他们的钱。我们得意地计算了记者的流量：两座5星级酒店1000多人的总数，按照10天来一次的频率，一天来100人吃饭，1人消费5美元，日营业额可以达到500美元。按照饮食行业利润对半的规律，我们每天可以赚250美金！这个诱人的前景也成功地煽动了老板伊斯麦伊的热情——不过虽有热情，他也充分地让我们领教了阿拉伯人的稳健风格——区区一个餐馆的合作，我们天天跑，居然用了一个月才谈下来，经常头天说的内容到第二天又重复说，像得了健忘症。好不容易签下合同，我和小何已经对和阿拉伯人谈判产生了深深的恐惧——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老外对“欧佩克”如此头疼了——那可是一群阿拉伯的谈判专家啊！
当时，按照我们和伊斯麦伊的合作协议，他提供经营场地、水电、服务员、杂工，我们提供管理、厨师，利润六四分成；合作期限为1年，但设定了3个月的试验期，在3个月结束后如果生意不好或合作不愉快，任何一方都可以终止合同。当时订立这项条款的目的就是以安德鲁斯公寓为跳板，不想另有高就之后就玩人口失踪的游戏，给中国人背上没有信义的恶名。
我们在出国之前，就已经和厨师商量好了，底薪是人民币3000元，另有提成。在战争地区来看，这个工资不算高。当初在国内招聘的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吸引力，报名的人寥寥无几，而且一听我们没有任何基础就直奔巴格达，几个厨师都吓得落荒而逃。
后来多亏了我的连襟老梁，他在武汉一冶上班。我在不抱希望的情况下找他帮忙留意，谁能想到，不到一周他就替我找好了人——原来他所在的一冶曾经在伊拉克有建设项目，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两个厨师就在伊拉克干过，算是熟门熟路的老伊拉克了，所以立马答应下来了。
惟一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约旦。8月下旬，餐厅进入前期筹备阶段，我和小何赶赴约旦接厨师。在安曼遇到了一个中国人，她有几家餐厅，准备结业。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个好机会——大量调味品，炒菜锅（我们用了1个月时间找遍伊拉克，除了平底锅，找不到一个中式铁锅），还有轧面机，我们可以用比较好的价钱拿下。同是炎黄子孙，异乡相逢，聊天聊得也很愉快，谁也没有想到，她来自台湾，和我们交谈之下，得知我们来自大陆（开始她大概以为我们是香港的），居然犯了脾气，宁愿把东西卖废品也死活不愿卖给我们。气得我大骂：我是抱你们家孩子跳井了啊！
后来在国外呆的时间长了，我们渐渐了解到，在海外很多地区，大陆和台湾人的交流都面临着很多障碍——多数时候，是互不搭理的。
黎明前的黑暗 2. 无冕之王赖账
2003年8月28日，我们在巴格达的第一家中餐厅借助安德鲁斯公寓的壳资源，历经冗长的酝酿，终于成功开张了。开业之初，我们是瞄准了遍布伊拉克铺天盖地的外国记者的钱包——可是很快就发现，这是个失败的策划。那些老外记者身处战区，基本就是准军事单位。驻伊的新闻单位，至少会有一个记者镇守指挥电话。平日里，他们收买大量伊拉克线人，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指挥自己手下赶赴现场——宾馆大堂里，满满当当都是各家的外派记者，浑身上下披挂齐全，枕戈待旦，一旦楼上指挥间有电话，马上拎着大炮一样的镜头跑现场——基本上每次爆炸发生后，在美军赶到现场前，记者就已经开始为了抢拍照的地盘吵架了。在这里，我们终于真切地体会到了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战地记者罗伯特库柏说的：“如果你拍出的照片不够好，那说明你离战火不够近。”
战地记者如此敬业，也给我们造成了巨大损失：我们原定的这群“目标客户”吃饭根本不规律，有时候根本就不吃，天知道是不是厚着脸皮找美军要几个面包在路上匆匆对付，或者干脆就抢伊拉克小孩手里的棒棒糖？一直到两年后的今天，我已经远离伊拉克，我还不知道那些战地记者们当初是怎么吃饭的。
在与记者的接触中，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他们的斤斤计较——在我的印象里，大的新闻单位总应该是财大气粗的。我们曾经遇到FOX新闻频道的一个老板，来餐厅吃了一份炒饭，然后揪住我开始攀谈。记者出身的老板真的很能侃，和我们讲扬州炒饭，告诉我们他很喜欢中餐，在美国的时候几乎一个星期去唐人街吃两次；后来越扯越远，和我们谈起了中国文化。我们还顺便知道了他很欣赏BRUCE LEE（李小龙）和JACK CHAN（成龙）。
当时正处在创业的艰难期，在伊拉克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碰见这么一个财大气粗又嗦的外籍知音，实在是令人感动——更令人感动的是，这个家伙告诉我说，他在伊拉克，和同事们住在喜来登酒店，“你们一个星期给我们做两次菜。中国菜如此美味，想必手下的喽罗也一定喜欢，按40多人的分量，你们有什么拿手菜都送过来。”
这可真是个大生意，我和小何喜出望外，叫厨师什么贵做什么，做了500多美金的菜送过去。送菜的时候，我满心高兴。到了地方，老外一看菜色丰盛，也挺高兴，招呼人就开吃。我站在一边，等着吃完收账。好在这群记者在伊拉克都给磨炼出来了，吃饭还都算快。不一会儿，那老板摸摸油光光的嘴巴打着饱嗝过来给我算账。我把账单一拿出来，老外一看快500多美金，吓一跳，也不和我谈中国文化了，一脸不高兴地要求我们打折，而且无冕之王的英姿十分强硬，告诉我们不给满意的折扣休想拿钱。
我本以为，堂堂一个FOX新闻频道，一顿饭应该是可以报销的，所以老板才牛气冲天地叫我们拣拿手的上——谁知道是不是这个老板自己掏腰包，所以变得如此小气！没办法，只好给他们从九折打到八折再到七折。因为生意是和安德鲁斯公寓合作的，他们的利润不能少，只能从我们这边的利润里扣——本来想赚钱，到头来却吃了暗亏。
随着经验和见闻增多，越到后来我越感到，这世上有一种力量，老人们称之为乾坤，看不见摸不着，但却主宰着天地的运行，它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秩序。所以说，干为纲坤为纪，不管干什么，纲纪不能乱，小聪明、贪便宜或许能得逞一时，终究要付出代价，做生意还是要讲诚信。到了后来，我会在顾客点大餐时先告诉他们总价格——老外算术很差，自己看承受力来消费，国内很多都是一个劲儿地推荐贵的，这在国外行不通——也许是老外比较不要面子，肯撕破脸和你耍赖皮的原因。
在那前后，我们还雄心勃勃地想给法新社、CNN做菜，还跑过联合国驻伊服务点，想给联合国驻伊单位做菜，但都没有实现。法新社干脆自己请了一个叙利亚的厨师，把成本降到最低，肥水不流外人田；CNN则是采取放水养鱼的政策，像撒蝗虫一样把记者撒出去，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联合国驻伊服务点搞得像间谍机关，连大门都不让进。后来好不容易混进去，一问才知道，这些老爷们的粮食都是专机运输的。
黎明前的黑暗 3.爆炸，爆炸，爆炸
在安德鲁斯公寓开餐馆期间，我深深地理解了安定团结对于商业发展的重要。餐厅生意不好，一方面是由于记者的职业特殊性，但最要命的还是爆炸。几乎在每次爆炸后，美军都会出台一个相关禁令补裤裆——虽然根本挡不住下一次爆炸，但人一疏散，我们的小餐馆还能做谁的生意？
在安德鲁斯餐厅运营的9月到11月间，伊拉克反美武装针对巴勒斯坦和喜来登两座5星级酒店外国人的大爆炸导致的疏散，基本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发生着——快赶上月经般的准确及时了。
第一次伟大的爆炸，9月中旬发生在安德鲁斯公寓背后的巴格达宾馆，那里据说被CIA和FBI占用，是扑克牌通缉令的指挥中心，大量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扑克牌通缉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当时萨达姆还没有被俘，估计是手下喽看他被通缉得辛苦，开了个汽车炸弹去把那楼给炸了。
爆炸发生当时，我和小何在外面送餐，厨师在房间里睡觉，被爆炸的气浪从床上掀了下来。最倒霉的中国人是卖发电机的公司新来的一名阿拉伯语翻译小丁，爆炸发生时他正好路过巴格达宾馆去上网，不幸赶上了爆炸。好在当时他离爆炸中心还有60米距离，可就是这样，他还是给爆炸声震晕了。据他事后描述，当时看见火球在眼前腾空而起，然后听见声音，接着就被冲击波和声浪震晕了，后来不知怎么自己醒过来了，面色苍白，几乎是爬着回来的。他一个劲地说，早出来3分钟就没命了。可能是这次爆炸把他吓坏了，爆炸发生5天后，他就忙不迭地辞职跑回了约旦。
在8月28到9月28日这一个月的生意里，因为巴格达酒店的爆炸案，记者被疏散一星期，我们的日平均营业额从每天150美金锐减到50美金。
第二次爆炸案，发生在伊拉克的母亲河——底格里斯河的河边公路上。刚到伊拉克时，就听得国外记者盛传萨达姆在开战之前，把核设备与化学武器沉到了河底（当时漫长的核查还没结果，全世界都不知道萨达姆有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吓得我们只敢喝可乐和进口的矿泉水。在遥远的伊拉克，这些东西的价钱是国内的几倍，昂贵的价钱很快让我们不堪重负，没多久便和广大伊拉克人民一样共饮母亲河底格里斯河的水。
