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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帝国的兴盛与衰亡：日落圆明园 作者：范伟 金铁木
日落圆明园 简介
日落圆明园 导言(1)
百年成毁何匆促，四海荒残如在目。
——清·王闿运《圆明园词》
青山影里旧宫墙，浩劫名园剧可伤。
玉阙珠楼救不得，独留一柱峙斜阳。
——浦江清《题圆明园远瀛观雕花石柱照象》
圆明园是一所废园，世界上没有哪一座废园像她这样受到如此持久的议论和关注。她留给人们的最后印象是一场冲天大火，纵火的是远道而来的英法侵略军。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这是一个巨大的耻辱。除此之外，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打量她，我们知道，她曾经是坐落在北京西北郊的一座宏伟富丽的皇家园囿，在她的鼎盛时期，圆明园是一座占地五千二百多亩，大约相当于六百多个足球场的巨型园林，比我们所熟悉的颐和园大出近千亩。她包括了一百四十多座伟丽堂皇的宫殿楼阁，差不多有一百多个风格独具的景观。关于圆明园的景观，十八世纪英国皇家建筑师张伯斯（WilliamChambers）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在谈到圆明园的时候这样感喟：“这种园林景观是难以描述的，只有用眼睛去看，才能领略它的真实内容。”毫不夸张地说，圆明园是人类在十八、十九世纪取得的最高成就之一。我们如今看到的圆明园废墟只是她极小的一部分，在她的遗址上修复起来供游人参观的建筑跟原本的圆明园相比，都只能叫做建筑垃圾——除了败坏我们对圆明园的美好想象，它们并无他用。植被也已经完全不同，现在我们看到的树木大都是1958年以后种植的，当年，品种繁多的花木是构成圆明园美景的重要美学元素，其繁盛与曼妙大可用《无量寿经》里描写“极乐国”的句子来形容：“园中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单从造园艺术上看，圆明园既是我国造园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是终结的标志，——在圆明园之后，再也没有谁有财力、有心境重塑这样一座园林了。即使外在条件一应俱全，恢复圆明园也已经不可能，因为当年的技术已经大部分失传。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圆明园从发生、发展到被一场大火彻底毁灭，完成了一个凄美的故事。每当人们回望她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扼腕叹息。从她惨遭毁灭的那天起，圆明园就一直是以爱国为主旨的诗歌和散文的绝佳主题。当然还有电影。把她作为纪录片电影的主题是我们的幸运，二○○五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把注意力全部投放在了圆明园身上。我们一次又一次进入这所规模庞大的废园，依照地图辨认各处遗址和废墟，并在头脑中想象它们当年的辉煌。那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花园世界早已不复存在，我们只能对着虚空和废墟遥想当年的一切。幸运的是，跟历史上同样被一把火烧掉的阿房宫相比，圆明园不但有遗迹遗址，还有保存相当完善的图谱。借助电脑特技，我们在电影里复原了传说中的四十个景点。
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圆明园的历史是一个梦魇。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我们从圆明园里受到的震撼是巨大的。九十分钟长度的电影对我们的表达欲来说远远不够。我们对圆明园的历史研究越深入，心中的遗憾也就越深重。从本质上看，圆明园是集一国财力、经过一百多年时间精心建构起来的一个顶级安乐窝，在她的身上究竟消耗掉了多少智慧、想象力和财富，没有人能够确切做出估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圆明园的历史是一出完整的戏剧，也可以说是一出完整的悲剧。如同一件传奇的艺术品，从开始到鼎盛到最后被一把祝融之火烧掉，圆明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经历——一个堂皇而又灾难深重的过去，一个颓败的、仅仅作为象征物存在的现在。
还是回到我们的本题吧。把圆明园作为本书的主题对我们和读者来说都是一个难题，不管是谁，如果你试图彻底搞清楚她的全貌，你就必须平心静气浏览她的百十个风格不一的景点，包括湖山、花木、亭台、楼阁，诸如此类。它不适合阅读，即使快速游览也是不合适的，它只适合优哉游哉地居住，这也是她当年的主要功能。当然，欣赏她还需要有相当的品味和修养。我们不会承诺讲述有关圆明园的全部故事，也不想在圆明园厚厚的控诉清单上再增添一份报告。我们的写作是一种作为阅读的写作，其中所引用的材料没有一件是新鲜的，我们所做的只是一桩搜奇探幽的工作。当然，在对所有资料详加分析之后，我们也不乏自己的观点和结论。在普通人模糊的历史概念里，只有紫禁城才是皇帝办公和家居的地方。事实上，从雍正到咸丰，从兴盛走向颓败的五位清帝，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圆明园内，那是一个“政自园出”的时代，圆明园是当时紫禁城之外又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中心，她是国家政策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在那个时代，作为重要的办公地点，圆明园的命运和清王朝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她几乎是大清帝国的象征和标志物。“圆明园这座皇家御园的兴衰，是清朝帝国史的一个缩影。”（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这句话是不错的。
