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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 作者：文显堂
长征途中党内各种政治主张的角力，不仅伴随着长征的全过程，而且也主导了长征的全过程。本书沿着历史的脉络，以纪实手法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政治斗争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描写，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艰难历程。
书中浓墨重笔地记述了一批杰出领袖人物的成长、崛起和个别党内领导人物升腾与坠落的历程，揭示了人生的真谛，耐人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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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长征前夜：漩涡星云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1)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这个曾震惊世界的壮举，人们都公认那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军事行动。
其实，这也是一次中国共产党内部各种政治主张角力险象环生的鲜为人知的特殊长征，但起点却不在江西的瑞金，而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并且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
公元1927年，这是充满血腥的一年。
曾经和共产党人携手合作的蒋介石，他要独霸天下，容不得一山有二虎。于是他翻脸不认人，举起屠刀，向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砍来，一夜之间，血流成河。
8月1日，怒不可遏的共产党人，在南昌城揭竿而起，打响了武装反抗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踏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这一枪把蒋介石打得心惊胆战，急呼“赤匪造反了”!
如果只是把共产党当成“赤匪”骂一通倒也无妨，有古语说，动口不动手，君子也。可蒋介石忘记了古训，竟然动口又动手，纠集几十万军队进行“围剿”，发誓要把这帮“赤匪”剁成肉泥。
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怎么办？
共产党人都在思考着，摸索着。
于是，各种主张纷纷出笼，分歧也就在所难免。
然而，分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客先生的出现。不幸的是这种人真就出现了，使中国共产党一度陷入了政治纷争的漩涡。
莫斯科，虽然地处地球的北端，一年之中足有半年的时光要被白雪覆盖，但它却与“红”结下了不解之缘，红场就是这一缘分的古老象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诞生了一支军队，称为红军。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把莫斯科尊称为“赤都”，仍然还是一个“红”，“红”得热烈，“红”得令人神往。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把“红”当成一种革命的象征，她不仅把自己称为红色的种子，也把自己的军队称为红军，还把自己建立的政权称为红色政权。当然还不止这些，诸如赤卫队、红小鬼、红色娘子军，等等。
正因为这种“红”，把中国共产党同莫斯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为着“红”遍世界而共同奋斗。
然而后来，就有了所谓大“红”与小“红”的摩擦。也难怪，大“红”有大“红”的架子，小“红”也有小“红”的位置，大“红”有大“红”的道，小“红”也有小“红”的路，只是小“红”经不起大“红”的折腾。
从莫斯科那里涌来的不仅有“红”的潮，也有一些“黑”的流。
斯大林的逻辑
一切政治，都离不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在世界大同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之前，一切政治必然会通过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表现出来。虽然世界上曾出现过跨国界的政治组织，但也同样受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驱使。
当1919年3月，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在莫斯科宣告成立以后，各国共产党都对这个组织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和期待。
但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同，这个组织的作用就十分有限，因而它只存在了17个年头，其是非功过，各有说法。
毛泽东对这个组织曾作过“两头好中间差”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党内尖锐的政治斗争，就开始于这个“中间差”的开始时期。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在南昌向国民党政权打响了第一枪。就在这一天，莫斯科的一间大会议厅里，正举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到会的代表正在静候着他们的领袖的到来，聆听他的高论。
不一会儿，斯大林出现了，虽然他的腿有些跛，但他却迈着沉稳的步履走向主席台，全场立刻掌声雷动。他习惯了这种场面，挥了挥手便坐在只属于他的位置上。
他出现在今天这个会场，令世界瞩目。
他今天来是专门给与会代表谈关于战争威胁和保卫苏联的问题。
是的，当时苏联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对抗的局面。德国、意大利、法国、美国，尤其是英国，正开动宣传机器，对社会主义进行恶毒的攻击，并扬言要把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灭在摇篮之中。所以斯大林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
武将风度的斯大林，有着铁塔一般的威严，不可侵犯。其实，他也害怕战争。当他面临着西方掀起的一股反苏浪潮时，他坐不住了。所以，他也就顾不上什么国际常识，利用他在共产国际中的威望，开始超越国界发号施令。
不过，他毕竟还是一个政治家，要使他的命令跨越国界，就不得不寻找到一个让人对他的命令不接受也得接受的办法。为此，他日夜思考，颇费心思。
不管怎样，他今天的到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把他为此而思考的一切告诉与会者，告诉全世界。
“同志们!”斯大林叙述了苏联面临的战争威胁之后，话锋一转，说：“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不是根据它们发表什么样的声明或宣言，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是根据它们的行动、实践和实际计划。如果人们的声明和宣言不以行动来证实，如果它们不付诸实施，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声有色，都是不能相信的。”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2)
接着，斯大林便拿出了一个检验的标准，他说：“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们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
这就是斯大林的逻辑。他还进一步说：“谁决心不开秘密军事会议而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
在他看来，这话还不够劲儿，因而他又接着说：“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犹豫动摇，提出附带条件，寻求第三种立场，就是企图逃避责任，逃避无条件地捍卫苏联的斗争，在保卫苏联的紧要关头开小差。而逃避责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等于不知不觉地滚到苏联敌人的阵营里去。”
到了1928年7月13日这一天，斯大林以家长的身份，给各国共产党下达任务，他要求各国共产党“……组织全力保卫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诞生于1921年7月，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由此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但中国共产党建党才几年时间，犹如襁褓中的婴儿，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帮助，因而列宁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可惜他老人家过早地去见了马克思。
斯大林作为列宁的接班人，继续扶持年幼的中国共产党。
那么，处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对待斯大林的这一逻辑呢？
政治上的分歧便由此开始了。
1929年10月，在东北中苏边境上，张学良的军队与苏联红军激战不休，自7月份开始的中东铁路事件，正进入白热化阶段。斯大林把中东铁路事件看得十分严重，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准备进攻苏联的一个新步骤”，是“直接的战争挑衅”。
于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立即行动起来，保卫社会主义的苏联。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更寄予厚望，他希望中国共产党有更大的动作，直接牵制东北军阀对苏联的进攻行动，以达到保卫苏联的目的。基于这一考虑，斯大林从本国的安全利益出发，便通过共产国际，于10月26日向中共发出了关于改组派问题的指示信。信中说：“中国已进入深刻的全民族危机的时期。”信中还列举了危机的10大表现，最后的结论是：在中国统治阶级已经分裂，其统治一天也维持不下去了，中国已进入直接革命的形势。信中还指出：因“改组派”对帝国主义者的奴颜婢膝的态度，他们在中东铁路冲突问题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诋毁中伤苏联，所以要加紧同“改组派”的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采取准备总同盟政治大罢工的方针，集中全力去发展政治罢工。应当在国民党反革命统治薄弱的地方，在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地方，设法使革命的工会运动脱离地下状态；由于满洲的冲突，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公开口号下组织一个运动，揭露国民党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各派系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面目；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特别是在满洲地区。
这封信要求中共“应当全力掀起和激化阶级冲突，领导群众暴动，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斗争引向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
实际上，当时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并无“直接革命”的形势。毛泽东当时就描绘了这样的情形：“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直到1930年上半年，城市的工人运动才有所复兴，党的组织才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中国共产党仍然只能在地下进行活动。
显然，斯大林的这封信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大部分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任务也大大超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当时革命力量所具有的能力。
尽管如此，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的人只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话，而不看中国的实际，贸然行动。在莫斯科受过教育的瞿秋白，一段时间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原因也就在这里。
斯大林，作为当时苏共和苏联国家的领袖，他在考虑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同时，也从本国的安全利益出发，要求各国共产党无条件地保卫苏联，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理解的是，继瞿秋白之后，中国共产党党内仍有人把斯大林的话视为圣经，一切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行事。
历史的逻辑与斯大林的逻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入了交锋的状态。
乘虚而入的幕后人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3)
面对斯大林的逻辑，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头脑发热者的操纵下，不折不扣地按照斯大林的意图行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提出了保卫苏联和在中国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主张。
随即便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
1929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第六十号通告，提出为武装保卫苏联，要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农民运动要向城市发展和红军攻占大城市的问题。之后，于1930年2月26日又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武装暴动，要求红军尽可能集中，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与城市工人斗争相配合。后来还向各根据地和红军领导人发出进攻大城市的命令。