我们当时居住的安德鲁斯公寓到底格里斯河只有10分钟路程，空闲的时候（生意不好，就经常空闲），我经常跑到河边去散心。就在我经常走过的那条通往底格里斯河旁边的路上，有美军坦克连的一个检查点，检查进入酒店区的人员及车辆。10月份的某一天，从坦克哨位看不到的死角，跑过来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炸弹，径直开向两辆坦克，撞击引爆了炸弹，两名美军士兵殒命。爆炸发生当时，我马上跑上房顶看热闹——没几分钟，现场就站满了密密麻麻的记者。
这第二次爆炸导致住在巴勒斯坦酒店和喜来登酒店的记者疏散了一周多。疏散期间，我的生意出现了历史最低点——连续有两天，1块钱的生意都没有。当月结算，我个人分得的利润为250美金——如果我留在国内，这个月的收入应该在1000美金以上。
很快，11月初，第三次爆炸不期而至。一个抵抗组织的勇士，赶着马车，装作给巴勒斯坦酒店送煤气罐，骗过了美军哨所。煤气罐里，混装着炸药，炸药连同煤气罐，在巴勒斯坦酒店门口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爆炸，伤了10多个人。
爆炸发生在清晨7点，巴勒斯坦酒店的外国记者终于赶上了最近距离的爆炸，兴奋得像没头苍蝇一般上前抢新闻。我们住在安德鲁斯公寓，基本就是一墙之隔。爆炸发生后，所有人都被震醒了，以为就在安德鲁斯公寓楼下爆炸，没有一个人敢下去，大家都趴在床上，战战兢兢。
第三次疏散，生意更是日见萧条，简直可以用一落千丈来形容。月末结算，小何张口就骂：他妈的，居然亏本了。
恶劣的经营环境影响了餐厅的生意，也打击了我的信心——最倒霉的时候，一天一块钱收入都没有。当时人在异国他乡，而且，此时伊拉克连娘家大使馆都没有恢复，真是断肠人在天涯般凄惨——困境持续了两个月之后，我悲观地分析了前景：这样做下去是没用的，理想是达不到的。在有一千多外国记者的社区，记者收入比士兵多，在这样的地方都维持不了，偌大一个巴格达，到底哪里才能淘金？到了第三个月，我们开始亏钱了。真是人穷志短，这时难免开始动摇，开始寻思是否转行做贸易。浙江人在巴格达做鞋生意，一个货柜可以赚5万，一个月做5个货柜，25万。但是伊拉克老百姓说得好，命苦不能怨政府，点背不能怪社会。人家生意再好也是别人的钱，既然在那里干就得干下去，做餐馆就要坚定。在迷茫中，我犹豫过，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黎明前的黑暗 4.信仰的力量
初到伊拉克的时候，虽然离底格里斯河很近，但是一直不敢去河边散步——河的对岸就是总统府所在的绿区。大家都风传萨达姆怕美军渡河攻击他的总统府，因此在河两岸芦苇丛中布下了大量地雷。我们被“地雷”吓住了，第一个月里进出安德鲁斯公寓，都是侧着身子，生怕不小心离底格里斯河边的雷区距离近了，引发爆炸。
但是事情很快变得明朗起来——我们常常能看见美军巡逻队没事总去河边溜达，除了偶尔被河边茂密芦苇丛中里的抵抗组织狙击手打死一两个之外，从来没有一个被地雷炸到的。
我们好奇地问酒店边检所的美军士兵，河边是否有地雷。他很有把握地晃着脑袋告诉我们——整个巴格达地区没有一颗地雷，但是，河边有狙击手，你不要去。
不知道是不是诱惑的根源就是来自禁止——越是说有危险，我越感到底格里斯河对我有深深的诱惑。就是这样一条古老的河流，孕育了美索布达米亚平原，孕育出了著名的巴比伦文明。仅仅是10分钟的路程，因为胆怯我竟然没有去到这条河边走走，用它的河水洗洗脸——以后回国，女儿懂事了，问我，爸爸，你去过底格里斯河吗？我如何作答？
底格里斯河畔的夕阳美景成了我致命的诱惑，而且，与地雷相比，狙击手似乎更人性化一些——我们估计，他们主要是针对美军的，和我们中国人无关——中国人在伊拉克人心目中是“阿呼伊”（兄弟，做手势是两个食指并排），于是我们穿上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功夫衫，把自己装扮成李小龙模样，就当穿着防弹衣直奔河边去了。
当我路过美军哨所时，30多岁的美国兵汉斯拦住了我。汉斯是个大块头兵，却拿着和上尉一样多的工资——大约5000美金，这基本上是他同级战友的1倍多，原因就在于他生了很多小孩——在美军服役，小孩多是有补贴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汉斯显得非常随和善良，拎着枪就像拎个锄头，没有一点杀气。他看我要去河边，从检查所里远远探出身子，叫阿拉伯雇员拦住我。当时餐厅生意不好，我心里确实被憋得受不了了，碰上汉斯阻拦，还是没领他的情，强烈要求去。
最后汉斯无奈地耸耸肩膀，同意了，站在坦克上给我打手势比画：我用望远镜看着你，有问题就通知你，你听见枪声就快点撤退！
谢过了汉斯的好意，我来到了底格里斯河边。河面大约有500米宽，两岸是茂密的芦苇，偶尔能看见绿区里的几个雄伟建筑的角落——那也许是萨达姆的宫殿吧，现在已经驻扎了大量的美军。
河水有一点微微发黄，太阳照着，金光闪闪，波光粼粼，生机无限，一片宁静。真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和巴格达城内的战火纷飞完全是两个世界。在底格里斯河边有成群的鸽子、斑鸠、野鸭，盘旋嬉戏。不管是伊拉克居民还是后来的美军，都没有打鸟的习惯——后来我才知道，阿拉伯语中，巴格达的意思就是鸽子的家。鸽子本意象征和平，在和平鸽的家，却充满了战争，不知道是不是神开的玩笑。
在河边的芦苇丛里，很多水獭在打洞。它们在芦苇丛中爬来爬去，芦苇丛哗哗作响。刚听见这种声音，我吓得连退十几步，以为是狙击手，可是半天没有人出来。再仔细看看，发现芦苇被拨动的面积要比人小得多，估计多半不是人，伏下身去看，才发现是几只调皮的水獭受到惊吓，在芦苇中匆匆而过。
比水獭更不老实的东西也有，那就是岸边成群的野狗。它们在河边的土埂上跑来跑去，从体形和毛色上看，都是家狗，也许是给打仗打散的。一只一只，虽然无家可归，但也算精神饱满——河边满地都是鸽子的羽毛和骨头，有一两只贪吃的狗，嘴巴边上还有羽毛残留——估计它们是抓鸽子吃的，只不过，这个任务难度比较高，如果不是无家可归，要自己找吃的，这些狗未必舍得如此卖力。
渐渐地，我走得有点远了。我踏着泥泞小道，穿过一片芦苇，在河边的一个小滩头，看到一个钓鱼的老者。说是老者，多半也是因为他的外貌显老，年纪估计在50多岁。我走上前去，想看看他钓鱼。他不会说英语，只好和我比画，笑一笑，示意我随便看。
看着他的悠闲自得，我也忍不住了，也想学他一样钓鱼，于是向他比画了一下，意思是问：“你还有渔具吗？”
他很干脆地给了我一个鱼钩，分出了鱼饵，帮我上好，又折了根树枝，帮我做好钓竿塞到我手里。见他如此热情，我也非常高兴地坐在他旁边，开始一心一意地垂钓。
《伊拉克，在死神脚下揾钱》
刘磊大事记
2003年5月.国内“非典”风波，从公司辞职。
2003年7月.“非典”禁令解除，踏上了战火纷飞的伊拉克。
2003年8月.在巴格达的安德鲁斯开办了战后第一家中国餐厅——“中国龙”，孙必干大使题词。
2003年12月.结束安德鲁斯餐厅，搬到总统府所在“绿区”继续经营中餐。
2004年1月.餐厅大路被封，被伊拉克合伙人卡森告上法庭。
2004年2月.第一次回国，筹备更大发展。
2004年3月.第一批中国人质在伊拉克遭到绑架。
2004年4月.重返伊拉克，餐厅生意如日中天。
2004年8月.回国。
引 子
2004年8月1日清晨，我从位于巴格达总统府所在的“GREEN ZONE”（绿区，联军总部所在地）出发，离开伊拉克准备回国。一路上GREEN ZONE的风景熟悉而又陌生——底格里斯河与岸边硝烟弥漫的宫殿与我一年前来此初见时并无二致——只是临行之际，心中多了几分留恋。
当我坐上开往约旦的大巴，汽车发动的一刹那间，看着古老的巴格达沐浴在略带硝烟味的晨曦中，心中一酸，忍不住要落下泪来。
大巴缓缓出城，还可以远远看见战前萨达姆为阻止美军地面部队攻城而挖掘的宽阔的壕沟——战前萨达姆下令向里面倾倒了大量的原油，围绕整个巴格达，燃起一道“火墙”——16个月后，物是人非，曾经燃起通天烈焰的地方只剩下一道满是灰烬的沙沟，它的始作俑者萨达姆家族也已灰飞烟灭。在我离开巴格达的那几天里，美军正调动部队筹划攻打费卢杰——沿途随处可见美军士兵和车队集结，每隔一公里就可以看见几辆自行火炮和坦克组成的简易炮兵阵地，钢铁堡垒静静地卧在伪装网下，黑森森的炮口指向了公路南面的费卢杰。
8月5日中午，我从“死海”游泳归来，踏上了返航的飞机。次日晚上10点，我回到了深圳的家中，这天正是我33岁生日——妻女已在家中为我准备了生日蛋糕，等了整整一天。
2004年8月6日晚，生日蛋糕代替了晚餐——这一天，距我赶赴伊拉克淘金已经一年零一个月了。当初我出国带3500美金本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笔钱翻了数十倍，经由巴格达地下钱庄转道美国，陆续汇回国内。
8个月后，我的合伙人与所有员工全部回国。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从驻伊美军军营里赚回了308万元人民币。
整装待发 1.骗来的签证