概括说来，我们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大体分为两部分：圆明园的建筑史和圆明园的兴衰史。圆明园是这本书的主角，同时也是我们所讲述的故事的主要场景。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打算在圆明园的园林艺术上花费太多的笔墨，我们的聚光灯和着眼点主要集中在那些居住在圆明园、制定政策的人们身上，他们是圆明园真正的灵魂。这样，我们就有了五位主人公：雍正帝胤祯、乾隆帝弘历、嘉庆帝颙琰、道光帝旻宁以及咸丰帝奕詝。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充当过圆明园的主人。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多数读者一样好奇：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这座园子的主人们的性格，了解他们平素里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在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栖身的园子身上都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圆明园，帝国之殇(1)
张晓波
爱新觉罗·奕詝
大清帝国倒数第四位君主，爱新觉罗·奕詝，位仅十一年，却成为大清帝国转折期最重要的皇帝。奕詝的父亲道光帝，尽管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让帝国蒙受了耻辱，但留给他的，依旧是一个外表强大的帝国。因此，奕詝即位之初，即坚信自己将继承大清帝国康熙大帝、雍正帝以及乾隆帝的事业，使帝国安宁太平，永享荣华，是以，以“咸丰”为年号。无论是奕詝本人，还是当朝的大臣，甚至是普通的士子，都不会想到，这位短命的君主即将以蒙受大清帝国最大的屈辱而一命呜呼。并且，从此之后，大清帝国走向了衰败与灭亡。
咸丰帝继承的，是乃父乃祖的宏图大业，留下的是破败的帝国。咸丰帝本人，并不算是昏聩的君主，尽管后世一直认为其六弟奕欣的政治才华和创新程度远在他之上，但如果站在当时的政治角度来看的话，不得不认为，道光帝谨慎而小心地选择一位保守、尊奉祖制的儿子作为异日帝国的君主，并不能说是一个失误，而是符合帝国守业期的原则的。自
努尔哈赤到乾隆帝，满洲先祖的功业实在太显赫，对于继承者来说，能守住祖宗的江山社稷，已是莫大的功绩。显然，有些轻佻的奕欣是难以担当帝国君主的大任的。时人没能象我们一样同时拥有幸运与无知，因为我们总喜欢站在历史后面评论前人决策的正确与失误。
帝国？帝国！帝国。
1793年，英使马噶尔尼朝见乾隆帝。在他的使命失败之后，说了一番话，是在现在引用频率颇高的，“大清帝国就象一艘航行在危险海域的旧战舰，尽管庞大无比，但只要一个尖利的礁石，帝国便极有可能随时触礁”。如果不是刻意的话，我们可以理解这位英王使臣的情绪，因为礼节问题而产生的外交隔阂，并最终导致了他的使命的失败。失落之情转为愤怒，这是近乎常理的。一位八十岁的天朝老皇帝以他固有的刚愎与自傲狠狠地甩开了英帝国伸过来的手。我相信，英国，即便是工业革命的新贵，但仍旧只能以一个的暴发户的狡诈打量着这个自负年老的贵族——中华帝国，尽管双膝下跪还是单膝下跪似乎在这场外交争端中来得如此的突兀，但并不妨碍中华帝国高层的政治决策：英国，不过是千万夷狄之中的一个。帝国在延续一个两千年来一直正确的“中华——夷狄”的政策。现在，这场乾隆末年的“外交”礼仪之争的意义已经被无限放大到了“落后——进步”的叙事框架之中了，而事实上，这个叙事框架真的有效的话，落后是被迫执行（或半执行）中华礼仪的英使臣所指代的英帝国。如果非要寻找对于帝国不满的蛛丝马迹，我们大约可以从任何一本使节的著作中找出相同的意思的字段，包括对清王朝最为忠心的属国越南与朝鲜。
那么，使马噶尔尼失望的那个帝国是否处在我们想象中的中衰的帝国？或者马噶尔尼实际上是指代着对于“帝国”这一意识形态本身的不满。或者说，是海洋对于大陆的不满。
在从努尔哈赤直到康熙大帝长达一个世纪的扩张之中，满洲，这个曾经东北的少数民族现在统治者原先汉族政权帝国所拥有的版图，甚至更加放大了。建州女真吸纳汉族儒学思想，构建了一个在版图上仅次于元朝的庞大帝国。帝国内部庞大的农业生产系统，不仅满足了肉食者的满洲贵族以及帝国庞大的陆军——八旗和绿营，更使帝国本身无求于外部世界。在乾隆帝充满自信的拒绝中，实质并不是帝国的衰弱与盲目的自大，而是大清帝国根本无法理解一个新兴海权帝国的贸易要求。贸易，在大清帝国看来，可有可无，但却是海洋国家——英国的生命线。
现在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实际上也是“现代”自我合法化的论证方式。清帝国无法接受“现代”的政治规则而终于被历史潮流淘汰了。总之，帝国及其朝贡体系的政治生存形态，已远不能适应现代政治。就跟年老的乾隆帝的态度一样，他对于马噶尔尼不行双膝下跪而生气被一再理解为一种“前现代”的愚笨和鄙陋的傲慢。半个世纪之后，咸丰帝也因为与他高祖父一样的态度而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下半部分，并由此致使皇家园林
圆明园的被焚毁。
海洋与陆地
在一个自傲的帝国面前，英国开始在帝国的南部通商口岸——广州输入鸦片。尽管这种“文明”的贸易是今日所谓“文明世界”所引以为耻的，但正是通过鸦片的输入终于使英国摆脱了贸易逆差的尴尬。1840年，战争开始了。紧接着，陆地帝国与新兴的海洋帝国签订了一份具备现代意义的条约，道光帝尽管对这份合约很不满意，但他不愿意与一个“蛮夷”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无谓的战争。在道光帝看来，最重要的是——帝国的安宁与太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的北上使道光帝感到了不安。从来没有哪一个海洋国家曾经向中华帝国的首都发起过进攻或者威胁，而英国人这么做了。