当时策划这些重大行动的不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位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
当时党中央的总书记是向忠发。
那么，李立三为何如此神通？
这还得从向忠发说起。
向忠发，1880年出生于湖北省的汉川。青年时期在汉阳兵工厂当学徒，后当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曾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1926年后，历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他被推到中国共产党“舵手”的地位，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所致。
在1927年10月，向忠发作为“中国工农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前往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10周年。这年他47岁，看起来活脱脱一副老工人的模样。当时共产国际正打算在中国共产党内物色一名工人出身的领袖，向忠发的出现，正合共产国际之意，于是有意培养他。1928年2月，向忠发又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会议，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接见了他，顿时身价倍增。于是，他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总书记。
其实，向忠发根本不是当“舵手”的料。他当中共总书记期间，从来没有掌握过实权。
1929年下半年的一天，李立三给向忠发讲了自己三次遭劫难三次不死又三次开过追悼会的历险经过。人们都说李立三三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向忠发有些好奇地仔细端详着李立三，见他那张很中国化的脸，长长的，透着一种诚实，便对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信任感。当然，李立三能得到向忠发的信任，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李立三确有领导才能，担任过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中共上海区委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工人部长、全国总工会武汉办事处主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参与了南昌起义，到苏联出席过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应当说，李立三为党的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所以，向忠发便自愿接受李立三的背后操纵。李立三不甘于这种背后操纵的角色，很想走向前台，只是由于周恩来也是政治局常委，他不能往前再越半步。
后来，李立三终于有了走向前台的机会。
1930年3月初，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争论不休，中央决定派周恩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消除分歧。
天赐良机，刚刚31岁的李立三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持人，他迫不及待地要一显身手，使中国革命在自己领导下取得成功。因而在周恩来刚走不到半月，也就是3月26日，李立三撰写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在中央的《红旗》刊物上发表。之后的两个月内，他又连续在《红旗》上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条件》、《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论革命高潮》、《建立政权与革命转变》等五篇文章，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必须立即在各大中城市举行暴动。显然，他的那套想法离中国的实际太远了。
当然，客观地看，李立三提出这些主张，也是与当时国内连续不断的军阀战争的情势有关。1929年3月爆发了蒋介石与桂系的战争；同年9月发生了张发奎反南京的战争；10月又发生了石友三与唐生智的反南京的战争；1930年春，蒋冯之战又发展为蒋与冯、阎之战。军阀战争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加上红军有了一定的发展，他便认为革命的成功已为期不远了。
热血青年，发热的头脑，迫不及待地要采取行动了。
对于李立三的所作所为，向忠发都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和支持，并以自己的名义，于7月16日致书共产国际主席团，说：“决定组织南京士兵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同时还要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特别是联共积极进行保护中国的革命运动，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指导工作。
这一切都是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行事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共产国际很快于7月28日致电中共中央，其答复是：中国党的主观力量太弱，还没有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同意部署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也就在这一天，李立三得知彭德怀的部队——红三军团，已于7月27日晚攻占长沙时，便断然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4)
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党内一些要人看了共产国际来电后，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7月29日晚，李立三又认真看了共产国际的来电，彻夜难眠。他想，斯大林不是要我们围绕着保卫苏联，让工运摆脱地下状态吗？不是要掀起和激化阶级冲突吗？不是要我们准备总同盟罢工吗？但当我们真的这么做了之后，却为什么又给予否定呢？
其实，他应该知道这里面的原委。一方面，中共虽然采取了行动，但没有在满洲采取行动。这在斯大林看来，李立三只是口头上喊保卫苏联，在实际行动上，并无诚意。另一方面，共产国际驻远东局的代表罗伯特看到中共在6月11日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不同意发出，并向李立三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共产国际正在讨论中国问题。中央仅仅根据一个工作人员的报告，便作出这一决议，将来发生问题，如何办？第二，现在中央政治局很弱，周恩来、瞿秋白不在，向忠发、关向应都病了，你们通过的这个决议，将来政治局内部发生不同意见，如何办？”根据这两点意见，决议无论如何不能发出。6月20日，远东局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再次明确提出决议不能发。李立三答复道：发出这个决议是目前革命的需要，“有什么问题时，由中共中央负责”。并以罗伯特思想右倾，妨碍和干扰中共的领导工作为由，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要共产国际将罗伯特撤走。
李立三之所以如此，恐怕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共产国际远东局实际上并没有把他李立三放在眼里。
面对共产国际的来电，李立三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的确，他非常明白，共产国际操纵在斯大林的手里，而斯大林的逻辑又使他心惊肉跳。还有党内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弄不好会威信扫地。咋个弄法？明天，中共中央就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总形势和共产国际来电，怎么向大家交待？怎么向共产国际交待？他想来想去，有了主意。
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如期召开。
李立三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抢先发言，他说：“昨晚看电后，我感觉到国际的来电，确没有知道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切实说起来，国际不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并且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总形势。”
共产国际为什么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责任在共产国际吗？他没有这个胆量指责共产国际，他深知共产国际得罪不起。
接着他把话锋一转，说：“国际之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趋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指责，如果周恩来在场，浑身会像过电一样，不过此时他正在莫斯科。
李立三并没有考虑到这是不是符合事实，一门心思既要为自己开脱责任，又要维护自己的主张。于是他说：“恩来同志向国际的报告，一定没有说明革命发展的总的趋势，所以使国际不能(了解)这一迅速的发展。”
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其他人都附和李立三的意见。
李立三还觉得责任推卸得不够彻底，又第二次发言：“恩来对于这一问题，不仅应负政治上的责任，而且还包含着一切右倾的危险。政治局同志都应在一致的精神上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这绝不是反国际，而是革命群众的要求。我们应向国际负责，同时应对革命负责。”
8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
向忠发在李立三作了长篇发言之后，附和着李立三说：“恩来同志尤其是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出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的责任。”
这一唱一和，把到会的人都拉到了他们的旗帜之下。
列席会议的团中央负责人温裕成推波助澜地说：“周恩来同志回来，必有一次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我们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政治问题解决以后，恩来同志可去北方局负责。”他要把周恩来赶出中央。
还有人火上加油：“中央对周恩来的斗争必然的很坚决的，但必能以实际问题战胜其不正确的观念。这种不同路线，在目前形势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很快的解决，这样可使革命更快的发展。”
周恩来凶多吉少。
李立三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继续实施他的主张。
向忠发当然要为实施李立三的主张出力。8月5日，向忠发致信共产国际，要求批准武汉、南京暴动计划和建立全国苏维埃的计划。
8月6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李立三在会上又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的报告。
8月8日，向忠发又致信斯大林，请求联共(布)中央给中国革命切实的援助。
8月10日，中央给长江局发出指示信，命令长江局迅速发展武汉党的领导力量，在赣东北地区积极组织湖口、澎湖暴动，占领马当要塞，切断长江航线，以支援武汉暴动。
8月14日，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了29条政治纲领。
李立三的冒险事业从此真正开始了。
红三军团于1930年7月27日晚攻占长沙后不到一个星期，便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反扑下撤出长沙城。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仍然执迷不悟，命令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再攻长沙。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5)
毛泽东很清楚，李立三是在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又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采取的冒险行动。眼下，从红一方面军的装备条件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中央有命令，怎么办？毛泽东就组织总前委开会，讨论是否攻打长沙的问题，他想借助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不进攻长沙。而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多数人都主张攻打长沙。
毛泽东只得服从，同朱德一起率领红一方面军，又一次进攻长沙。
红军战士在这次强攻长沙的战斗中，勇猛冲杀，在一些地段突破了敌军的一、二道防线。但在进攻敌军第三道防线时，却遇到了困难，因敌军在第三道防线架设了高压电线网。为了突破敌军第三道防线，连三国时期的火牛阵也用上了：在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的和向农民购买的几百头牛的牛尾绑上蘸了汽油的棉花，点着火，让牛群冲开电网，为部队进攻开辟通道。可牛被火烧痛后乱冲乱闯，四处逃奔，有些牛又冲回自己的阵地，反而造成人员伤亡。后来又想了许多办法，但由于敌军设防坚固，这些办法都没有奏效，并且还牺牲了1000多名官兵。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不得不决定撤围长沙。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就是在这期间被敌人杀害的。
李立三的冒险行动，不仅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也给党在白区的组织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十几个党的省委机关先后遭到敌人的破坏，大批共产党人被杀，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