2003年5月30日下午5点，我完成了琐碎庞杂的工作交接，彻底结束了我在原单位的工作。研发部的同事小帅，抽空跑来和我一起在吸烟区狠狠地抽了两支烟。我在他的注视中，默默地走出了位于深圳高新技术园区的R2栋大楼，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既有怀念、失落的感觉，又有放飞的兴奋。从这天起，我彻底结束了打工生涯，命运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工作中解放出来，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进入伊拉克。当时在很多人看来，这确是一堆茫无头绪的乱麻——我最开始咨询的几家代办签证的旅游公司都对此事表示茫然——“伊拉克？没做过啊！”是啊，有人去伊拉克旅游才真是见鬼了！
后来还是战争开始时，蝗虫般无孔不入的记者给我指明了路线——既然萨达姆政权已经被推翻，那么只需取道约旦或者叙利亚找机会进入即可。复杂的事情变得清晰起来，于是再去咨询，约旦签证大概需要四五千元的费用，而且不一定能办下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看来只有靠自己了。
为了取得约旦的签证，我首先打电话到约旦驻中国大使馆申请。对方说，需要来自约旦的邀请函才能给批签证。
为了这个邀请函，我上网查询了多家约旦企业、厂家、展会，但结果都令人失望——在多次碰壁后，2003年的“5.1”长假结束时，我给中国驻约旦大使馆打电话求助，以当时所在公司的名义，取道约旦去伊拉克去卖点电子产品，看能否帮忙委托约旦有中国背景的企业，代发一个邀请函。
中国驻约旦使馆的徐参赞叫我发一个详细的传真去。我当时非常高兴，感觉终于有戏了。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中国驻约旦大使馆的效率非常之高，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就给我发回了邀请函——邀请单位公章赫然便是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大使馆函邀某电讯公司代表刘磊到约旦进行商务考察。
我把这张邀请函连同护照，一起快递至北京的约旦驻华大使馆，我在5天后就收到了回件——打开一看，我的签证！
后来，很多人向我问起，当初是如何拿到签证的，我就把这段经历说给他们听。他们非常惊奇，甚至感到难以置信：大使馆会理会你一个小小的公司吗？实际上，大家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逐步发展，顺差也在逐步加大，这是和我国很多外交部门的通力协助密不可分的——当你在异国他乡遭遇困难时，自然可以求助娘家人——“大使馆”，当你在出国的关口举棋不定时，不妨也咨询一下我们的大使馆。
在我拿到约旦签证的时候，已是5月中旬了。此时恰逢“非典”肆虐，我呆在家里，做着最后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外电记者开始报道说：由约旦进入伊拉克的边境被美军关闭——因为战争未结束，记者被滞留。
这对于即将踏上征途的我来说，显然不是个好消息。未思成先思败——不然，等我抱着侥幸心理到了约旦，却被滞留在那里可不是什么意外的惊喜。于是，我给自己制定了第二条路线——叙利亚签证，这样的话，双保险中任何一环出了问题，都能保证我还能顺利进入伊拉克。
5月底，我采取同样的方法，联系了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可惜同样的方法未能再次奏效。无奈之中，只有给叙利亚驻北京大使馆电话申请。那次通话中，我冒充一个民间媒体的记者的身份，说希望去伊拉克采访，报道战事，途经叙利亚，渴望能被给予照顾。
叙利亚大使馆回复说：大使馆没有资格批签证，需要内政部审批，但是大使馆可以代为转交申请材料。不过时间周期可能会很长，也许一个月，或者干脆就不批。
再渺茫的希望也比没有希望强，我决定把这出戏一直演下去，直到演出有结果为止。于是我杜撰了一套完整的采访资料，传真了过去。20天后，叙利亚驻华大使馆打来电话通知我，叙利亚内政部已经批了我的申请。我高兴之余，打了个电话请北京的朋友帮我代办。没两天，叙利亚的签证也寄到我手里了。
2003年6月中旬，两个充满了谎言和借口的签证，仅仅用了300元的签证费就摆在了我的面前。即将踏上征程的我，想起这两个签证若是经代办倒手的话，一定是喊出上万元的天价，一时间，心中充满了得意。
整装待发 2.前 瞻
签证到手后，本来预计在6月中旬即可成行。不过人算不如天算，“非典”打乱了我预期的安排。在那一时期的许多国家都限定不准中国（来自“非典”爆发区）公民入境，如果我当时贸然坐飞机前往，必定给堵在约旦的机场里不让出去，然后再灰溜溜地被赶回来。
幸好我和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取得了联系，得到了“暂时不要出来”的劝告。在焦急的等待中，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筹备工作也渐近尾声。成天泡在网上，渐渐对海外华人在中东和波斯湾的创业情况有了个大致的掌握。
历经多年的发展，迪拜已经成为华人在中东和波斯湾淘金的一个重要阵地。早在上世纪90年代，迪拜已经以繁华被称为“中东的香港”，成为中东、北非的商业中心。自1996年开始，淘金的华人更是大量涌入。到2001年之前，迪拜的生意都非常好做，外贸利润空间大得惊人。这样丰厚的利润，吸引了更多的中国商人蜂拥而至。这下人数上去了，场面也开始混乱起来——众华商全盘继承了国内价格大战造福消费者的优良传统，很多中国商户赔得自己没裤子穿，也要以低于成本价甩卖商品，造福阿拉伯兄弟。当时在迪拜做外贸的华人，多数都在赔钱，货物在迪拜的售价比在国内的批发价还要便宜；我赔你也要赔，我死也要找垫背的。又一个海外黄金市场毁在某些不道德的中国商人手里……还有一个消息大大不利于培养民族自豪感：在迪拜，有近千名来自中国的女同胞走投无路操起了人类最古老的皮肉生意。
这些悲惨的案例刺激了我去伊拉克的决心——宜早不宜迟，在市场还没有被同胞做到砸锅卖铁的地步之前挖到第一桶金，使自己迅速壮大。国内的兄弟自己打价格战，勇猛无比，但要深入敌后，有勇气的人还不多。由于战乱，伊拉克至少有两年的时间不会出现大量的华人竞争者——这可要比去其他国家强太多了。当然，未思成，先思败，同时我也告诫自己，万一不如意也不能丧失自我价值与尊严。这一点，即使后来在伊拉克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也没有忘记。
整装待发 3.“班超”，我出发了！
2003年6月底，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战争结束。
几天后的7月初，我来到了美资的友邦保险公司，想为自己投一份保险——遭到了对方的拒保，理由是伊拉克属于“战争地区”。我当时就和人拍了桌子，还动用了国骂：TMD，战争是你们美国人发动的，也是你们美国总统布什在几天前宣布结束的。打也是你们，和也是你们，怎么现在又算“战争地区”了，你们咋不和你们总统保持一致呢？
最后，保险公司的经理出面解决，我以一年4000多元的保金买下了一个意外伤害加医疗保险，万一牺牲在伊拉克，家人最高可获得的赔款是60万元。
7月初，我建立的中伊商旅网正式投入使用，中伊商贸咨询有限公司也已顺利注册。尽管那时候，一切业务还都没有展开，但我觉得，已经开始拥有了自己的事业。
从一个办公室职员变成一个即将踏上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淘金的商人，虽不是真正的军人，也可以说是“投笔从戎”了。如果把我自己设想成班超，那么“投笔从戎”接下来的一场大戏，就应该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了。
7月7日，约旦对中国解除禁止入境的限制——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在其官方网站上随即发布消息。消息出来的当天，我就订了机票。
临行的那天夜里，我把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碟找出来，看了一遍又一遍，“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对庸碌生活的抗拒和自由生活的向往，是不是每个男人发自心底的渴望？不过与安迪不同的是，尽管我们的出走之路同样艰难，但等待他的是阳光海岸、清水细沙。我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我的命运还潜藏在战火刚刚熄灭的无垠沙漠——未来如何，还要自己把握。
7月12日一早，家里人和同事小帅送我和搭档小何出了罗湖海关，因为“非典”的原因，当天过关的人很少。临检人员很悠闲，当他们看到我的签证居然是跑到伊拉克的邻国约旦，大概是有点不敢相信——还拿到签证技术检验部去检查了一番。
小小的波折，并未给我的行程带来任何不快。2003年7月12日中午，美军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结束后20天，我登上了香港到安曼的航班——我的目标，和两次海湾战争中美军射出的无数导弹一样，目标只有一个：巴格达