三百年前，日本海盗的进攻（“抢劫”，或许是更确切的表达方式）被明帝国轻而易举地化解了，1592—1598年的朝鲜战争，也以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大陆的自信在康熙帝手里达到了顶峰。这位皇帝在他的在位期间，他的陆军彻底扫平了中原和南方的叛乱，肃静了帝国北部蒙古势力的威胁，并且，将俄国人在远东的扩张遏制在雅克萨，使得不可一世的沙皇不得不向中国求和。甚至，康熙帝收复了台湾。这是一位自信空前强大的帝王以及一个自信空前高涨的帝国。在这位颇为喜欢西方新科技的君主眼中，西方的新技术是一种可以把玩的玩具，他的基本态度，和他的皇孙弘历一致。对于帝国来说，这些“奇技淫巧”确实可有可无。庞大的疆土，让帝国自我想象中的敌人全部是来自于陆地的威胁。蒙古骑兵、南方的叛乱、周边属国的安全，等等，这些全部寄望于帝国的空前强大的陆军，而不是海军。大陆帝国的特点就是领土扩张与安全，如此而已。而海洋，自秦到清，一直就不是帝国的主要兴趣所在。或许，偏安的南宋是一个例外，南宋对于海外贸易的渴望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但是南宋这个例子恰恰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作为一个在名义上继承了中华帝国正统的衣钵而陆军根本无法与北方游牧民族抗衡的“小帝国”来说，宋一直存在着外交辞令与国力的实际差距，汉唐帝国的宏伟气象在宋人眼中，永远成为了追慕的对象。由此，她将目光投身于海洋也是希望摆脱来自陆地的恐惧与遏制。宋帝国最终没有存在下去，一如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例证一样，她被来自北方的强大陆军（主要是骑兵）包抄征服了。在这之后的三个帝国，基本上对于海洋缺乏兴趣。元朝曾经想要征服不受大陆规训的日本，但是失败了。明成祖曾经认为被他篡位的侄子建文帝可能通过海路逃亡到了南亚或者更远的地区，但郑和的舰队并没有找到建文帝的蛛丝马迹。或许，在我们今日的重新理解中，又一次无限夸大了郑和海通的意义。成祖的儿子——仁宗认为，大规模的海通不利于帝国的财政。终于，这一早于西欧的大航海计划也被彻底停摆了。我们没有必要以后人的愚蠢与无知来评价明仁宗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憾”。如果，帝国不需要海洋，又何必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于无益的海通？如果，帝国的根本不需要殖民扩张，又何必走海外拓殖的道路？
现在，一个从北京向四周辐射开来的大陆帝国展现在面前，在这个庞大帝国历史上，来自海洋的敌人，从来没有构成过真正的威胁。唯有英国人，开始向帝国的心脏——北京进发了。
北京，脆弱的心脏
大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以藩王的身份通过非法手段入承大统。显然，成祖不满意于南京作为首都。
成祖的武功，在明代历史上的仅次于洪武大帝。他的父亲开创了一个疆土接近唐代的统一的帝国，但是和西汉一样，开国君主在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却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北疆仍然在危险之中，北元虽然已经远遁沙漠，但“引弓之士，不下百万”。做为帝国屏藩之一的燕王——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祖——在与蒙古的战争之中认识到，如果北方时刻处于威胁之中，那么大明朝的即有可能再次倾覆于蒙古人之手。“天子戍边”，以抗夷狄。另外，建文帝的残余势力也让新天子感到阵阵不安。
于是，一项浩大的建筑工程在北京开始了。经过四年的建设，新北京终于建成了。永乐十九年（一四二一年）正月元旦，宣告国都自南京迁至北京，称北京为京师。但勇武的永乐大帝未曾想到，他把大明帝国的都城建在北京给了帝国未来以无穷的麻烦。今天再来检讨一个大陆国家的都城建设在靠近边疆是否正确，或许已经有些离谱。在核武器时代之下探讨任何一个城市的安全防御，似乎都不大具有真正的实战意义。迁都北京这一举措，在当日看来，确实是加强了帝国北部的防卫力量，以北京为核心的帝国防御体系在此后的两百年中牢牢地抵御住了外族的入侵，但是同样，过于靠近草原民族的栖息之地，也使得北京更容易遭受来自北方的攻击。蒙古骑兵只要跨越延安——太原——大同——开平一线的防御体系中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直接向帝国的首都北京展开攻击。明朝的历史反正证明着，在明正统年间和嘉靖年间几乎使帝国遭受灭顶之灾。相反，如果选择南京做为帝国的都城——或者重新迁都南京，这是否可行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南京确曾有过首城的历史，但很快都旋起旋灭了。以南方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对于帝国知识阶层来说是不祥之兆，一百年前，南宋的孤臣带着年幼的一起投海自杀，伟大的宋王朝就因为迁都南方——杭州——临安而在蒙古的铁蹄之下凄凉的灭亡了，大明朝不想重蹈宋的覆辙。
从首都的选择就已经可以看出，帝国的最大威胁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没有人曾经怀疑过北京因为靠近海洋而会受到来自海洋的攻击。在北京做为首都之后的四百年中，直到中规中矩的嘉庆帝去世，也不可能想象向首都进攻的敌人会来自海洋，更不可能想象这个敌人正是他父亲所鄙夷的英吉利人。就在英国人进攻中国之前的三十年，拿破仑也曾满怀雄心地挑战一个超级大陆帝国——俄罗斯，但拿破仑的军队最终淹没在了广漠的俄罗斯平原之中。应当承认，拿破仑那号称最伟大的陆军部队是被俄罗斯的战略纵深击败了。一百年后，更狂妄的希特勒也被俄罗斯的战略纵深所击败。但是中国的情况则恰恰想法，尽管中国拥有广袤的领土，但只要海洋上的军队在天津卫或者大沽口一登陆，整个帝国就一触即溃了。明成祖选择北京并不能说是一个致命的战略失误，但同样的是，不仅是成祖选择了北京，从海洋来的敌人也选择了北京。