面对如此结局，李立三应该清醒，但他那发热的头脑却没有冷静下来。
8月19日，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当天，李立三、向忠发立刻找他并提出质问：为何正值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共产国际还来电批评我们并阻止我们的行动，这究竟是为什么？
面对如此尖锐的质问，周恩来立刻意识到李立三、向忠发对他此次莫斯科之行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尽管长途奔波的疲劳已使他打不起精神，但还是耐心地和他们交谈起来。
“忠发、立三同志，国际之所以来电提出批评，是因为我们有些搞法还不那么对头，需要在策略上做些调整。”周恩来如实转达了国际的意见。
“国际提出批评的根据是什么？”李立三有些耐不住性子地问道，“现在全国的形势并不是那么糟的。”
“这当然是根据我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周恩来立刻严肃地说，“眼下还没有直接革命的条件，更没有进行暴动的政治形势。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看来，这是你对我国政治形势的判断，国际才提出批评的。”向忠发单刀直入地说道。
“坦率地说是这样的。但我向国际汇报的内容，我们都讨论过，基本原则就是要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向国际作全面的介绍。不然，我们和国际的分歧就难以消除，这对中国革命是极为有害的。”
周恩来就这样同向忠发和李立三接连进行了两次谈话。周恩来通过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说服了他们，并消除了误解，李立三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22日和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了李立三在个别策略上犯了错误，但并不认为有李立三主义。李立三也发了言，他说：“听了伍豪（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同时他也作了自我批评。
此时，李立三开始清醒了，但为时已晚。
8月26日，瞿秋白也回到上海，他本来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此次回国，是受共产国际指派，回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同周恩来一起纠正李立三的错误。瞿秋白的这一使命，宣告李立三未来的命运出现了变数。
9月8日，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和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执行策略的转变”。
为传达贯彻共产国际决议，进一步在党内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２４日至２８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召开。会议上，周恩来在作报告时公开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认为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充实了党中央领导机构，补选李维汉、贺昌、陈郁、邓发等为中央委员，朱德、陈云、林育英、陈潭秋、恽代英为中央候补委员。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次会议虽然公开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但基本上是一个团结的会议。
李立三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他已离开原有的领导岗位，一切暴动计划已经取消。
就这样，周恩来总算平息了这场政治斗争。
然而，暴风雨还在后面。
祸从“天”降
正当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竭尽全力收拾李立三扔下的残局时，却发生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的政局突变。
11月13日，中共中央收到正准备赴苏区的王明和博古联名写的一封信。信中说：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6)
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立三同志的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起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事实上已经走到了这种地位)。……但是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是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没有使全党同志了解过去领导的错误而实行迅速的转变。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方法(各种会议、党报上的解释等)迅速地传达国际路线到下级干部中去。
瞿秋白、周恩来以为这只是王明等拒绝前往苏区的一个借口。因为三中全会是专门批判李立三的，他们对三中全会的报告也举双手赞成。现在他们突然反对三中全会，可能是闹闹情绪罢了。
殊不知，这封信包含了一个政治阴谋。
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写来了一封信。
信中首先写道：“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满意地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通知，说在伍豪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所共同拟定的决议。”
然而，这封信在稍作肯定之后，以下的内容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立三同志底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底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中共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中国共产党必须揭露“立三路线底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
这就是著名的“十月来信”。
这封信里的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并不陌生，在中国的大地上曾经铺天盖地，随处可闻。然而在当时，还不曾使用路线斗争这个提法，指出某人犯了路线错误，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被彻底打倒。
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这里。
李立三的问题，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解决，结论是李立三在个别的策略上犯了错误。共产国际此时的来信精神，无疑全面否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无论是瞿秋白、周恩来，还是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深知这里面的厉害。
那么，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什么没有把李立三的错误上升到路线斗争呢？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点：一点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维护党的团结是当务之急；另一点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李立三的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说过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当时共产国际决议案的批评还是比较温和的。甚至到8月间，共产国际执委《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及其草案中，仍说“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三中全会正是根据这个基调对李立三的问题作出结论的，中央也是根据这个基调维护和修正了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如今半路杀出这一枪，原因何在？
中国共产党违背了斯大林的逻辑，但祸起李立三之口。
在8月1日和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曾讲过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还讲：“国际在目前形势，我想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才有办法，首先是苏联，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命令外蒙古红军向平津一带进攻，苏联红军向东三省进攻，以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行动。在李立三看来，1929年苏联与张学良的军队开火，那时中国共产党曾极力支援苏联，现在该是苏联以实力支持中国革命的时候了。他还声称，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应本着国际主义精神，配合中国革命一致行动，如果共产国际不能这样做，他将坚决反对，他忠实于中国革命，就不能忠实于不遵守国际主义的共产国际了。这无疑是向斯大林说：如果你只知道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忽视国际主义，不支持中国革命，那你就犯了错误。
斯大林决不能容忍李立三对他指手画脚。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李立三要斯大林准备战争，给中国以实际的援助。这是斯大林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斯大林要求的是各国共产党保卫苏联，而不是他要出兵帮助中国共产党，这正好拧反了劲儿。
共产国际知道了李立三这些讲话之后，认为中共不那么听话了，所以要给中共一点儿颜色看看。
然而，使中共中央处境格外困难的还不在于这封信的内容本身。
正准备赴苏区的王明、博古等人，通过留俄归国的学生夏曦、沈泽民、何凯丰、陈昌浩、李竹声等，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国际来信的消息和信的内容。他们认为这是取得中央领导权的极好机会，真是千载难逢，便不肯到苏区了。于是就写了那封信，突然向中央发难。
直到11月16日，中央才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
11月17日，王明和博古再次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
在信的最后，王明和博古提出了三条要求：
一、正式公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7)
二、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
三、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人们万万不会想到，第一个吹捧李立三路线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王明写了一篇又一篇鼓吹暴动的文章，为李立三摇旗呐喊。后来，当他得知这个决议遭到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罗伯特的坚决反对时，便翻手为雨，给中央写信，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及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这使李立三怒火中烧，便以中央名义给王明六个月的留党察看处分，同时也给参与反李立三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严重警告处分。
现在，王明、博古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三条要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为他们平反。但中共中央对此未置可否，因为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
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来信，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是一种调和态度。但认为在目前的特殊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在党内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中的工作并造成党的分裂。
为此，周恩来在发言中要求：“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方回国的)，必须召集他们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
11月22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发言中对三中全会作了定性，他说：“要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
尽管如此，王明等人仍然进行小组织活动，周恩来已有察觉。12月6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党内的不满情绪，“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小组织倾向的”，“首先是陈、秦〖ZW（〗〖HT5"SS〗〖ZK(〗陈，指陈绍禹，即王明；秦，指秦邦宪，即博古。〖ZK）〗〖ZW）〗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周恩来还强调：“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碍工作。小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是不正确的；若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