在路上 1.追日之旅
7月12日出国之行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场远征。在短短的一天内，我从香港出发，经由泰国曼谷，阿联酋迪拜，卡塔尔首都多哈，最后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度过了出国后的第一个夜晚。
由于时差的原因，尽管第一站抵达曼谷时，已经临近黄昏，远远看见红日西沉，但是随着飞机不断向西追赶着时差，虽然多次转机，辗转于各国的机场之间，时间却好像停止了下来——这是一趟追逐着落日的旅程。古书上说，遥远的大海上，有一群“逐臭之夫”，其实，那不过是每个人的审美和追求不同罢了。我的这趟追日之旅中，目标是财富。
飞机上，阿拉伯空姐美丽的面孔逐渐把旅客们带入陌生的世界，长途旅行的机舱里，混合着浓烈的香水味和不知是来自非洲还是印度大姐的脚臭（她们登机不久就轻松地换上了拖鞋，丝毫没有出门在外的局促）。我把自己绑在追逐落日的机舱里，努力让自己睡着积攒精力。
旅途的兴奋和对前途的憧憬很快就被旅途的疲乏消磨殆尽，到达迪拜时，太阳才刚刚落山。迪拜是“中东的香港”，我很早就在网络上知道，世界上惟一一座“七星级”酒店即坐落在此。不过由于行程紧张，我并没有能去参观，但仅仅就是在迪拜机场候机大厅里的匆匆一瞥，那里豪华的装修，和大厅内高高的椰子树，就已经让人印象深刻。从迪拜豪华的候机大厅转机，又经过了两趟短暂的飞行，夜里11点，我在巴林过夜。在那里，我得到了一个有效期只有24小时的临时签证。次日，进入约旦首都安曼。至此，长途旅程告一段落——站在安曼的街头，我似乎已经能感受到最终目标伊拉克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气息就在身边飘动。不过在进驻伊拉克之前，我们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在路上 2.约旦骗子
从约旦首都安曼机场一出来，顿时感觉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在巴格达高达60℃的气温煎熬之下，才开始深深怀念安曼地区清爽宜人的气候——不过在当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从机场出来，两眼一抹黑，按照事先的计划，我和小何两个身在异乡的游子第一个目标就是娘家——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在申请签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接触，这下也许还能遇见熟人呢。
约旦人口中，约有7成是巴勒斯坦难民，因为这个原因，安曼整个城市风格看起来比较破败，人民生活水平也偏低。尽管如此，我们初来乍到不知深浅，还是不敢贸然直接打车，只是乘坐机场大巴来到市中心——阿布打里汽车站，然后再转乘出租车。
总体来看，约旦人受教育的情况比较好，10个人中能找出5个用英语和你交流，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加上双手比画和表情，一般的交际也能应付了。就是靠着这样的交流，我们打车来到了位于拉比尔区梅色卢恩大街10号的中国大使馆。
根据在国内的习惯，我比较相信国营招待所，身在安曼，中国大使馆招待所自然是我们的首选，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太贵了。中国大使馆招待所收费高达80美金/夜，这种消费水准根本就不是为我们做小生意的预备的。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和大使馆的人草草聊了几句，问了些当地和伊拉克的一些情况，然后匆匆离去，寻找在安曼的落脚点。
从大使馆出来，我们有一种被娘家抛弃的感觉，我和小何都有点丧气，不愿多说话。加上之前的经验发现约旦打车并不太贵（从市中心到大使馆花了两个J.D——约旦第纳尔，约合人民币24块钱），于是就又拦了辆车，委托司机带我们寻找旅馆。
这次找的约旦司机，是个皮肤很白的胖子，他为人非常热情，友好，见了我们亲爱的中国人民就热情地招呼“哈比比”（亲爱的），上来和我们拥抱。而且这个老兄不顾自己的英语水平很差的事实，非常热情而又勉为其难地和我们展开了积极的交流——我们真的要感动死了。这样热情健谈的出租车司机，我们以为全世界除了北京就没有了呢，没想到千里之外，小小安曼城里的一个普通巴勒斯坦难民出身的司机竟然扭转了我的偏见，让我认识到真是处处有亲人啊。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老兄的热情其实并非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占主导，而是拜金主义思想在作怪——短短的20分钟路程后，我们感觉还没有市中心到大使馆的两个J.D的路程远，我们寻到了一家还算凑合的旅馆。临下车，我掏出了5个J.D给他，还善意地表示，剩下的就作为帮助寻找旅馆的小费。
白白胖胖的约旦司机双手捏着我递给他的5个J.D纸币，翻来覆去地看（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小子在装蒜）。我以为是善良的约旦人民觉得我给多了，还上前和他比画：
“剩下的，给你，小费！”
这下白胖子该是听懂了，面色马上一变，把钱收起来，看着我说不够。我大吃一惊，掏出一把钱来想和他比画：“你要多少？”没想到他一边十分主动地从我手里抽出一张十J.D的纸币，一边比画，这才够了。然后趁着我们愣神，发动汽车，溜了。
说实话，我和小何两人，当时还未能从和巴勒斯坦兄弟亲热的“哈比比”关系中转换过思维就被抢走了15个J.D——合人民币200元的样子，心里实在憋屈。等到后来住下了，收拾停当，洗完澡后，再想这个事情，越想越不对，越想越憋气。小何提议，晚上反正无聊，不如去找个公道。
如果当时要换在其他国家，人生地不熟，为了一点点小钱去找人晦气，我们是没有那么大胆子的——不过约旦不同。早在初抵安曼的时候，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约旦治安非常好，关于治理小偷强盗的法令相当严厉，大概是保留了古老的阿拉伯法律中砍手砍脚的传统，因此约旦基本没有小偷强盗，甚至可以做到夜不闭户。不过挺遗憾的是，大概是阿拉伯法律对骗子没有什么限制。
我和小何一边在安曼闲逛，一边寻找警察局。安曼的市场，被数量庞大的中国货占领着8成左右的份额——不过令我感到不是那么光荣的是，充斥在约旦市场上的那些中国货技术含量都比较低，质量水平都比较差。我买了一瓶中国造的洗发水，挤出来的东西基本是悬浊液——溶质和溶剂根本就没有混合，像消化不良的稀屎，闻上去一点香味都没有，只有一股塑料的臭味——结果我用也没用就把它扔进了垃圾箱——不知道这种东西，约旦人民是怎么往脑袋上倒的。
后来，我们历经两家警察局的推诿，终于找到了一个秃头警官（不知道是不是中国劣质洗发水的原因）负责受理我们被骗的案件。多亏了白胖子司机一路的热情，他塞给我们的一张联系名片成了惟一的线索。我们拿出名片请警察帮忙寻找这个无良司机。秃头警察一开始不想管，后来禁不住我们的坚持，拨打了一个电话，用阿拉伯语谎称要车，把司机骗出来，警察设伏在一个商业区。结果没多久那个财迷心窍的小子就出现了，刚一露头就被抓住。他的脸色本来是很白的，这一折腾，给吓得通红。
到了警察局，秃头警察询问了情况之后开始调解，态度上明显地偏袒他的司机同胞。他向我们解释说，人家替你们找了旅馆，这个服务费就不好说了。多要的这个钱，只有法院有权判给你，这样的小事法院半个月后就可以开庭，如果需要律师的话我有一个亲戚是做这行的。你们考虑一下是法院解决呢，还是和解？
我们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壮着胆子来找茬还是大使馆告诉我们约旦人老实才敢干的，哪里禁得住约旦警察这么一吓唬，于是只有同意和解，惟一的要求就是叫那个司机写一封道歉书。这个小子英语勉强能说两句，但是写起来就抓瞎了，不得已，只好再退一步，让他用阿拉伯语写——他写几句话骂我们，我们都不知道。
道歉信写完了，秃头警察看过觉得没问题，又问我们的意思。我们想着，中国人民来一次不容易，讨个说法就算了，老缠着退钱显得不够大方，于是大度地挥挥手，告诉他们，钱就算了，认识到错误就是个好同志。
谁能想到，那个骗子司机还真是厚颜无耻，眼看没事了，脸色又由红转白，一脸热情的微笑，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要过来和我拥抱“哈比比”。当时把我都气坏了：“谁他妈和你‘哈比比’！”
在路上 3.渗透 巴格达
来到约旦的第一天就碰上了个骗子，好在没有引起什么损失，算是个小小的插曲。第二天早上，我就开始想法进入伊拉克了。
当时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边境关卡不复存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看得见的困难，而是我们一无所知——这趟旅程，并无任何官方性质的背景，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商业探险。两眼一抹黑的我们要“渗透”进巴格达，只有两个基本要求：1.少花钱；2.安全。