做为对帝国的惩罚和一系列的挑衅的回应，并让咸丰帝牢牢记得违约的痛苦，殖民者在抢劫之后烧毁北京西北角的皇家园林——
圆明园。时间是公元1860年10月18日——1860年10月21日，整整三天三夜的大火终于将这座历经康雍干三代近150年时间建筑的皇家园林毁于一旦。而这一切的发生，仅仅是因为帝国拒绝了英法的使臣进驻北京，仅仅是因为帝国的军队在自己的内海攻击了英法的海军，仅仅是因为帝国的官员拒绝英法的军队驶入中国的内河，或者，仅仅是因为帝国的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抵抗了文明的侵略者！帝国的逻辑碰上强硬的殖民主义的逻辑，结果是如此的悲壮与沉痛。
尾声：作为象征的圆明园(1)
歌梁舞席今何在，俯仰蜃楼化沧海
——马雍《后圆明园词》
一八六○年，英国随军牧师姆吉（R.J.L.M’Ghee）浏览过圆明园之后曾经感叹说：“必须有一位身兼诗人、画家、历史家、美术品鉴赏家、中国学者和其他别种天才的人物才能描绘园景，形容尽致。”他的话是不错的。
在英法联军方面，面对这样一个历经百年营造起来的珍宝园林，竟能肆意劫掠毁坏、甚至用一把罪恶之火全部烧掉，实在是匪夷所思；而在清廷方面，倾一国之力，竟不能保家卫国，实在是可耻复又可恨。
对于英法联军来说，这大概是他们经历过的最为轻松的战争。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八里桥战役之后，英法联军看到的大多是逃兵和惊慌失措的百姓。没有比这次战争付出的牺牲更少、得到的战利品更多的战争了。大量的金银器皿、珠宝玉石乃至鼎彝礼器，数以千计的文玩字画，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前的古董，在旬月之间惨遭抢劫、破坏，它们中的大部分从此以后永远消失。人们永远无法知道，这次空前的劫难给人类文明史造成的损失有多么巨大。
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火烧之后，成为清帝一家心中持久的伤痛。后来当政的慈禧太后一直梦想着修复圆明园，使她重现旧日的荣光。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慈禧太后主持对圆明园做过零星修缮；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为庆祝慈禧太后四十岁生日，同治皇帝坚持并着手大规模重修圆明园，苦苦支撑十个月后，终因国库空虚，不得不罢手。不过，慈禧太后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修复圆明园的念头，光绪年间，她先是挪用海军军费重修了万寿山、颐和园，之后又多次传懿旨“择要”修缮、粘补圆明园里的局部建筑。
十九世纪后半叶，劫后的圆明园尽管满目疮痍，但作为皇家禁园，在管理上尚称严格，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卫兵和太监日夜守候着这座废园，即使宠臣也不能擅入。（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九月十五日，刚刚从美国访问回来的李鸿章，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擅自游览了圆明园。事后，李鸿章因触犯禁园礼法，交礼部评议，礼部对他的惩罚是“革职”，慈禧太后对他格外开恩，下懿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
有时候，历史好像是在做数字游戏。在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整整四十年后，（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年夏天，外国势力再次入侵北京，这次来的是八国联军。慈禧太后像他的丈夫当年一样率领皇室仓皇“西狩”，一生中第二次狼狈地出逃。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联军指挥部特许部下公开抢劫三天，这一回，八国联军官兵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皇宫和颐和园身上。不过，圆明园也未能幸免，由于战乱无人看管，圆明园这座皇家御园再次遭到巨大的劫难：大量的古树被砍伐，残余的陈设被洗劫，幸存的建筑——如一八六○年因地处湖水中心得以幸存的海岳开襟，包括同光两朝修葺、保留的建筑也都被拆毁、劫掠一空。这次毁坏圆明园的多是驻守西郊的八旗兵匪、监守自盗的太监以及当地的地痞恶霸。中国本土“奸民”在圆明园破坏史上似乎很有传统。王闿运在《圆明园词》自注里说，“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富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言下之意，率先劫掠圆明园的是中国的“奸民”；还有一种传闻说，当年导引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的是龚自珍的儿子龚橙（孝拱）。《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一书中记载：“初有奸人龚孝拱者，游海上，以诈通于夷，闻圆明园多藏三代鼎彝，龚故嗜金刚刻，至庚申京师之变，乃乘夷乱，导之入园，纵火肆掠。”。另外，《圆明园残毁考》有云：“及英兵北犯，龚为响（向）导曰：‘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不管这些资料是否确凿，不管是否真的是“内奸”导引英法联军入侵了圆明园，有一个事实却毋庸置疑：外国势力的入侵，是圆明园两次劫难的实施者和主要原因。