周恩来的话算是重槌敲锣，但王明等人这时已有恃无恐，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更加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王明又写了《两条路线》的意见书，抄成三份，在几十人中传阅，宣称现有中央领导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情况更为复杂而严重的是，一些受到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成员也纷纷闹起来，他们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态和目的，要求中央改组。
这里有好心办坏事的。如曾担任过江南省委书记后被降职的何孟雄，曾当面批评李立三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一系列决定是“过火的”，占领长沙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没有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政治罢工是“不可能的”，这个口号“已经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再发展下去就要离开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这些十分宝贵的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相反地他当场被李立三剥夺了发言权，指斥何孟雄为“取消派暗探”，是“机会主义”。后来三中全会继续对他进行批评和指责。现在有人公开说中央不行，也正合他心意，情绪非常激动，一些同情他的人，跟着他一起强烈要求改组中央。
像王明这样怀有政治野心而长期对中央心存不满的人，以及控制着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党团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这时十分活跃，到处制造纠纷，并很快就和王明捆在了一块儿。
王明又和罗章龙等联名要求共产国际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解决中共的领导问题。他们把攻击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地指向瞿秋白和周恩来，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对中央的风潮。
这股风潮愈刮愈烈，如何平息这股风潮，历史已经见证。但此时，置身其中的人们却无法预料这股风潮会演变成什么样的结果。
李立三被勒令去莫斯科
李立三被解除了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后，他还不知道共产国际有个什么“十月来信”，更不知道这封信对他的无情判决。
11月的一天，李立三的心情十分沉闷，憋得难以忍受，便到上海的四马路瞿秋白的住处，去看望瞿秋白。
李立三进门之后，他原以为瞿秋白会安慰他一番。然而，瞿秋白见了他，不仅没有一字安慰，反而一句话也没有说，神情显得十分异常。快人快语的李立三忍不住问道：“秋白，出什么事了？”
瞿秋白默默地招呼李立三坐下，随之长叹一声，说：“共产国际来信了。”
“有什么新的指示？”李立三追问。
“共产国际指责你的错误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瞿秋白又叹了一口气，“还批评了三中全会对你的路线采取了调和态度，没有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8)
李立三听了，如雷轰顶，坐在那里半晌无语。因为他知道斯大林的逻辑，一旦被扣上反马克思、反共产国际的帽子，后果不堪设想。
“立三，你要有精神准备，中央准备马上开会，研究共产国际的来信，你的错误性质看来要升级了。”瞿秋白如实说。
“我犯了错误，给党造成了损失，可我决没有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啊!”李立三难过得泣不成声。
“总而言之，你要勇于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瞿秋白的声音也颤抖起来，再也无法谈下去了。
室内，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没隔多少时日，共产国际命令李立三立即动身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代”问题。
当时，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身怀六甲，李立三料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短时回不来，便对妻子说：“生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送人吧。”
1930年12月5日，李立三挥泪告别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匆匆奔赴莫斯科。
李立三走后不久，其妻生下一个女孩，遂按李立三之嘱，将这个女孩送给了与党有密切联系的老工人谢庆斋。李崇善不久被捕入狱。后来，李立三四下寻找那个女孩，却一直没有找到，直到1982年才由党组织帮助找到，这女孩叫谢志佩，在上海某大学工作。而李立三在此15年前就离开了人世。
李立三到了莫斯科后，开始一段时间似乎平安无事，只是一个劲儿地作检查。张国焘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位失去用武之地的英雄，闲居下来，没有什么人和他往来，共产国际首脑们大概是要他反省一个时期。我们每天都见面，往往一谈就是半天。他在国内采取反对我的态度，但这时我又成为他亲爱的大阿哥了。我不公开指责他的错误，只鼓励他安心地住下来学习。这位个性好动而风流倜傥的李立三，虽处逆境，仍若无其事地与女朋友们交往，以冲淡他的苦闷。
“李立三来后的第三个星期，共产国际主席团开会讨论李立三路线，被指为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李立三，首先发言。他坦荡而高声地承认他完全错了；一切对于他的反共产国际和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指责，他都无条件地接受，认为这是帮助他改正错误。不过他申述他并没有做过反共产国际行动，因此他已遵命来莫斯科，接受制裁。他这种从善如流的天才，使人叹服。
“一位有匈牙利的列宁之称的伯拉昆，继起发言，表示不相信李立三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讥讽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那么轰轰烈烈地反共产国际，如今又表现得这么忠诚地拥护共产国际，一夜之间判若两人!他以自己为例，追述他从前犯过的错误，经过好几年的深思熟虑，才有了相当的了解。他要求李立三作深刻的反省，不只口头承认错误就算。
“这次会议发言的人很多，大家都淋漓尽致地检讨了李立三的错误，不过并没有作出结论。”
李立三就这样在莫斯科没完没了地检查了7年，到了1938年，斯大林在苏联大搞肃反扩大化，李立三被捕了，此后在监狱里待了长达21个月的时间。1945年，他见到了访苏的郭沫若，并托郭带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才知道李立三在苏联的一些具体情况。出人意料的是，1945年，经毛泽东提议，李立三在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也许是做给斯大林看的。就在这年8月，李立三回国。这是后话。
李立三被勒令去了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平息下来。
航船驶进险滩(1)
1930年的冬天，是一个多事的冬天，也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
处在极端秘密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因内部政治斗争而面临十分危险的境地。
国民党平息了各地的军阀混战，正在调集军队，准备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就在这时，有个叫米夫的人来了。他来自于苏联，来自于共产国际。
最初的姓名是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福尔图，1901年8月3日降生于俄国赫尔松省阿列克谢夫卡村的一个小职员家。中学毕业后，虽年仅16岁，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不知何故，自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过了两年便入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因当时苏联国内正进行革命战争，他遂两次参加红军。1920年，他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翌年毕业，留校任研究员，研究远东的革命问题，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1924年，他在乌克兰做党和苏维埃工作，1925年调回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后，担任了副校长，时年仅24岁。随之，他第二次更改自己的名字，浓缩为两个字：米夫。
此时来中国，他已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的。他的到来，给一个人带来了机遇，这个人就是王明。
然而，王明拥有了机遇，中国共产党这艘航船却驶进了险滩。
王明与米夫握手的秘密
王明与米夫是老交情，早在五年前就握手相识了。这交情是王明投米夫所好得来的。当然，这并不是笔者戴着有色眼镜来评判王明当时的行为。他当时与米夫拉关系，也许在他看来是追求革命真理的需要，但结果却完全相反。事过境迁，历史自有公论。
1925年11月28日，莫斯科在满天坠落的雪花中显得那么沉重，似乎一切都处在即将被埋没的时刻，而那被白雪覆盖着的古老建筑，却又像童话世界一般。
世界竟是这般的复杂，又是这般的简单。
这一天，王明随同沈泽民、张琴秋、伍修权、蔡和森、孙冶方、王稼祥、乌兰夫、张闻天、李培之等60余人，到达莫斯科，来到了位于近郊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这就是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人才的中山大学的所在地。
这里，一切都显得安然与宁静，大学的主楼是一座宽敞的四层大厦，楼前有一个小花园，虽然此时厚厚的积雪压迫着一片枯萎，却使人盼望春天的心情更加迫切。学校对面就是著名的莫斯科大教堂，因为它的存在，又使这里显得十分神秘。
这里，是一个奇特的莫斯科郊外，来这里的人们，有的走向了辉煌，而有的却走向了坠落。
王明这次进中山大学学习，同其他留苏学生一样，是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来这里寻求革命真理的。但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从此踏上了发迹之路。
王明入学后编入了第一班。但因为中国学生都不懂俄语，校方决定办一个速成班，培养一批俄语翻译，由于王明记忆力强，又有英语基础，就加入了速成班。副校长米夫担任这个班的马列主义课程。王明学习很用功，对俄语和列宁著作的学习尤其刻苦。他想，俄语是与苏联人打交道的工具，学会了对公对私都很方便，列宁是苏联人的领袖，如果在对列宁主义的学问上有所造诣，必会赢得苏方的好感。因而他俄语学得很快，半年内就达到能说会读的程度。对学习列宁主义所下的功夫也颇深，心思用得也比较多。每当米夫上课讲列宁主义时，王明都抢着第一个发言，他滔滔不绝地背诵着列宁的论述，对列宁主义的名词术语，也讲得头头是道。
王明的言行，博得了米夫的欢心和青睐。由于王明的俄语学得快，发音准确，同米夫交谈起来很方便，再加上王明这小伙子模样也很可爱，尤其是他那宽阔的前额下面闪动着的那双机智的眼睛，更令米夫看着入迷。这样两人的交流逐渐密切，感情也愈来愈深。
王明拍米夫马屁的生涯也从此开始了。
中山大学开学以后，来这里学习的中共党员与原来的组织关系中断，中山大学内虽然有苏联共产党支部局，但中共党员学生没有入苏共的党籍。为了使中共党员学生过好组织生活，便仿照旅欧留学的中共学生成立的旅欧支部，也成立了“旅莫支部”，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任卓宣(叶青)为这个支部的负责人。
任卓宣后来叛变了革命，当初他之所以能当上这个支部的负责人，主要是因为他是从法国旅欧支部转来的，资格老，而他也毫不客气地摆起了老资格，在支部实行家长制和官僚主义领导方法，而且还照搬留法勤工俭学的经验，反对学生学俄语和马列主义理论，并为此制定了一个《训练工作指导纲要》。
旅莫支部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在学校引起了广大学生的不满，也引起了王明和米夫的不满。
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 作者：文显堂
长征途中党内各种政治主张的角力，不仅伴随着长征的全过程，而且也主导了长征的全过程。本书沿着历史的脉络，以纪实手法对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政治斗争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描写，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艰难历程。
书中浓墨重笔地记述了一批杰出领袖人物的成长、崛起和个别党内领导人物升腾与坠落的历程，揭示了人生的真谛，耐人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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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长征前夜：漩涡星云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1)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这个曾震惊世界的壮举，人们都公认那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军事行动。
其实，这也是一次中国共产党内部各种政治主张角力险象环生的鲜为人知的特殊长征，但起点却不在江西的瑞金，而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并且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
公元1927年，这是充满血腥的一年。
曾经和共产党人携手合作的蒋介石，他要独霸天下，容不得一山有二虎。于是他翻脸不认人，举起屠刀，向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砍来，一夜之间，血流成河。
8月1日，怒不可遏的共产党人，在南昌城揭竿而起，打响了武装反抗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踏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这一枪把蒋介石打得心惊胆战，急呼“赤匪造反了”!