我最初的想法是找联合国救援组织，搭乘他们的便车进入伊拉克，主要原因就是有个宏大的官方背景，被匪徒袭击的可能性比较小——没准运气好，还有美军装甲车辆武装护送呢。哈哈！既不花钱，又安全。
不过在安曼转了一圈我才发现，这里的联合国办公点比深圳的发廊还多，但大多数都是针对巴勒斯坦难民服务的。我们跑去连英文带比画和人沟通一番，才发现人家根本不管伊拉克，只得失望而归。后来是一家服务点的工作人员好心，指点我们找到了一家负责伊拉克救济事务的联合国工作服务点，但是我们走上前去表明来意时，却遭到了严词拒绝——出于安全考虑，车队拒绝外来人加入。大概是怕我们中混有恐怖分子卧底，渗透进车队搞破坏。
这样连续碰壁直到了第三天，我们还是回头找娘家——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大使馆的秘书悄悄告诉我们一个消息，新任大使孙必干先生正筹备去伊拉克考察复馆重建工作，三天之后即可成行。于是，我们作为战后第一批进入伊拉克的中国人，和孙大使一起进入了巴格达。
落实了这个消息，我和小何心里感觉有了着落，这才有心情观察起周围。约旦的天气十分凉爽，空气干燥、舒服。日后我们多次往返约伊两地，迎来送往，有很多机会在约旦逗留——伊拉克的天气，实在不适合人类居住。
我们在约旦的短暂逗留期间，也不是没有收获。我们打定主意瞎逛，没想到逛了一天就觉得无聊，问出租车司机，在安曼可有中国人可以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不知这个司机是否误会了我们的意思，非常狡黠地笑了一笑，给了我们一个中国女子的名片。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在安曼的中国女人玛利亚。
我们按照名片上的号码打电话过去，告诉对方我们是中国来的，这两天比较闲，想找中国人聊天。对方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玛利亚是一个中年妇女，非常高，非常胖，保养得很好。我们一起吃饭，聊天，度过了愉快的两天。
玛利亚来约旦有一段时间了，人头和当地情况都比较熟悉，她向我们介绍了一些中国人在约旦生活的情况。原来，大多数来到约旦做生意的中国人，景况都不是太好，有些异乡打工的小姐妹，在工业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日，如此辛苦劳作大半年，钱才刚刚够给劳务输出之类中介公司的介绍费。还有摆地摊的，挨家挨户做推销的，生意也不好做，还经常被当地警察骚扰（难怪秃头警察耀武扬威地吓唬我们），不久前还有两个摆地摊的同胞被约旦警方拘留——他们拘留不管饭，部分华人只好发动募捐——后来我们才知道，在约旦，只要交钱，什么都比较好办。约旦没有遣返制度，签证超期只罚款，一天1个J.D，合12元人民币。到了后来，我们签证超期，也免得麻烦去办理延期手续，交罚款算了。国家那么穷，罚款也是项不小的收入。
玛利亚知道我们要去伊拉克，有些吃惊，但更多的是理解——她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姓马的上海人。马先生在约旦生活了十几年，刚到的时候没有合适的工作，筹了一点小本钱，在浴缸里做豆腐，卖给保税工业区的中国工厂，竟然也做得发了财，人称“马豆腐”，一个月能有1万美金的收入，成为贫穷的约旦的创业神话。
虽然初到约旦，但是看到听到的事情却很多。我和小何同时开始意识到，异乡求生的艰难与希望。有时候我在想，万一进不去伊拉克怎么办，能不能在约旦也做成马豆腐这样的事业？还有玛利亚，我一直不知道她是做什么职业的，而当初约旦司机把她的名片给我的时候，那个狡黠而暧昧的笑，更是让我费解了很久。
在玛利亚的房间里放了很多年轻女孩的照片，有很多是和阿拉伯人的亲昵合影。她介绍说，这些小妹妹是她从东北带来的，但是她并没有向我们引荐。
到了第五天，我们要出发了，大使馆给我们找的包车是250美元一趟。之前玛利亚替我们找到了150美元的车，我们没敢坐，谢绝了她的好意。
7月16日，我们的车队，一共4辆车，包括大使和中建等公司的员工在内，当天晚上12点从安曼出发，在约伊国际公路约旦一侧的破旧路面上颠簸了5个小时，于翌日凌晨早上5点顺利抵达约伊边境，等待天亮边境开放。那次是孙大使首次在战后进入伊拉克考察大使馆被破坏情况，也是我怀揣梦想和一点点可怜的本钱，第一次发现伊拉克就在眼前，如此逼近。
在约旦出发前，我和小何就开始设想路上可能发生的种种意外，最担心的是怕路上遇到抢劫，把本钱都抢走。伊拉克气温很高，浑身上下，短衣短袖，都没有什么藏钱的可能，藏在箱子里又怕连锅端，最后只有在脚上打主意，把运动鞋割开，30张面值一百美金的钞票，分几块塞进鞋面、鞋帮，然后缝好。这样外面看不出来，脚穿在里面却能感受到。不敢全部藏完，我和小何每人留下几百美金，以防遇到最坏情况，总要给别人一些辛苦费。
几个小时之后，边境开放，我们重新上路。约伊公路，又称“死亡之路”，出人意料的是，从约伊边境到巴格达的路段，是出自德国人之手，和约旦一侧的烂路不可同日而语，多年没维护，却像新的一样。据说这段路可以起降战斗机。在行进中，我们也确实发现某些路段中央的隔栏被取消，并有航道灯，也许就是为了方便飞机起落——这是萨达姆的小算盘，战争爆发，机场势必遭受第一轮打击，那么这条优质的高速公路可以当作备用机场了。
不知为何，这条可以算作“准军事目标”的路被破坏得很少，只有一处被炸，不得不绕道——倒是路边摆满了很多被炸毁的坦克。仔细辨认，大多数都是苏联出口伊拉克的T72。
不过此路被称为死亡之路，不是因为战争和路边的坦克残骸，而是因为沙漠的气候和景物的单调，容易使人产生幻觉——地面温度高，空气密度发生变化，光线折射，产生海市蜃楼，加上一路上景致单调，看不到任何参照物。在伊拉克五六十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高速行驶在这样的高速公路上是非常危险的，爆胎、撞车都会致命，曾有两位外国大使和好几位外交官在这条路上死于车祸。加上战后的抢劫、枪击事件，使得行驶在路上的汽车不得不搭伴赶路，这条外表平坦豪华的高速公路也就成了“死亡之路”。路边都是被撞坏焚毁的汽车，比被击毁的坦克残骸还多得多。
在路上 4.艰难着陆在火焰山
2003年7月17日，我作为战后第一批抵达伊拉克的中国人，和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及另7名人员同批进入巴格达。
当天，大使一行下榻喜来登酒店，我们和中建等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行7人住在了距离喜来登不远的安德鲁斯公寓，30美金一夜。
高昂的旅馆费用很快让我们承受不起，仅仅在安德鲁斯公寓住了一周，我们就搬到了附近的安德鲁斯PALACE——虽然都叫安德鲁斯（感觉怎么这么像《国产007》里的丽晶大酒店），但是差距很大，后者只要6美金一夜，不过没有电——巴格达主要电厂被美军炸毁，有条件的酒店和民居都备有柴油发电机。夜里的黑暗与高温几乎让我和小何无法忍受。
来伊拉克以前，我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巴格达的夏天是这样的燥热——后来我在网上查到，“世界热极”巴士拉距离巴格达仅仅只有700公里——和安曼比起来，巴格达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比国内传统意义上的炎热更要命的是，巴格达的高温在夜里也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我和小何只能轮流泡浴缸，一晚上洗澡十几次，你洗完了我洗。洗到后来，连浴缸里的水都不用换了——洗了十几回，水早被洗干净了。在最热的时候即使凌晨气温还能高达40℃，实在无法忍耐了，干脆就睡在浴缸里。可是发现皮肤开始有溃烂的预兆后，只能披着湿毛巾像和尚般地打坐，口中念念有词：心静自然凉。
白天的路面温度高达63℃。我和小何为了节约，不敢随便打车，约定3公里内只能步行，国内带来的仁丹一颗接一颗吃，嘴里一直含着不敢停——生怕一停下来人就昏倒在路边了。与此同时，高温也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食欲不佳给我们省了不少伙食费，不到一个月减肥5公斤。
身上的汗出了一道又一道，领口上是一圈一圈的汗碱。从安曼进入巴格达时，缝在鞋子里的钱已经被取出来了大部分。我把一部分钱放在鞋垫底下随身携带，另一部分藏在房间箱子里——谁也没想到，在一天一天的奔波中，脚上出的汗浸透了鞋底的钞票，加上走路时的不断摩擦，坚挺的美钞不堪重负，在多重折磨下，很快变软，变薄，等我们发现再进行抢救时，已经有200美金变得不能再使用了。
这个意外的事件使我们白白损失了200美元之后没几天，我们又遭遇了严重的失窃事件——我们藏在安德鲁斯PALACE的酒店房间箱子里的2000美金，又被偷走了300美金！为这个事，我和小何找到了酒店老板告状。不过谁也没抱希望钱能回来。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就在我要搬走的时候，老板找到我，还给我了300美金，说是服务员打扫房间时捡到的——真是见鬼了，一个月前丢的钱他也能捡到——居然还厚颜无耻地找我要小费，说伊拉克战争后，民不聊生，一份服务员的工作不足以养家户口云云。我真是哭笑不得，给了他10美元了事。