一个帝国的兴盛与衰亡：日落圆明园 作者：范伟 金铁木
日落圆明园 简介
日落圆明园 导言(1)
百年成毁何匆促，四海荒残如在目。
——清·王闿运《圆明园词》
青山影里旧宫墙，浩劫名园剧可伤。
玉阙珠楼救不得，独留一柱峙斜阳。
——浦江清《题圆明园远瀛观雕花石柱照象》
圆明园是一所废园，世界上没有哪一座废园像她这样受到如此持久的议论和关注。她留给人们的最后印象是一场冲天大火，纵火的是远道而来的英法侵略军。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这是一个巨大的耻辱。除此之外，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打量她，我们知道，她曾经是坐落在北京西北郊的一座宏伟富丽的皇家园囿，在她的鼎盛时期，圆明园是一座占地五千二百多亩，大约相当于六百多个足球场的巨型园林，比我们所熟悉的颐和园大出近千亩。她包括了一百四十多座伟丽堂皇的宫殿楼阁，差不多有一百多个风格独具的景观。关于圆明园的景观，十八世纪英国皇家建筑师张伯斯（WilliamChambers）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在谈到圆明园的时候这样感喟：“这种园林景观是难以描述的，只有用眼睛去看，才能领略它的真实内容。”毫不夸张地说，圆明园是人类在十八、十九世纪取得的最高成就之一。我们如今看到的圆明园废墟只是她极小的一部分，在她的遗址上修复起来供游人参观的建筑跟原本的圆明园相比，都只能叫做建筑垃圾——除了败坏我们对圆明园的美好想象，它们并无他用。植被也已经完全不同，现在我们看到的树木大都是1958年以后种植的，当年，品种繁多的花木是构成圆明园美景的重要美学元素，其繁盛与曼妙大可用《无量寿经》里描写“极乐国”的句子来形容：“园中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单从造园艺术上看，圆明园既是我国造园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是终结的标志，——在圆明园之后，再也没有谁有财力、有心境重塑这样一座园林了。即使外在条件一应俱全，恢复圆明园也已经不可能，因为当年的技术已经大部分失传。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圆明园从发生、发展到被一场大火彻底毁灭，完成了一个凄美的故事。每当人们回望她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扼腕叹息。从她惨遭毁灭的那天起，圆明园就一直是以爱国为主旨的诗歌和散文的绝佳主题。当然还有电影。把她作为纪录片电影的主题是我们的幸运，二○○五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把注意力全部投放在了圆明园身上。我们一次又一次进入这所规模庞大的废园，依照地图辨认各处遗址和废墟，并在头脑中想象它们当年的辉煌。那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花园世界早已不复存在，我们只能对着虚空和废墟遥想当年的一切。幸运的是，跟历史上同样被一把火烧掉的阿房宫相比，圆明园不但有遗迹遗址，还有保存相当完善的图谱。借助电脑特技，我们在电影里复原了传说中的四十个景点。
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圆明园的历史是一个梦魇。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我们从圆明园里受到的震撼是巨大的。九十分钟长度的电影对我们的表达欲来说远远不够。我们对圆明园的历史研究越深入，心中的遗憾也就越深重。从本质上看，圆明园是集一国财力、经过一百多年时间精心建构起来的一个顶级安乐窝，在她的身上究竟消耗掉了多少智慧、想象力和财富，没有人能够确切做出估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圆明园的历史是一出完整的戏剧，也可以说是一出完整的悲剧。如同一件传奇的艺术品，从开始到鼎盛到最后被一把祝融之火烧掉，圆明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经历——一个堂皇而又灾难深重的过去，一个颓败的、仅仅作为象征物存在的现在。
还是回到我们的本题吧。把圆明园作为本书的主题对我们和读者来说都是一个难题，不管是谁，如果你试图彻底搞清楚她的全貌，你就必须平心静气浏览她的百十个风格不一的景点，包括湖山、花木、亭台、楼阁，诸如此类。它不适合阅读，即使快速游览也是不合适的，它只适合优哉游哉地居住，这也是她当年的主要功能。当然，欣赏她还需要有相当的品味和修养。我们不会承诺讲述有关圆明园的全部故事，也不想在圆明园厚厚的控诉清单上再增添一份报告。我们的写作是一种作为阅读的写作，其中所引用的材料没有一件是新鲜的，我们所做的只是一桩搜奇探幽的工作。当然，在对所有资料详加分析之后，我们也不乏自己的观点和结论。在普通人模糊的历史概念里，只有紫禁城才是皇帝办公和家居的地方。事实上，从雍正到咸丰，从兴盛走向颓败的五位清帝，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圆明园内，那是一个“政自园出”的时代，圆明园是当时紫禁城之外又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中心，她是国家政策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在那个时代，作为重要的办公地点，圆明园的命运和清王朝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她几乎是大清帝国的象征和标志物。“圆明园这座皇家御园的兴衰，是清朝帝国史的一个缩影。”（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这句话是不错的。