如果只是把共产党当成“赤匪”骂一通倒也无妨，有古语说，动口不动手，君子也。可蒋介石忘记了古训，竟然动口又动手，纠集几十万军队进行“围剿”，发誓要把这帮“赤匪”剁成肉泥。
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怎么办？
共产党人都在思考着，摸索着。
于是，各种主张纷纷出笼，分歧也就在所难免。
然而，分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客先生的出现。不幸的是这种人真就出现了，使中国共产党一度陷入了政治纷争的漩涡。
莫斯科，虽然地处地球的北端，一年之中足有半年的时光要被白雪覆盖，但它却与“红”结下了不解之缘，红场就是这一缘分的古老象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诞生了一支军队，称为红军。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把莫斯科尊称为“赤都”，仍然还是一个“红”，“红”得热烈，“红”得令人神往。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把“红”当成一种革命的象征，她不仅把自己称为红色的种子，也把自己的军队称为红军，还把自己建立的政权称为红色政权。当然还不止这些，诸如赤卫队、红小鬼、红色娘子军，等等。
正因为这种“红”，把中国共产党同莫斯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为着“红”遍世界而共同奋斗。
然而后来，就有了所谓大“红”与小“红”的摩擦。也难怪，大“红”有大“红”的架子，小“红”也有小“红”的位置，大“红”有大“红”的道，小“红”也有小“红”的路，只是小“红”经不起大“红”的折腾。
从莫斯科那里涌来的不仅有“红”的潮，也有一些“黑”的流。
斯大林的逻辑
一切政治，都离不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在世界大同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之前，一切政治必然会通过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表现出来。虽然世界上曾出现过跨国界的政治组织，但也同样受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驱使。
当1919年3月，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在莫斯科宣告成立以后，各国共产党都对这个组织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和期待。
但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同，这个组织的作用就十分有限，因而它只存在了17个年头，其是非功过，各有说法。
毛泽东对这个组织曾作过“两头好中间差”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党内尖锐的政治斗争，就开始于这个“中间差”的开始时期。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在南昌向国民党政权打响了第一枪。就在这一天，莫斯科的一间大会议厅里，正举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到会的代表正在静候着他们的领袖的到来，聆听他的高论。
不一会儿，斯大林出现了，虽然他的腿有些跛，但他却迈着沉稳的步履走向主席台，全场立刻掌声雷动。他习惯了这种场面，挥了挥手便坐在只属于他的位置上。
他出现在今天这个会场，令世界瞩目。
他今天来是专门给与会代表谈关于战争威胁和保卫苏联的问题。
是的，当时苏联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对抗的局面。德国、意大利、法国、美国，尤其是英国，正开动宣传机器，对社会主义进行恶毒的攻击，并扬言要把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灭在摇篮之中。所以斯大林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
武将风度的斯大林，有着铁塔一般的威严，不可侵犯。其实，他也害怕战争。当他面临着西方掀起的一股反苏浪潮时，他坐不住了。所以，他也就顾不上什么国际常识，利用他在共产国际中的威望，开始超越国界发号施令。
不过，他毕竟还是一个政治家，要使他的命令跨越国界，就不得不寻找到一个让人对他的命令不接受也得接受的办法。为此，他日夜思考，颇费心思。
不管怎样，他今天的到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把他为此而思考的一切告诉与会者，告诉全世界。
“同志们!”斯大林叙述了苏联面临的战争威胁之后，话锋一转，说：“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不是根据它们发表什么样的声明或宣言，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是根据它们的行动、实践和实际计划。如果人们的声明和宣言不以行动来证实，如果它们不付诸实施，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声有色，都是不能相信的。”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2)
接着，斯大林便拿出了一个检验的标准，他说：“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们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
这就是斯大林的逻辑。他还进一步说：“谁决心不开秘密军事会议而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
在他看来，这话还不够劲儿，因而他又接着说：“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犹豫动摇，提出附带条件，寻求第三种立场，就是企图逃避责任，逃避无条件地捍卫苏联的斗争，在保卫苏联的紧要关头开小差。而逃避责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等于不知不觉地滚到苏联敌人的阵营里去。”
到了1928年7月13日这一天，斯大林以家长的身份，给各国共产党下达任务，他要求各国共产党“……组织全力保卫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诞生于1921年7月，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由此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但中国共产党建党才几年时间，犹如襁褓中的婴儿，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帮助，因而列宁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可惜他老人家过早地去见了马克思。
斯大林作为列宁的接班人，继续扶持年幼的中国共产党。
那么，处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对待斯大林的这一逻辑呢？
政治上的分歧便由此开始了。
1929年10月，在东北中苏边境上，张学良的军队与苏联红军激战不休，自7月份开始的中东铁路事件，正进入白热化阶段。斯大林把中东铁路事件看得十分严重，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准备进攻苏联的一个新步骤”，是“直接的战争挑衅”。
于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立即行动起来，保卫社会主义的苏联。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更寄予厚望，他希望中国共产党有更大的动作，直接牵制东北军阀对苏联的进攻行动，以达到保卫苏联的目的。基于这一考虑，斯大林从本国的安全利益出发，便通过共产国际，于10月26日向中共发出了关于改组派问题的指示信。信中说：“中国已进入深刻的全民族危机的时期。”信中还列举了危机的10大表现，最后的结论是：在中国统治阶级已经分裂，其统治一天也维持不下去了，中国已进入直接革命的形势。信中还指出：因“改组派”对帝国主义者的奴颜婢膝的态度，他们在中东铁路冲突问题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诋毁中伤苏联，所以要加紧同“改组派”的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采取准备总同盟政治大罢工的方针，集中全力去发展政治罢工。应当在国民党反革命统治薄弱的地方，在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地方，设法使革命的工会运动脱离地下状态；由于满洲的冲突，必须在保卫苏联的公开口号下组织一个运动，揭露国民党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各派系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面目；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特别是在满洲地区。
这封信要求中共“应当全力掀起和激化阶级冲突，领导群众暴动，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斗争引向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
实际上，当时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并无“直接革命”的形势。毛泽东当时就描绘了这样的情形：“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直到1930年上半年，城市的工人运动才有所复兴，党的组织才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中国共产党仍然只能在地下进行活动。
显然，斯大林的这封信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大部分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任务也大大超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当时革命力量所具有的能力。
尽管如此，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的人只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话，而不看中国的实际，贸然行动。在莫斯科受过教育的瞿秋白，一段时间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原因也就在这里。
斯大林，作为当时苏共和苏联国家的领袖，他在考虑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同时，也从本国的安全利益出发，要求各国共产党无条件地保卫苏联，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理解的是，继瞿秋白之后，中国共产党党内仍有人把斯大林的话视为圣经，一切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行事。
历史的逻辑与斯大林的逻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入了交锋的状态。
乘虚而入的幕后人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3)
面对斯大林的逻辑，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头脑发热者的操纵下，不折不扣地按照斯大林的意图行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提出了保卫苏联和在中国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主张。
随即便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
1929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第六十号通告，提出为武装保卫苏联，要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农民运动要向城市发展和红军攻占大城市的问题。之后，于1930年2月26日又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武装暴动，要求红军尽可能集中，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与城市工人斗争相配合。后来还向各根据地和红军领导人发出进攻大城市的命令。
当时策划这些重大行动的不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位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
当时党中央的总书记是向忠发。
那么，李立三为何如此神通？
这还得从向忠发说起。
向忠发，1880年出生于湖北省的汉川。青年时期在汉阳兵工厂当学徒，后当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曾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1926年后，历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他被推到中国共产党“舵手”的地位，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所致。