这是我在巴格达第一次被盗。巴格达小偷只偷零头的鲜明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是不是萨达姆时期法律对于小偷有严格的限制，限制了盗窃数额不得大于某个数目（也许是300美金），否则施以砍手之类重罚——因为这种惯性，小偷每次才一点点地光顾我们。
在初到巴格达的那段日子里，我和小何天天在市场上一圈一圈地转悠，几星期下来毫无收获——同期到巴格达的其他中国同胞也差不多。几个炎黄子孙，不远万里来到高温炙烤下的巴格达，白天在外跑断腿劳而无功，只好在夜里聚在一起，聊天解闷。几个做外贸的同胞眼见前途渺茫，已经动了回国的念头。
当时，我们的经济情况是这样的：在约旦呆了近一个星期，花掉了大约350美金，从安曼租车到巴格达用了250美金，住安德鲁斯公寓，30美元一天，7天，210美元。藏坏200美金，被盗300美金，再加上几百美金的零花，我同小何一起带来的5000美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一小半了——要命的问题是，生意一点都没有头绪。但我和小何已无退路，唯有拼命杀出一条血路。
就这样，在炎热的7月，我们在燥热的巴格达，艰难地留了下来。
在路上 5.王子之死
初到巴格达，感觉并不美妙，从民族情感上看，这是个刚刚沦陷、充满敌意的城市，人民远没有某些西方媒体宣传得那样欢天喜地。幸运的是，作为中国人，尚有之前的良好友谊垫底，足以安慰一下我们胆怯的心灵。
在巴格达的大街小巷里，只要有外国人的地方总有伊拉克小孩尾随，这些娃娃嬉皮笑脸地见人就喊“Mr.ONE DOLLAR（1美元，先生）”，语气上虽然嬉笑，但是除了油滑，感觉不出丝毫的友好。我和小何当时应该是巴格达最穷的中国人，每次看见这些小孩都抱歉地走到一边，还赔笑比画——“小朋友，我们比你还穷。”开始我们还为自己的小气给祖国丢了人而感内疚，后来看得多了才知道，英美那些满口仁义道德自由民主的鸟记者，也很少给这些伊拉克娃娃施舍。
住在安德鲁斯公寓的大概都是有钱的老外，我们曾经屎壳郎卧轨——冒充大铆钉，混迹其中长达一周的时间，被人误认为阔佬遭到打劫。打劫者就是一群伊拉克不良少年。
也许对于战事刚刚结束的伊拉克人来说，光是乞讨就太没有个性了。在我们住的安德鲁斯公寓门口，有一个不良少年长期带着一群娃娃，看见我们出去就非常专业地呈战术队形将我们围住，领头的半大小子掏出一把刀在手里比画着。我和小何不幸被围过两次，人生地不熟，生怕莫名其妙地埃上一刀——太没面子了，回国人家问你，是被AK47打的还是被M16打的，如果你骄傲地说，我是被M1坦克打的该多有面子，可如果说，我是被伊拉克小孩用刀子捅了，真不知要去哪里找个地缝钻进去。在这种恐惧的折磨下，我和小何两次都稀里糊涂地装可怜跑了出来，经济上没有损失，精神上却遭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吓得我们后来都不敢出门了。回到安德鲁斯公寓，和住在一块的中建公司、港资柴油发电机组企业的同胞一讨论，才知道他们也有相同的经历。
这还得了！出门在外，自己吃点亏不要紧，让人觉得中国人好欺负给祖国抹黑就不好了。我们几个一合计，大老远跑来淘金，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临到头竟然在伊拉克给小孩吓得不敢出门，赚不到钱事小，对不起祖国人民事大。于是到了第二天，大家决定结伙出门，7个中国男人，在7月某个炎热的上午，穿上各自认为最具剽悍派头的服装，袖口高高挽起，有墨镜的把墨镜戴上，背着手捏着半块砖头，以猛龙过江的黑社会扮相，走出了安德鲁斯公寓。
这招果然奏效，当初打劫我们的伊拉克坏小子看见我们，大概是心里犯了嘀咕，不敢再上前挑衅，远远地躲开了。看见他们躲开，我们也赶紧把袖口放下，恢复良民状——黑社会不是那么好装的，万一巴格达当地的地下武装以为我们是来趁乱抢地盘的外国人，偷偷用火箭筒袭击我们就不妙了。
被小孩打劫，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很快就过去了，真正让我们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还是乌代与库赛之死。
在我们来到巴格达的第五天夜里，我和小何正躺在安德鲁斯公寓的床上，享受着空调，一边计算生活费，一边探讨巴格达的淘金之路。就在快要睡着的时候，就听得窗外枪声大作——巴格达白天黑夜听到零星枪声并不奇怪，但是如此密集如此大规模的枪战，还是第一次。我悄悄地拉开窗帘往外看，漆黑的夜空中，漫天飞舞着曳光弹——显然，这是美军的手笔，伊拉克人很少有这个玩意儿的。难道是美军和伊拉克人大规模交火了？难道是战前神秘消失的萨达姆共和国卫队开始反攻了？
想到这点，我和小何都开始感到害怕——万一萨达姆还乡团把美国人打跑了，重新占领巴格达，我们不是白来了吗？鬼知道萨达姆会不会把我们两个抓起来以“通美奸细”论处……真是越想越害怕，这一夜，就在爆豆般的枪声伴奏下，我和小何忐忑不安躲在窗户下的死角（害怕流弹飞进来）无眠而过。
次日上午，我和小何战战兢兢地下楼来到大厅，一看没有伊拉克军人占领，悬着的心稍稍放下，找到全酒店最高大英俊的服务员穆罕默德，问他昨晚发生了什么。穆罕默德的英语还算凑合，加上比画，我们终于明白了，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萨达姆那两个不争气的儿子，乌代和库赛，被美军击毙了。我们听到的枪声，是美国人和伊拉克人同时的庆祝——多年以前，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开枪为他送行》，没想到而今竟然在千里之外伊拉克看到了现实版。
在路上 6.没有萨达姆的日子
随着和伊拉克人交流的日渐加深，我们才逐渐了解了伊拉克人民对于萨达姆一家复杂的情感。乌代库赛死了，大快人心，开枪庆祝是事实，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初，伊拉克人拥护萨达姆，也是不争的事实。
初到巴格达的时候，我们经常去问人觉得萨达姆怎么样，当然在大街上做这个民意调查比较危险——如果我们在街上遇到一个伊拉克人就乱问，很可能遇到萨达姆政权潜伏下来的特务，听见我们问这种问题，说不定就会从长袍下摸出一支枪给我们回答——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和热情的出租车司机和伊拉克朋友一起聊天才这么问，这个时候，10个人中，一般都有9个人说萨达姆好，偶尔会有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而在说好的那9个人中，往往有三四个极端的还会生气地反问：“你竟然怀疑萨达姆不是人吗？”态度十分凶恶，仿佛我在侮辱他们的民族英雄。
但是美军很快就让我们意识到了政治教化的作用，在初到伊拉克的头两个月里，安德鲁斯公寓大厅中的电视机里面清一色是MTV，都是从沙特、阿联酋等发达国家转手过来的，有阿拉伯风情艳舞，还有小甜甜布兰妮之类的欧美风格的节目，总体上看都是穿三点、极具挑逗性的劲歌艳舞。伊拉克“性”息落后，难以买到色情光盘，这些内容基本是压抑的伊拉克人民闻所未闻的，因而十分受欢迎——看来美国人工作到家，希望借此糖衣炮弹使伊拉克人忘记亡国恨。在艳舞、肉体诱惑的同时，还穿插着精神教育片断，萨达姆和其他高官以往的不光彩事迹也在反复播出——要是换在以前萨达姆时期的眼光来看，真是潘金莲遇到了宋江——又色情又反动。
仅仅过了两个月，我们再问“萨达姆是好人还是坏人”时，就有一半人持否定态度，说萨达姆不好。一年后，我离开伊拉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萨达姆是好人。你说他是好人，他还跟你急。而且到了后来，已经不是我对伊拉克人做调查了，问这个也没意思了，反过来是他们非常热心地问我们这些外国人觉得萨达姆好不好。一般讲我不喜欢得罪人，不给极端答案，说“一般一般”。这个时候有的伊拉克人就十分愤慨于我们的政治糊涂：萨达姆怎么是一般呢？他是魔鬼的化身！记得有一次在巴格达市中心被精致的阿拉伯地毯吸引，想买一幅带回来做纪念，看着地毯上绣着各种说不上名字的阿拉伯世界的知名人物头像，问店家有没有萨达姆头像的地毯，店家一听立马从地毯下摸出一把手枪，对着我说：“滚！”看到这阵势，我悻悻地走开，从此再也不敢犯这种低级错误。
除了在精神上蚕食伊拉克人民的抵抗意志外，美国人同时挥舞着美元大棒。在巴格达街上有很多车，经常一堵一两个小时动不了，由于战争原因，交通灯都成了聋子的耳朵。美军很快就雇佣了大量临时人员，负责交通指挥，这些人往往穿着便服指挥交通，类似国内违章的司机被罚站岗，显得非常不正式。我估计，这不是美军不发给他们制服——穿着警察制服的“伊拉克狗腿子”常常遭到袭击，伊拉克临时交警也许是担心警服太扎眼，自愿放弃公务员编制。