概括说来，我们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大体分为两部分：圆明园的建筑史和圆明园的兴衰史。圆明园是这本书的主角，同时也是我们所讲述的故事的主要场景。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打算在圆明园的园林艺术上花费太多的笔墨，我们的聚光灯和着眼点主要集中在那些居住在圆明园、制定政策的人们身上，他们是圆明园真正的灵魂。这样，我们就有了五位主人公：雍正帝胤祯、乾隆帝弘历、嘉庆帝颙琰、道光帝旻宁以及咸丰帝奕詝。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充当过圆明园的主人。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多数读者一样好奇：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这座园子的主人们的性格，了解他们平素里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在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栖身的园子身上都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圆明园，帝国之殇(1)
张晓波
爱新觉罗·奕詝
大清帝国倒数第四位君主，爱新觉罗·奕詝，位仅十一年，却成为大清帝国转折期最重要的皇帝。奕詝的父亲道光帝，尽管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让帝国蒙受了耻辱，但留给他的，依旧是一个外表强大的帝国。因此，奕詝即位之初，即坚信自己将继承大清帝国康熙大帝、雍正帝以及乾隆帝的事业，使帝国安宁太平，永享荣华，是以，以“咸丰”为年号。无论是奕詝本人，还是当朝的大臣，甚至是普通的士子，都不会想到，这位短命的君主即将以蒙受大清帝国最大的屈辱而一命呜呼。并且，从此之后，大清帝国走向了衰败与灭亡。
咸丰帝继承的，是乃父乃祖的宏图大业，留下的是破败的帝国。咸丰帝本人，并不算是昏聩的君主，尽管后世一直认为其六弟奕欣的政治才华和创新程度远在他之上，但如果站在当时的政治角度来看的话，不得不认为，道光帝谨慎而小心地选择一位保守、尊奉祖制的儿子作为异日帝国的君主，并不能说是一个失误，而是符合帝国守业期的原则的。自
努尔哈赤到乾隆帝，满洲先祖的功业实在太显赫，对于继承者来说，能守住祖宗的江山社稷，已是莫大的功绩。显然，有些轻佻的奕欣是难以担当帝国君主的大任的。时人没能象我们一样同时拥有幸运与无知，因为我们总喜欢站在历史后面评论前人决策的正确与失误。
帝国？帝国！帝国。
1793年，英使马噶尔尼朝见乾隆帝。在他的使命失败之后，说了一番话，是在现在引用频率颇高的，“大清帝国就象一艘航行在危险海域的旧战舰，尽管庞大无比，但只要一个尖利的礁石，帝国便极有可能随时触礁”。如果不是刻意的话，我们可以理解这位英王使臣的情绪，因为礼节问题而产生的外交隔阂，并最终导致了他的使命的失败。失落之情转为愤怒，这是近乎常理的。一位八十岁的天朝老皇帝以他固有的刚愎与自傲狠狠地甩开了英帝国伸过来的手。我相信，英国，即便是工业革命的新贵，但仍旧只能以一个的暴发户的狡诈打量着这个自负年老的贵族——中华帝国，尽管双膝下跪还是单膝下跪似乎在这场外交争端中来得如此的突兀，但并不妨碍中华帝国高层的政治决策：英国，不过是千万夷狄之中的一个。帝国在延续一个两千年来一直正确的“中华——夷狄”的政策。现在，这场乾隆末年的“外交”礼仪之争的意义已经被无限放大到了“落后——进步”的叙事框架之中了，而事实上，这个叙事框架真的有效的话，落后是被迫执行（或半执行）中华礼仪的英使臣所指代的英帝国。如果非要寻找对于帝国不满的蛛丝马迹，我们大约可以从任何一本使节的著作中找出相同的意思的字段，包括对清王朝最为忠心的属国越南与朝鲜。
那么，使马噶尔尼失望的那个帝国是否处在我们想象中的中衰的帝国？或者马噶尔尼实际上是指代着对于“帝国”这一意识形态本身的不满。或者说，是海洋对于大陆的不满。
在从努尔哈赤直到康熙大帝长达一个世纪的扩张之中，满洲，这个曾经东北的少数民族现在统治者原先汉族政权帝国所拥有的版图，甚至更加放大了。建州女真吸纳汉族儒学思想，构建了一个在版图上仅次于元朝的庞大帝国。帝国内部庞大的农业生产系统，不仅满足了肉食者的满洲贵族以及帝国庞大的陆军——八旗和绿营，更使帝国本身无求于外部世界。在乾隆帝充满自信的拒绝中，实质并不是帝国的衰弱与盲目的自大，而是大清帝国根本无法理解一个新兴海权帝国的贸易要求。贸易，在大清帝国看来，可有可无，但却是海洋国家——英国的生命线。
现在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实际上也是“现代”自我合法化的论证方式。清帝国无法接受“现代”的政治规则而终于被历史潮流淘汰了。总之，帝国及其朝贡体系的政治生存形态，已远不能适应现代政治。就跟年老的乾隆帝的态度一样，他对于马噶尔尼不行双膝下跪而生气被一再理解为一种“前现代”的愚笨和鄙陋的傲慢。半个世纪之后，咸丰帝也因为与他高祖父一样的态度而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下半部分，并由此致使皇家园林
圆明园的被焚毁。
海洋与陆地
在一个自傲的帝国面前，英国开始在帝国的南部通商口岸——广州输入鸦片。尽管这种“文明”的贸易是今日所谓“文明世界”所引以为耻的，但正是通过鸦片的输入终于使英国摆脱了贸易逆差的尴尬。1840年，战争开始了。紧接着，陆地帝国与新兴的海洋帝国签订了一份具备现代意义的条约，道光帝尽管对这份合约很不满意，但他不愿意与一个“蛮夷”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无谓的战争。在道光帝看来，最重要的是——帝国的安宁与太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的北上使道光帝感到了不安。从来没有哪一个海洋国家曾经向中华帝国的首都发起过进攻或者威胁，而英国人这么做了。