在1927年10月，向忠发作为“中国工农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前往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10周年。这年他47岁，看起来活脱脱一副老工人的模样。当时共产国际正打算在中国共产党内物色一名工人出身的领袖，向忠发的出现，正合共产国际之意，于是有意培养他。1928年2月，向忠发又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会议，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接见了他，顿时身价倍增。于是，他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总书记。
其实，向忠发根本不是当“舵手”的料。他当中共总书记期间，从来没有掌握过实权。
1929年下半年的一天，李立三给向忠发讲了自己三次遭劫难三次不死又三次开过追悼会的历险经过。人们都说李立三三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向忠发有些好奇地仔细端详着李立三，见他那张很中国化的脸，长长的，透着一种诚实，便对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信任感。当然，李立三能得到向忠发的信任，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李立三确有领导才能，担任过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中共上海区委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工人部长、全国总工会武汉办事处主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参与了南昌起义，到苏联出席过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应当说，李立三为党的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所以，向忠发便自愿接受李立三的背后操纵。李立三不甘于这种背后操纵的角色，很想走向前台，只是由于周恩来也是政治局常委，他不能往前再越半步。
后来，李立三终于有了走向前台的机会。
1930年3月初，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争论不休，中央决定派周恩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消除分歧。
天赐良机，刚刚31岁的李立三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持人，他迫不及待地要一显身手，使中国革命在自己领导下取得成功。因而在周恩来刚走不到半月，也就是3月26日，李立三撰写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在中央的《红旗》刊物上发表。之后的两个月内，他又连续在《红旗》上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条件》、《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论革命高潮》、《建立政权与革命转变》等五篇文章，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必须立即在各大中城市举行暴动。显然，他的那套想法离中国的实际太远了。
当然，客观地看，李立三提出这些主张，也是与当时国内连续不断的军阀战争的情势有关。1929年3月爆发了蒋介石与桂系的战争；同年9月发生了张发奎反南京的战争；10月又发生了石友三与唐生智的反南京的战争；1930年春，蒋冯之战又发展为蒋与冯、阎之战。军阀战争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加上红军有了一定的发展，他便认为革命的成功已为期不远了。
热血青年，发热的头脑，迫不及待地要采取行动了。
对于李立三的所作所为，向忠发都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和支持，并以自己的名义，于7月16日致书共产国际主席团，说：“决定组织南京士兵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同时还要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特别是联共积极进行保护中国的革命运动，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指导工作。
这一切都是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行事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共产国际很快于7月28日致电中共中央，其答复是：中国党的主观力量太弱，还没有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同意部署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也就在这一天，李立三得知彭德怀的部队——红三军团，已于7月27日晚攻占长沙时，便断然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4)
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党内一些要人看了共产国际来电后，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7月29日晚，李立三又认真看了共产国际的来电，彻夜难眠。他想，斯大林不是要我们围绕着保卫苏联，让工运摆脱地下状态吗？不是要掀起和激化阶级冲突吗？不是要我们准备总同盟罢工吗？但当我们真的这么做了之后，却为什么又给予否定呢？
其实，他应该知道这里面的原委。一方面，中共虽然采取了行动，但没有在满洲采取行动。这在斯大林看来，李立三只是口头上喊保卫苏联，在实际行动上，并无诚意。另一方面，共产国际驻远东局的代表罗伯特看到中共在6月11日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不同意发出，并向李立三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共产国际正在讨论中国问题。中央仅仅根据一个工作人员的报告，便作出这一决议，将来发生问题，如何办？第二，现在中央政治局很弱，周恩来、瞿秋白不在，向忠发、关向应都病了，你们通过的这个决议，将来政治局内部发生不同意见，如何办？”根据这两点意见，决议无论如何不能发出。6月20日，远东局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再次明确提出决议不能发。李立三答复道：发出这个决议是目前革命的需要，“有什么问题时，由中共中央负责”。并以罗伯特思想右倾，妨碍和干扰中共的领导工作为由，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要共产国际将罗伯特撤走。
李立三之所以如此，恐怕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共产国际远东局实际上并没有把他李立三放在眼里。
面对共产国际的来电，李立三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的确，他非常明白，共产国际操纵在斯大林的手里，而斯大林的逻辑又使他心惊肉跳。还有党内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弄不好会威信扫地。咋个弄法？明天，中共中央就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总形势和共产国际来电，怎么向大家交待？怎么向共产国际交待？他想来想去，有了主意。
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如期召开。
李立三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抢先发言，他说：“昨晚看电后，我感觉到国际的来电，确没有知道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切实说起来，国际不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并且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总形势。”
共产国际为什么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责任在共产国际吗？他没有这个胆量指责共产国际，他深知共产国际得罪不起。
接着他把话锋一转，说：“国际之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趋势，恩来同志要负这一责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指责，如果周恩来在场，浑身会像过电一样，不过此时他正在莫斯科。
李立三并没有考虑到这是不是符合事实，一门心思既要为自己开脱责任，又要维护自己的主张。于是他说：“恩来同志向国际的报告，一定没有说明革命发展的总的趋势，所以使国际不能(了解)这一迅速的发展。”
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其他人都附和李立三的意见。
李立三还觉得责任推卸得不够彻底，又第二次发言：“恩来对于这一问题，不仅应负政治上的责任，而且还包含着一切右倾的危险。政治局同志都应在一致的精神上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这绝不是反国际，而是革命群众的要求。我们应向国际负责，同时应对革命负责。”
8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
向忠发在李立三作了长篇发言之后，附和着李立三说：“恩来同志尤其是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出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的责任。”
这一唱一和，把到会的人都拉到了他们的旗帜之下。
列席会议的团中央负责人温裕成推波助澜地说：“周恩来同志回来，必有一次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我们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政治问题解决以后，恩来同志可去北方局负责。”他要把周恩来赶出中央。
还有人火上加油：“中央对周恩来的斗争必然的很坚决的，但必能以实际问题战胜其不正确的观念。这种不同路线，在目前形势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很快的解决，这样可使革命更快的发展。”
周恩来凶多吉少。
李立三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继续实施他的主张。
向忠发当然要为实施李立三的主张出力。8月5日，向忠发致信共产国际，要求批准武汉、南京暴动计划和建立全国苏维埃的计划。
8月6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李立三在会上又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的报告。
8月8日，向忠发又致信斯大林，请求联共(布)中央给中国革命切实的援助。
8月10日，中央给长江局发出指示信，命令长江局迅速发展武汉党的领导力量，在赣东北地区积极组织湖口、澎湖暴动，占领马当要塞，切断长江航线，以支援武汉暴动。
8月14日，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了29条政治纲领。
李立三的冒险事业从此真正开始了。
红三军团于1930年7月27日晚攻占长沙后不到一个星期，便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反扑下撤出长沙城。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仍然执迷不悟，命令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再攻长沙。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5)
毛泽东很清楚，李立三是在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又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而采取的冒险行动。眼下，从红一方面军的装备条件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中央有命令，怎么办？毛泽东就组织总前委开会，讨论是否攻打长沙的问题，他想借助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不进攻长沙。而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多数人都主张攻打长沙。
毛泽东只得服从，同朱德一起率领红一方面军，又一次进攻长沙。
红军战士在这次强攻长沙的战斗中，勇猛冲杀，在一些地段突破了敌军的一、二道防线。但在进攻敌军第三道防线时，却遇到了困难，因敌军在第三道防线架设了高压电线网。为了突破敌军第三道防线，连三国时期的火牛阵也用上了：在从土豪劣绅那里没收的和向农民购买的几百头牛的牛尾绑上蘸了汽油的棉花，点着火，让牛群冲开电网，为部队进攻开辟通道。可牛被火烧痛后乱冲乱闯，四处逃奔，有些牛又冲回自己的阵地，反而造成人员伤亡。后来又想了许多办法，但由于敌军设防坚固，这些办法都没有奏效，并且还牺牲了1000多名官兵。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不得不决定撤围长沙。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就是在这期间被敌人杀害的。
李立三的冒险行动，不仅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也给党在白区的组织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十几个党的省委机关先后遭到敌人的破坏，大批共产党人被杀，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