在战争结束之初，伊拉克失业现象很严重，美军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大街上垃圾堆积如山，因为扫垃圾没人付工资。但突然一夜之间出现很多扫大街的人。上前一问，才知道是美国人雇的，而且雇佣方式奇特——很多地区，美军发钱是计时而不是计量，换言之，只要你伊拉克人老老实实拿个扫帚在街上晃一天，哪怕你什么都不做，都能拿到工资——惟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伊拉克人的就业率，减少社会犯罪。
这都是街上的景象，工厂也是一样的情况，美国人自己掏腰包，雇用伊拉克人做工，其实赚不到什么钱，主要是图个稳定。除此之外，美军还给伊拉克人发放最低生活费用，一个没工作的家庭每月有50美元的收入。通过这样实质性的救济和宣传，伊拉克人确实得到了好处，也渐渐淡漠了对于萨达姆的感情，看着美元也渐渐顺眼了——不过有一点，在伊拉克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场合，我去询问任何一个伊拉克人：“你喜欢驻伊美军吗？”没有一个人会说喜欢的。
黎明前的黑暗 1.战地第一家中餐厅
《寻找他乡的日子》一出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只要有一个铁锅和铲子，中国人就能创业”。最初看到这句话，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有些刻薄。出国前也曾经豪情万丈地想做大生意，但是到了巴格达，才发现人生地不熟，除了经营餐厅，我们似乎别无选择。
我们的第一家餐厅选址在安德鲁斯公寓。那时候，安德鲁斯公寓只有阿拉伯餐，我和小何抓住这一点，尝试去说服酒店老板伊斯麦伊。
伊斯麦伊是个在英国出生的伊拉克人，出身名门，家大业大，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论是外表还是性格，都具有鲜明的犹太人特色——我们怀疑他有犹太血统，但是没敢问，谁知道他是不是潜藏的以色列间谍呢？我们向他提起中餐，他很感兴趣的样子，找我们要方案。我们写了一份又一份，中心议题就是，阿拉伯餐厅是以羊肉为主的单一特色，并不适合欧美人士的饮食习惯，如果改做中餐，档次可以提高，竞争力得以加强，钱可以赚得更多。
当时，我和小何盯准的是安德鲁斯公寓旁巴勒斯坦和喜来登两座5星级酒店的外国记者，准备赚他们的钱。我们得意地计算了记者的流量：两座5星级酒店1000多人的总数，按照10天来一次的频率，一天来100人吃饭，1人消费5美元，日营业额可以达到500美元。按照饮食行业利润对半的规律，我们每天可以赚250美金！这个诱人的前景也成功地煽动了老板伊斯麦伊的热情——不过虽有热情，他也充分地让我们领教了阿拉伯人的稳健风格——区区一个餐馆的合作，我们天天跑，居然用了一个月才谈下来，经常头天说的内容到第二天又重复说，像得了健忘症。好不容易签下合同，我和小何已经对和阿拉伯人谈判产生了深深的恐惧——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老外对“欧佩克”如此头疼了——那可是一群阿拉伯的谈判专家啊！
当时，按照我们和伊斯麦伊的合作协议，他提供经营场地、水电、服务员、杂工，我们提供管理、厨师，利润六四分成；合作期限为1年，但设定了3个月的试验期，在3个月结束后如果生意不好或合作不愉快，任何一方都可以终止合同。当时订立这项条款的目的就是以安德鲁斯公寓为跳板，不想另有高就之后就玩人口失踪的游戏，给中国人背上没有信义的恶名。
我们在出国之前，就已经和厨师商量好了，底薪是人民币3000元，另有提成。在战争地区来看，这个工资不算高。当初在国内招聘的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吸引力，报名的人寥寥无几，而且一听我们没有任何基础就直奔巴格达，几个厨师都吓得落荒而逃。
后来多亏了我的连襟老梁，他在武汉一冶上班。我在不抱希望的情况下找他帮忙留意，谁能想到，不到一周他就替我找好了人——原来他所在的一冶曾经在伊拉克有建设项目，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两个厨师就在伊拉克干过，算是熟门熟路的老伊拉克了，所以立马答应下来了。
惟一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约旦。8月下旬，餐厅进入前期筹备阶段，我和小何赶赴约旦接厨师。在安曼遇到了一个中国人，她有几家餐厅，准备结业。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个好机会——大量调味品，炒菜锅（我们用了1个月时间找遍伊拉克，除了平底锅，找不到一个中式铁锅），还有轧面机，我们可以用比较好的价钱拿下。同是炎黄子孙，异乡相逢，聊天聊得也很愉快，谁也没有想到，她来自台湾，和我们交谈之下，得知我们来自大陆（开始她大概以为我们是香港的），居然犯了脾气，宁愿把东西卖废品也死活不愿卖给我们。气得我大骂：我是抱你们家孩子跳井了啊！
后来在国外呆的时间长了，我们渐渐了解到，在海外很多地区，大陆和台湾人的交流都面临着很多障碍——多数时候，是互不搭理的。
黎明前的黑暗 2. 无冕之王赖账
2003年8月28日，我们在巴格达的第一家中餐厅借助安德鲁斯公寓的壳资源，历经冗长的酝酿，终于成功开张了。开业之初，我们是瞄准了遍布伊拉克铺天盖地的外国记者的钱包——可是很快就发现，这是个失败的策划。那些老外记者身处战区，基本就是准军事单位。驻伊的新闻单位，至少会有一个记者镇守指挥电话。平日里，他们收买大量伊拉克线人，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指挥自己手下赶赴现场——宾馆大堂里，满满当当都是各家的外派记者，浑身上下披挂齐全，枕戈待旦，一旦楼上指挥间有电话，马上拎着大炮一样的镜头跑现场——基本上每次爆炸发生后，在美军赶到现场前，记者就已经开始为了抢拍照的地盘吵架了。在这里，我们终于真切地体会到了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战地记者罗伯特库柏说的：“如果你拍出的照片不够好，那说明你离战火不够近。”
战地记者如此敬业，也给我们造成了巨大损失：我们原定的这群“目标客户”吃饭根本不规律，有时候根本就不吃，天知道是不是厚着脸皮找美军要几个面包在路上匆匆对付，或者干脆就抢伊拉克小孩手里的棒棒糖？一直到两年后的今天，我已经远离伊拉克，我还不知道那些战地记者们当初是怎么吃饭的。
在与记者的接触中，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他们的斤斤计较——在我的印象里，大的新闻单位总应该是财大气粗的。我们曾经遇到FOX新闻频道的一个老板，来餐厅吃了一份炒饭，然后揪住我开始攀谈。记者出身的老板真的很能侃，和我们讲扬州炒饭，告诉我们他很喜欢中餐，在美国的时候几乎一个星期去唐人街吃两次；后来越扯越远，和我们谈起了中国文化。我们还顺便知道了他很欣赏BRUCE LEE（李小龙）和JACK CHAN（成龙）。
当时正处在创业的艰难期，在伊拉克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碰见这么一个财大气粗又嗦的外籍知音，实在是令人感动——更令人感动的是，这个家伙告诉我说，他在伊拉克，和同事们住在喜来登酒店，“你们一个星期给我们做两次菜。中国菜如此美味，想必手下的喽罗也一定喜欢，按40多人的分量，你们有什么拿手菜都送过来。”
这可真是个大生意，我和小何喜出望外，叫厨师什么贵做什么，做了500多美金的菜送过去。送菜的时候，我满心高兴。到了地方，老外一看菜色丰盛，也挺高兴，招呼人就开吃。我站在一边，等着吃完收账。好在这群记者在伊拉克都给磨炼出来了，吃饭还都算快。不一会儿，那老板摸摸油光光的嘴巴打着饱嗝过来给我算账。我把账单一拿出来，老外一看快500多美金，吓一跳，也不和我谈中国文化了，一脸不高兴地要求我们打折，而且无冕之王的英姿十分强硬，告诉我们不给满意的折扣休想拿钱。
我本以为，堂堂一个FOX新闻频道，一顿饭应该是可以报销的，所以老板才牛气冲天地叫我们拣拿手的上——谁知道是不是这个老板自己掏腰包，所以变得如此小气！没办法，只好给他们从九折打到八折再到七折。因为生意是和安德鲁斯公寓合作的，他们的利润不能少，只能从我们这边的利润里扣——本来想赚钱，到头来却吃了暗亏。
随着经验和见闻增多，越到后来我越感到，这世上有一种力量，老人们称之为乾坤，看不见摸不着，但却主宰着天地的运行，它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秩序。所以说，干为纲坤为纪，不管干什么，纲纪不能乱，小聪明、贪便宜或许能得逞一时，终究要付出代价，做生意还是要讲诚信。到了后来，我会在顾客点大餐时先告诉他们总价格——老外算术很差，自己看承受力来消费，国内很多都是一个劲儿地推荐贵的，这在国外行不通——也许是老外比较不要面子，肯撕破脸和你耍赖皮的原因。
在那前后，我们还雄心勃勃地想给法新社、CNN做菜，还跑过联合国驻伊服务点，想给联合国驻伊单位做菜，但都没有实现。法新社干脆自己请了一个叙利亚的厨师，把成本降到最低，肥水不流外人田；CNN则是采取放水养鱼的政策，像撒蝗虫一样把记者撒出去，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联合国驻伊服务点搞得像间谍机关，连大门都不让进。后来好不容易混进去，一问才知道，这些老爷们的粮食都是专机运输的。