三百年前，日本海盗的进攻（“抢劫”，或许是更确切的表达方式）被明帝国轻而易举地化解了，1592—1598年的朝鲜战争，也以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大陆的自信在康熙帝手里达到了顶峰。这位皇帝在他的在位期间，他的陆军彻底扫平了中原和南方的叛乱，肃静了帝国北部蒙古势力的威胁，并且，将俄国人在远东的扩张遏制在雅克萨，使得不可一世的沙皇不得不向中国求和。甚至，康熙帝收复了台湾。这是一位自信空前强大的帝王以及一个自信空前高涨的帝国。在这位颇为喜欢西方新科技的君主眼中，西方的新技术是一种可以把玩的玩具，他的基本态度，和他的皇孙弘历一致。对于帝国来说，这些“奇技淫巧”确实可有可无。庞大的疆土，让帝国自我想象中的敌人全部是来自于陆地的威胁。蒙古骑兵、南方的叛乱、周边属国的安全，等等，这些全部寄望于帝国的空前强大的陆军，而不是海军。大陆帝国的特点就是领土扩张与安全，如此而已。而海洋，自秦到清，一直就不是帝国的主要兴趣所在。或许，偏安的南宋是一个例外，南宋对于海外贸易的渴望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但是南宋这个例子恰恰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作为一个在名义上继承了中华帝国正统的衣钵而陆军根本无法与北方游牧民族抗衡的“小帝国”来说，宋一直存在着外交辞令与国力的实际差距，汉唐帝国的宏伟气象在宋人眼中，永远成为了追慕的对象。由此，她将目光投身于海洋也是希望摆脱来自陆地的恐惧与遏制。宋帝国最终没有存在下去，一如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例证一样，她被来自北方的强大陆军（主要是骑兵）包抄征服了。在这之后的三个帝国，基本上对于海洋缺乏兴趣。元朝曾经想要征服不受大陆规训的日本，但是失败了。明成祖曾经认为被他篡位的侄子建文帝可能通过海路逃亡到了南亚或者更远的地区，但郑和的舰队并没有找到建文帝的蛛丝马迹。或许，在我们今日的重新理解中，又一次无限夸大了郑和海通的意义。成祖的儿子——仁宗认为，大规模的海通不利于帝国的财政。终于，这一早于西欧的大航海计划也被彻底停摆了。我们没有必要以后人的愚蠢与无知来评价明仁宗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憾”。如果，帝国不需要海洋，又何必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于无益的海通？如果，帝国的根本不需要殖民扩张，又何必走海外拓殖的道路？
现在，一个从北京向四周辐射开来的大陆帝国展现在面前，在这个庞大帝国历史上，来自海洋的敌人，从来没有构成过真正的威胁。唯有英国人，开始向帝国的心脏——北京进发了。
北京，脆弱的心脏
大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以藩王的身份通过非法手段入承大统。显然，成祖不满意于南京作为首都。
成祖的武功，在明代历史上的仅次于洪武大帝。他的父亲开创了一个疆土接近唐代的统一的帝国，但是和西汉一样，开国君主在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却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北疆仍然在危险之中，北元虽然已经远遁沙漠，但“引弓之士，不下百万”。做为帝国屏藩之一的燕王——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祖——在与蒙古的战争之中认识到，如果北方时刻处于威胁之中，那么大明朝的即有可能再次倾覆于蒙古人之手。“天子戍边”，以抗夷狄。另外，建文帝的残余势力也让新天子感到阵阵不安。
于是，一项浩大的建筑工程在北京开始了。经过四年的建设，新北京终于建成了。永乐十九年（一四二一年）正月元旦，宣告国都自南京迁至北京，称北京为京师。但勇武的永乐大帝未曾想到，他把大明帝国的都城建在北京给了帝国未来以无穷的麻烦。今天再来检讨一个大陆国家的都城建设在靠近边疆是否正确，或许已经有些离谱。在核武器时代之下探讨任何一个城市的安全防御，似乎都不大具有真正的实战意义。迁都北京这一举措，在当日看来，确实是加强了帝国北部的防卫力量，以北京为核心的帝国防御体系在此后的两百年中牢牢地抵御住了外族的入侵，但是同样，过于靠近草原民族的栖息之地，也使得北京更容易遭受来自北方的攻击。蒙古骑兵只要跨越延安——太原——大同——开平一线的防御体系中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直接向帝国的首都北京展开攻击。明朝的历史反正证明着，在明正统年间和嘉靖年间几乎使帝国遭受灭顶之灾。相反，如果选择南京做为帝国的都城——或者重新迁都南京，这是否可行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南京确曾有过首城的历史，但很快都旋起旋灭了。以南方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对于帝国知识阶层来说是不祥之兆，一百年前，南宋的孤臣带着年幼的一起投海自杀，伟大的宋王朝就因为迁都南方——杭州——临安而在蒙古的铁蹄之下凄凉的灭亡了，大明朝不想重蹈宋的覆辙。
从首都的选择就已经可以看出，帝国的最大威胁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没有人曾经怀疑过北京因为靠近海洋而会受到来自海洋的攻击。在北京做为首都之后的四百年中，直到中规中矩的嘉庆帝去世，也不可能想象向首都进攻的敌人会来自海洋，更不可能想象这个敌人正是他父亲所鄙夷的英吉利人。就在英国人进攻中国之前的三十年，拿破仑也曾满怀雄心地挑战一个超级大陆帝国——俄罗斯，但拿破仑的军队最终淹没在了广漠的俄罗斯平原之中。应当承认，拿破仑那号称最伟大的陆军部队是被俄罗斯的战略纵深击败了。一百年后，更狂妄的希特勒也被俄罗斯的战略纵深所击败。但是中国的情况则恰恰想法，尽管中国拥有广袤的领土，但只要海洋上的军队在天津卫或者大沽口一登陆，整个帝国就一触即溃了。明成祖选择北京并不能说是一个致命的战略失误，但同样的是，不仅是成祖选择了北京，从海洋来的敌人也选择了北京。