面对如此结局，李立三应该清醒，但他那发热的头脑却没有冷静下来。
8月19日，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当天，李立三、向忠发立刻找他并提出质问：为何正值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共产国际还来电批评我们并阻止我们的行动，这究竟是为什么？
面对如此尖锐的质问，周恩来立刻意识到李立三、向忠发对他此次莫斯科之行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尽管长途奔波的疲劳已使他打不起精神，但还是耐心地和他们交谈起来。
“忠发、立三同志，国际之所以来电提出批评，是因为我们有些搞法还不那么对头，需要在策略上做些调整。”周恩来如实转达了国际的意见。
“国际提出批评的根据是什么？”李立三有些耐不住性子地问道，“现在全国的形势并不是那么糟的。”
“这当然是根据我国目前的政治形势。”周恩来立刻严肃地说，“眼下还没有直接革命的条件，更没有进行暴动的政治形势。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看来，这是你对我国政治形势的判断，国际才提出批评的。”向忠发单刀直入地说道。
“坦率地说是这样的。但我向国际汇报的内容，我们都讨论过，基本原则就是要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向国际作全面的介绍。不然，我们和国际的分歧就难以消除，这对中国革命是极为有害的。”
周恩来就这样同向忠发和李立三接连进行了两次谈话。周恩来通过耐心的说理和具体的分析，终于说服了他们，并消除了误解，李立三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22日和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了李立三在个别策略上犯了错误，但并不认为有李立三主义。李立三也发了言，他说：“听了伍豪（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同时他也作了自我批评。
此时，李立三开始清醒了，但为时已晚。
8月26日，瞿秋白也回到上海，他本来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此次回国，是受共产国际指派，回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同周恩来一起纠正李立三的错误。瞿秋白的这一使命，宣告李立三未来的命运出现了变数。
9月8日，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和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执行策略的转变”。
为传达贯彻共产国际决议，进一步在党内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２４日至２８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召开。会议上，周恩来在作报告时公开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认为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充实了党中央领导机构，补选李维汉、贺昌、陈郁、邓发等为中央委员，朱德、陈云、林育英、陈潭秋、恽代英为中央候补委员。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次会议虽然公开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但基本上是一个团结的会议。
李立三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他已离开原有的领导岗位，一切暴动计划已经取消。
就这样，周恩来总算平息了这场政治斗争。
然而，暴风雨还在后面。
祸从“天”降
正当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竭尽全力收拾李立三扔下的残局时，却发生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的政局突变。
11月13日，中共中央收到正准备赴苏区的王明和博古联名写的一封信。信中说：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6)
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立三同志的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起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事实上已经走到了这种地位)。……但是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是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没有使全党同志了解过去领导的错误而实行迅速的转变。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方法(各种会议、党报上的解释等)迅速地传达国际路线到下级干部中去。
瞿秋白、周恩来以为这只是王明等拒绝前往苏区的一个借口。因为三中全会是专门批判李立三的，他们对三中全会的报告也举双手赞成。现在他们突然反对三中全会，可能是闹闹情绪罢了。
殊不知，这封信包含了一个政治阴谋。
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写来了一封信。
信中首先写道：“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满意地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通知，说在伍豪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所共同拟定的决议。”
然而，这封信在稍作肯定之后，以下的内容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立三同志底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底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中共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中国共产党必须揭露“立三路线底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
这就是著名的“十月来信”。
这封信里的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并不陌生，在中国的大地上曾经铺天盖地，随处可闻。然而在当时，还不曾使用路线斗争这个提法，指出某人犯了路线错误，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被彻底打倒。
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这里。
李立三的问题，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解决，结论是李立三在个别的策略上犯了错误。共产国际此时的来信精神，无疑全面否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无论是瞿秋白、周恩来，还是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深知这里面的厉害。
那么，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什么没有把李立三的错误上升到路线斗争呢？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点：一点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维护党的团结是当务之急；另一点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李立三的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说过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当时共产国际决议案的批评还是比较温和的。甚至到8月间，共产国际执委《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及其草案中，仍说“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三中全会正是根据这个基调对李立三的问题作出结论的，中央也是根据这个基调维护和修正了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如今半路杀出这一枪，原因何在？
中国共产党违背了斯大林的逻辑，但祸起李立三之口。
在8月1日和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曾讲过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还讲：“国际在目前形势，我想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才有办法，首先是苏联，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命令外蒙古红军向平津一带进攻，苏联红军向东三省进攻，以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行动。在李立三看来，1929年苏联与张学良的军队开火，那时中国共产党曾极力支援苏联，现在该是苏联以实力支持中国革命的时候了。他还声称，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应本着国际主义精神，配合中国革命一致行动，如果共产国际不能这样做，他将坚决反对，他忠实于中国革命，就不能忠实于不遵守国际主义的共产国际了。这无疑是向斯大林说：如果你只知道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忽视国际主义，不支持中国革命，那你就犯了错误。
斯大林决不能容忍李立三对他指手画脚。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李立三要斯大林准备战争，给中国以实际的援助。这是斯大林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斯大林要求的是各国共产党保卫苏联，而不是他要出兵帮助中国共产党，这正好拧反了劲儿。
共产国际知道了李立三这些讲话之后，认为中共不那么听话了，所以要给中共一点儿颜色看看。
然而，使中共中央处境格外困难的还不在于这封信的内容本身。
正准备赴苏区的王明、博古等人，通过留俄归国的学生夏曦、沈泽民、何凯丰、陈昌浩、李竹声等，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国际来信的消息和信的内容。他们认为这是取得中央领导权的极好机会，真是千载难逢，便不肯到苏区了。于是就写了那封信，突然向中央发难。
直到11月16日，中央才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
11月17日，王明和博古再次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
在信的最后，王明和博古提出了三条要求：
一、正式公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7)
二、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
三、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人们万万不会想到，第一个吹捧李立三路线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王明写了一篇又一篇鼓吹暴动的文章，为李立三摇旗呐喊。后来，当他得知这个决议遭到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罗伯特的坚决反对时，便翻手为雨，给中央写信，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及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这使李立三怒火中烧，便以中央名义给王明六个月的留党察看处分，同时也给参与反李立三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严重警告处分。
现在，王明、博古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三条要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为他们平反。但中共中央对此未置可否，因为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
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来信，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是一种调和态度。但认为在目前的特殊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在党内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中的工作并造成党的分裂。
为此，周恩来在发言中要求：“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方回国的)，必须召集他们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
11月22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发言中对三中全会作了定性，他说：“要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