黎明前的黑暗 3.爆炸，爆炸，爆炸
在安德鲁斯公寓开餐馆期间，我深深地理解了安定团结对于商业发展的重要。餐厅生意不好，一方面是由于记者的职业特殊性，但最要命的还是爆炸。几乎在每次爆炸后，美军都会出台一个相关禁令补裤裆——虽然根本挡不住下一次爆炸，但人一疏散，我们的小餐馆还能做谁的生意？
在安德鲁斯餐厅运营的9月到11月间，伊拉克反美武装针对巴勒斯坦和喜来登两座5星级酒店外国人的大爆炸导致的疏散，基本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发生着——快赶上月经般的准确及时了。
第一次伟大的爆炸，9月中旬发生在安德鲁斯公寓背后的巴格达宾馆，那里据说被CIA和FBI占用，是扑克牌通缉令的指挥中心，大量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扑克牌通缉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当时萨达姆还没有被俘，估计是手下喽看他被通缉得辛苦，开了个汽车炸弹去把那楼给炸了。
爆炸发生当时，我和小何在外面送餐，厨师在房间里睡觉，被爆炸的气浪从床上掀了下来。最倒霉的中国人是卖发电机的公司新来的一名阿拉伯语翻译小丁，爆炸发生时他正好路过巴格达宾馆去上网，不幸赶上了爆炸。好在当时他离爆炸中心还有60米距离，可就是这样，他还是给爆炸声震晕了。据他事后描述，当时看见火球在眼前腾空而起，然后听见声音，接着就被冲击波和声浪震晕了，后来不知怎么自己醒过来了，面色苍白，几乎是爬着回来的。他一个劲地说，早出来3分钟就没命了。可能是这次爆炸把他吓坏了，爆炸发生5天后，他就忙不迭地辞职跑回了约旦。
在8月28到9月28日这一个月的生意里，因为巴格达酒店的爆炸案，记者被疏散一星期，我们的日平均营业额从每天150美金锐减到50美金。
第二次爆炸案，发生在伊拉克的母亲河——底格里斯河的河边公路上。刚到伊拉克时，就听得国外记者盛传萨达姆在开战之前，把核设备与化学武器沉到了河底（当时漫长的核查还没结果，全世界都不知道萨达姆有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吓得我们只敢喝可乐和进口的矿泉水。在遥远的伊拉克，这些东西的价钱是国内的几倍，昂贵的价钱很快让我们不堪重负，没多久便和广大伊拉克人民一样共饮母亲河底格里斯河的水。
我们当时居住的安德鲁斯公寓到底格里斯河只有10分钟路程，空闲的时候（生意不好，就经常空闲），我经常跑到河边去散心。就在我经常走过的那条通往底格里斯河旁边的路上，有美军坦克连的一个检查点，检查进入酒店区的人员及车辆。10月份的某一天，从坦克哨位看不到的死角，跑过来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炸弹，径直开向两辆坦克，撞击引爆了炸弹，两名美军士兵殒命。爆炸发生当时，我马上跑上房顶看热闹——没几分钟，现场就站满了密密麻麻的记者。
这第二次爆炸导致住在巴勒斯坦酒店和喜来登酒店的记者疏散了一周多。疏散期间，我的生意出现了历史最低点——连续有两天，1块钱的生意都没有。当月结算，我个人分得的利润为250美金——如果我留在国内，这个月的收入应该在1000美金以上。
很快，11月初，第三次爆炸不期而至。一个抵抗组织的勇士，赶着马车，装作给巴勒斯坦酒店送煤气罐，骗过了美军哨所。煤气罐里，混装着炸药，炸药连同煤气罐，在巴勒斯坦酒店门口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爆炸，伤了10多个人。
爆炸发生在清晨7点，巴勒斯坦酒店的外国记者终于赶上了最近距离的爆炸，兴奋得像没头苍蝇一般上前抢新闻。我们住在安德鲁斯公寓，基本就是一墙之隔。爆炸发生后，所有人都被震醒了，以为就在安德鲁斯公寓楼下爆炸，没有一个人敢下去，大家都趴在床上，战战兢兢。
第三次疏散，生意更是日见萧条，简直可以用一落千丈来形容。月末结算，小何张口就骂：他妈的，居然亏本了。
恶劣的经营环境影响了餐厅的生意，也打击了我的信心——最倒霉的时候，一天一块钱收入都没有。当时人在异国他乡，而且，此时伊拉克连娘家大使馆都没有恢复，真是断肠人在天涯般凄惨——困境持续了两个月之后，我悲观地分析了前景：这样做下去是没用的，理想是达不到的。在有一千多外国记者的社区，记者收入比士兵多，在这样的地方都维持不了，偌大一个巴格达，到底哪里才能淘金？到了第三个月，我们开始亏钱了。真是人穷志短，这时难免开始动摇，开始寻思是否转行做贸易。浙江人在巴格达做鞋生意，一个货柜可以赚5万，一个月做5个货柜，25万。但是伊拉克老百姓说得好，命苦不能怨政府，点背不能怪社会。人家生意再好也是别人的钱，既然在那里干就得干下去，做餐馆就要坚定。在迷茫中，我犹豫过，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黎明前的黑暗 4.信仰的力量
初到伊拉克的时候，虽然离底格里斯河很近，但是一直不敢去河边散步——河的对岸就是总统府所在的绿区。大家都风传萨达姆怕美军渡河攻击他的总统府，因此在河两岸芦苇丛中布下了大量地雷。我们被“地雷”吓住了，第一个月里进出安德鲁斯公寓，都是侧着身子，生怕不小心离底格里斯河边的雷区距离近了，引发爆炸。
但是事情很快变得明朗起来——我们常常能看见美军巡逻队没事总去河边溜达，除了偶尔被河边茂密芦苇丛中里的抵抗组织狙击手打死一两个之外，从来没有一个被地雷炸到的。
我们好奇地问酒店边检所的美军士兵，河边是否有地雷。他很有把握地晃着脑袋告诉我们——整个巴格达地区没有一颗地雷，但是，河边有狙击手，你不要去。
不知道是不是诱惑的根源就是来自禁止——越是说有危险，我越感到底格里斯河对我有深深的诱惑。就是这样一条古老的河流，孕育了美索布达米亚平原，孕育出了著名的巴比伦文明。仅仅是10分钟的路程，因为胆怯我竟然没有去到这条河边走走，用它的河水洗洗脸——以后回国，女儿懂事了，问我，爸爸，你去过底格里斯河吗？我如何作答？
底格里斯河畔的夕阳美景成了我致命的诱惑，而且，与地雷相比，狙击手似乎更人性化一些——我们估计，他们主要是针对美军的，和我们中国人无关——中国人在伊拉克人心目中是“阿呼伊”（兄弟，做手势是两个食指并排），于是我们穿上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功夫衫，把自己装扮成李小龙模样，就当穿着防弹衣直奔河边去了。
当我路过美军哨所时，30多岁的美国兵汉斯拦住了我。汉斯是个大块头兵，却拿着和上尉一样多的工资——大约5000美金，这基本上是他同级战友的1倍多，原因就在于他生了很多小孩——在美军服役，小孩多是有补贴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汉斯显得非常随和善良，拎着枪就像拎个锄头，没有一点杀气。他看我要去河边，从检查所里远远探出身子，叫阿拉伯雇员拦住我。当时餐厅生意不好，我心里确实被憋得受不了了，碰上汉斯阻拦，还是没领他的情，强烈要求去。
最后汉斯无奈地耸耸肩膀，同意了，站在坦克上给我打手势比画：我用望远镜看着你，有问题就通知你，你听见枪声就快点撤退！
谢过了汉斯的好意，我来到了底格里斯河边。河面大约有500米宽，两岸是茂密的芦苇，偶尔能看见绿区里的几个雄伟建筑的角落——那也许是萨达姆的宫殿吧，现在已经驻扎了大量的美军。
河水有一点微微发黄，太阳照着，金光闪闪，波光粼粼，生机无限，一片宁静。真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和巴格达城内的战火纷飞完全是两个世界。在底格里斯河边有成群的鸽子、斑鸠、野鸭，盘旋嬉戏。不管是伊拉克居民还是后来的美军，都没有打鸟的习惯——后来我才知道，阿拉伯语中，巴格达的意思就是鸽子的家。鸽子本意象征和平，在和平鸽的家，却充满了战争，不知道是不是神开的玩笑。
在河边的芦苇丛里，很多水獭在打洞。它们在芦苇丛中爬来爬去，芦苇丛哗哗作响。刚听见这种声音，我吓得连退十几步，以为是狙击手，可是半天没有人出来。再仔细看看，发现芦苇被拨动的面积要比人小得多，估计多半不是人，伏下身去看，才发现是几只调皮的水獭受到惊吓，在芦苇中匆匆而过。
比水獭更不老实的东西也有，那就是岸边成群的野狗。它们在河边的土埂上跑来跑去，从体形和毛色上看，都是家狗，也许是给打仗打散的。一只一只，虽然无家可归，但也算精神饱满——河边满地都是鸽子的羽毛和骨头，有一两只贪吃的狗，嘴巴边上还有羽毛残留——估计它们是抓鸽子吃的，只不过，这个任务难度比较高，如果不是无家可归，要自己找吃的，这些狗未必舍得如此卖力。
渐渐地，我走得有点远了。我踏着泥泞小道，穿过一片芦苇，在河边的一个小滩头，看到一个钓鱼的老者。说是老者，多半也是因为他的外貌显老，年纪估计在50多岁。我走上前去，想看看他钓鱼。他不会说英语，只好和我比画，笑一笑，示意我随便看。
看着他的悠闲自得，我也忍不住了，也想学他一样钓鱼，于是向他比画了一下，意思是问：“你还有渔具吗？”
他很干脆地给了我一个鱼钩，分出了鱼饵，帮我上好，又折了根树枝，帮我做好钓竿塞到我手里。见他如此热情，我也非常高兴地坐在他旁边，开始一心一意地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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