做为对帝国的惩罚和一系列的挑衅的回应，并让咸丰帝牢牢记得违约的痛苦，殖民者在抢劫之后烧毁北京西北角的皇家园林——
圆明园。时间是公元1860年10月18日——1860年10月21日，整整三天三夜的大火终于将这座历经康雍干三代近150年时间建筑的皇家园林毁于一旦。而这一切的发生，仅仅是因为帝国拒绝了英法的使臣进驻北京，仅仅是因为帝国的军队在自己的内海攻击了英法的海军，仅仅是因为帝国的官员拒绝英法的军队驶入中国的内河，或者，仅仅是因为帝国的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抵抗了文明的侵略者！帝国的逻辑碰上强硬的殖民主义的逻辑，结果是如此的悲壮与沉痛。
尾声：作为象征的圆明园(1)
歌梁舞席今何在，俯仰蜃楼化沧海
——马雍《后圆明园词》
一八六○年，英国随军牧师姆吉（R.J.L.M’Ghee）浏览过圆明园之后曾经感叹说：“必须有一位身兼诗人、画家、历史家、美术品鉴赏家、中国学者和其他别种天才的人物才能描绘园景，形容尽致。”他的话是不错的。
在英法联军方面，面对这样一个历经百年营造起来的珍宝园林，竟能肆意劫掠毁坏、甚至用一把罪恶之火全部烧掉，实在是匪夷所思；而在清廷方面，倾一国之力，竟不能保家卫国，实在是可耻复又可恨。
对于英法联军来说，这大概是他们经历过的最为轻松的战争。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八里桥战役之后，英法联军看到的大多是逃兵和惊慌失措的百姓。没有比这次战争付出的牺牲更少、得到的战利品更多的战争了。大量的金银器皿、珠宝玉石乃至鼎彝礼器，数以千计的文玩字画，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前的古董，在旬月之间惨遭抢劫、破坏，它们中的大部分从此以后永远消失。人们永远无法知道，这次空前的劫难给人类文明史造成的损失有多么巨大。
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火烧之后，成为清帝一家心中持久的伤痛。后来当政的慈禧太后一直梦想着修复圆明园，使她重现旧日的荣光。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慈禧太后主持对圆明园做过零星修缮；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为庆祝慈禧太后四十岁生日，同治皇帝坚持并着手大规模重修圆明园，苦苦支撑十个月后，终因国库空虚，不得不罢手。不过，慈禧太后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修复圆明园的念头，光绪年间，她先是挪用海军军费重修了万寿山、颐和园，之后又多次传懿旨“择要”修缮、粘补圆明园里的局部建筑。
十九世纪后半叶，劫后的圆明园尽管满目疮痍，但作为皇家禁园，在管理上尚称严格，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卫兵和太监日夜守候着这座废园，即使宠臣也不能擅入。（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九月十五日，刚刚从美国访问回来的李鸿章，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擅自游览了圆明园。事后，李鸿章因触犯禁园礼法，交礼部评议，礼部对他的惩罚是“革职”，慈禧太后对他格外开恩，下懿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
有时候，历史好像是在做数字游戏。在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整整四十年后，（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年夏天，外国势力再次入侵北京，这次来的是八国联军。慈禧太后像他的丈夫当年一样率领皇室仓皇“西狩”，一生中第二次狼狈地出逃。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联军指挥部特许部下公开抢劫三天，这一回，八国联军官兵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皇宫和颐和园身上。不过，圆明园也未能幸免，由于战乱无人看管，圆明园这座皇家御园再次遭到巨大的劫难：大量的古树被砍伐，残余的陈设被洗劫，幸存的建筑——如一八六○年因地处湖水中心得以幸存的海岳开襟，包括同光两朝修葺、保留的建筑也都被拆毁、劫掠一空。这次毁坏圆明园的多是驻守西郊的八旗兵匪、监守自盗的太监以及当地的地痞恶霸。中国本土“奸民”在圆明园破坏史上似乎很有传统。王闿运在《圆明园词》自注里说，“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富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言下之意，率先劫掠圆明园的是中国的“奸民”；还有一种传闻说，当年导引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的是龚自珍的儿子龚橙（孝拱）。《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一书中记载：“初有奸人龚孝拱者，游海上，以诈通于夷，闻圆明园多藏三代鼎彝，龚故嗜金刚刻，至庚申京师之变，乃乘夷乱，导之入园，纵火肆掠。”。另外，《圆明园残毁考》有云：“及英兵北犯，龚为响（向）导曰：‘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及京师陷，故英法兵直趋圆明园”。不管这些资料是否确凿，不管是否真的是“内奸”导引英法联军入侵了圆明园，有一个事实却毋庸置疑：外国势力的入侵，是圆明园两次劫难的实施者和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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