尽管如此，王明等人仍然进行小组织活动，周恩来已有察觉。12月6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党内的不满情绪，“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小组织倾向的”，“首先是陈、秦〖ZW（〗〖HT5"SS〗〖ZK(〗陈，指陈绍禹，即王明；秦，指秦邦宪，即博古。〖ZK）〗〖ZW）〗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周恩来还强调：“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碍工作。小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是不正确的；若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
周恩来的话算是重槌敲锣，但王明等人这时已有恃无恐，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更加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王明又写了《两条路线》的意见书，抄成三份，在几十人中传阅，宣称现有中央领导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情况更为复杂而严重的是，一些受到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成员也纷纷闹起来，他们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态和目的，要求中央改组。
这里有好心办坏事的。如曾担任过江南省委书记后被降职的何孟雄，曾当面批评李立三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一系列决定是“过火的”，占领长沙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没有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政治罢工是“不可能的”，这个口号“已经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再发展下去就要离开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这些十分宝贵的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相反地他当场被李立三剥夺了发言权，指斥何孟雄为“取消派暗探”，是“机会主义”。后来三中全会继续对他进行批评和指责。现在有人公开说中央不行，也正合他心意，情绪非常激动，一些同情他的人，跟着他一起强烈要求改组中央。
像王明这样怀有政治野心而长期对中央心存不满的人，以及控制着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党团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这时十分活跃，到处制造纠纷，并很快就和王明捆在了一块儿。
王明又和罗章龙等联名要求共产国际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解决中共的领导问题。他们把攻击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地指向瞿秋白和周恩来，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对中央的风潮。
这股风潮愈刮愈烈，如何平息这股风潮，历史已经见证。但此时，置身其中的人们却无法预料这股风潮会演变成什么样的结果。
李立三被勒令去莫斯科
李立三被解除了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后，他还不知道共产国际有个什么“十月来信”，更不知道这封信对他的无情判决。
11月的一天，李立三的心情十分沉闷，憋得难以忍受，便到上海的四马路瞿秋白的住处，去看望瞿秋白。
李立三进门之后，他原以为瞿秋白会安慰他一番。然而，瞿秋白见了他，不仅没有一字安慰，反而一句话也没有说，神情显得十分异常。快人快语的李立三忍不住问道：“秋白，出什么事了？”
瞿秋白默默地招呼李立三坐下，随之长叹一声，说：“共产国际来信了。”
“有什么新的指示？”李立三追问。
“共产国际指责你的错误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瞿秋白又叹了一口气，“还批评了三中全会对你的路线采取了调和态度，没有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8)
李立三听了，如雷轰顶，坐在那里半晌无语。因为他知道斯大林的逻辑，一旦被扣上反马克思、反共产国际的帽子，后果不堪设想。
“立三，你要有精神准备，中央准备马上开会，研究共产国际的来信，你的错误性质看来要升级了。”瞿秋白如实说。
“我犯了错误，给党造成了损失，可我决没有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啊!”李立三难过得泣不成声。
“总而言之，你要勇于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瞿秋白的声音也颤抖起来，再也无法谈下去了。
室内，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没隔多少时日，共产国际命令李立三立即动身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代”问题。
当时，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身怀六甲，李立三料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短时回不来，便对妻子说：“生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送人吧。”
1930年12月5日，李立三挥泪告别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匆匆奔赴莫斯科。
李立三走后不久，其妻生下一个女孩，遂按李立三之嘱，将这个女孩送给了与党有密切联系的老工人谢庆斋。李崇善不久被捕入狱。后来，李立三四下寻找那个女孩，却一直没有找到，直到1982年才由党组织帮助找到，这女孩叫谢志佩，在上海某大学工作。而李立三在此15年前就离开了人世。
李立三到了莫斯科后，开始一段时间似乎平安无事，只是一个劲儿地作检查。张国焘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位失去用武之地的英雄，闲居下来，没有什么人和他往来，共产国际首脑们大概是要他反省一个时期。我们每天都见面，往往一谈就是半天。他在国内采取反对我的态度，但这时我又成为他亲爱的大阿哥了。我不公开指责他的错误，只鼓励他安心地住下来学习。这位个性好动而风流倜傥的李立三，虽处逆境，仍若无其事地与女朋友们交往，以冲淡他的苦闷。
“李立三来后的第三个星期，共产国际主席团开会讨论李立三路线，被指为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李立三，首先发言。他坦荡而高声地承认他完全错了；一切对于他的反共产国际和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指责，他都无条件地接受，认为这是帮助他改正错误。不过他申述他并没有做过反共产国际行动，因此他已遵命来莫斯科，接受制裁。他这种从善如流的天才，使人叹服。
“一位有匈牙利的列宁之称的伯拉昆，继起发言，表示不相信李立三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讥讽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那么轰轰烈烈地反共产国际，如今又表现得这么忠诚地拥护共产国际，一夜之间判若两人!他以自己为例，追述他从前犯过的错误，经过好几年的深思熟虑，才有了相当的了解。他要求李立三作深刻的反省，不只口头承认错误就算。
“这次会议发言的人很多，大家都淋漓尽致地检讨了李立三的错误，不过并没有作出结论。”
李立三就这样在莫斯科没完没了地检查了7年，到了1938年，斯大林在苏联大搞肃反扩大化，李立三被捕了，此后在监狱里待了长达21个月的时间。1945年，他见到了访苏的郭沫若，并托郭带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才知道李立三在苏联的一些具体情况。出人意料的是，1945年，经毛泽东提议，李立三在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也许是做给斯大林看的。就在这年8月，李立三回国。这是后话。
李立三被勒令去了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平息下来。
航船驶进险滩(1)
1930年的冬天，是一个多事的冬天，也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
处在极端秘密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因内部政治斗争而面临十分危险的境地。
国民党平息了各地的军阀混战，正在调集军队，准备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就在这时，有个叫米夫的人来了。他来自于苏联，来自于共产国际。
最初的姓名是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福尔图，1901年8月3日降生于俄国赫尔松省阿列克谢夫卡村的一个小职员家。中学毕业后，虽年仅16岁，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不知何故，自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过了两年便入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因当时苏联国内正进行革命战争，他遂两次参加红军。1920年，他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翌年毕业，留校任研究员，研究远东的革命问题，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1924年，他在乌克兰做党和苏维埃工作，1925年调回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后，担任了副校长，时年仅24岁。随之，他第二次更改自己的名字，浓缩为两个字：米夫。
此时来中国，他已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的。他的到来，给一个人带来了机遇，这个人就是王明。
然而，王明拥有了机遇，中国共产党这艘航船却驶进了险滩。
王明与米夫握手的秘密
王明与米夫是老交情，早在五年前就握手相识了。这交情是王明投米夫所好得来的。当然，这并不是笔者戴着有色眼镜来评判王明当时的行为。他当时与米夫拉关系，也许在他看来是追求革命真理的需要，但结果却完全相反。事过境迁，历史自有公论。
1925年11月28日，莫斯科在满天坠落的雪花中显得那么沉重，似乎一切都处在即将被埋没的时刻，而那被白雪覆盖着的古老建筑，却又像童话世界一般。
世界竟是这般的复杂，又是这般的简单。
这一天，王明随同沈泽民、张琴秋、伍修权、蔡和森、孙冶方、王稼祥、乌兰夫、张闻天、李培之等60余人，到达莫斯科，来到了位于近郊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这就是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人才的中山大学的所在地。
这里，一切都显得安然与宁静，大学的主楼是一座宽敞的四层大厦，楼前有一个小花园，虽然此时厚厚的积雪压迫着一片枯萎，却使人盼望春天的心情更加迫切。学校对面就是著名的莫斯科大教堂，因为它的存在，又使这里显得十分神秘。
这里，是一个奇特的莫斯科郊外，来这里的人们，有的走向了辉煌，而有的却走向了坠落。
王明这次进中山大学学习，同其他留苏学生一样，是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来这里寻求革命真理的。但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从此踏上了发迹之路。
王明入学后编入了第一班。但因为中国学生都不懂俄语，校方决定办一个速成班，培养一批俄语翻译，由于王明记忆力强，又有英语基础，就加入了速成班。副校长米夫担任这个班的马列主义课程。王明学习很用功，对俄语和列宁著作的学习尤其刻苦。他想，俄语是与苏联人打交道的工具，学会了对公对私都很方便，列宁是苏联人的领袖，如果在对列宁主义的学问上有所造诣，必会赢得苏方的好感。因而他俄语学得很快，半年内就达到能说会读的程度。对学习列宁主义所下的功夫也颇深，心思用得也比较多。每当米夫上课讲列宁主义时，王明都抢着第一个发言，他滔滔不绝地背诵着列宁的论述，对列宁主义的名词术语，也讲得头头是道。
王明的言行，博得了米夫的欢心和青睐。由于王明的俄语学得快，发音准确，同米夫交谈起来很方便，再加上王明这小伙子模样也很可爱，尤其是他那宽阔的前额下面闪动着的那双机智的眼睛，更令米夫看着入迷。这样两人的交流逐渐密切，感情也愈来愈深。
王明拍米夫马屁的生涯也从此开始了。
中山大学开学以后，来这里学习的中共党员与原来的组织关系中断，中山大学内虽然有苏联共产党支部局，但中共党员学生没有入苏共的党籍。为了使中共党员学生过好组织生活，便仿照旅欧留学的中共学生成立的旅欧支部，也成立了“旅莫支部”，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任卓宣(叶青)为这个支部的负责人。
任卓宣后来叛变了革命，当初他之所以能当上这个支部的负责人，主要是因为他是从法国旅欧支部转来的，资格老，而他也毫不客气地摆起了老资格，在支部实行家长制和官僚主义领导方法，而且还照搬留法勤工俭学的经验，反对学生学俄语和马列主义理论，并为此制定了一个《训练工作指导纲要》。
旅莫支部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在学校引起了广大学生的不满，也引起了王明和米夫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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