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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耶路撒冷到北京(一位以色列犹太人的在华20年经历和他的中国情结) 作者：欧慕然
自序 欧慕然／亚伯拉罕.奥尔默特
哈尔滨市郊有一片犹太公墓，当我首次从市中心来到这片墓地的时候，心情无比激动。这里与我出生所在的以色列相距几千公里，我要在这片地方祭扫我祖父的坟墓，哈尔滨是他曾经生活过和最终辞世的家园 。记得小时侯在度过我幼年生活的一间简朴斗室里，每天早晨醒来，我都会睁大眼睛仰望顶棚，注视父母亲从中国带回来的大红灯笼。 无奈在过去那些日子里没有电，红灯笼没法经常点亮，静静地挂在那里只是作为父母亲对中国的一种珍贵记忆和纪念。 后来出生的两个弟弟也挤到我的小屋子里来了，我们一同和红灯笼共享那充满幻想的时光。我脑海里不断涌现出父母亲曾经成长过的远方，心想那是我永远无法到达的异乡。我现在终于来到我梦想已久的地方了。我来到哈尔滨的时候正值冬天，而哈尔滨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 和我们在以色列的冬天感觉大不一样 。我站在祖父的坟墓面前， 地面上是茫茫一片白雪， 四周散落着数不尽的墓茔， 在冰雪的覆盖下静穆而安详。 在我身边，伫立着陪同前来的中方人员， 他们以惊愕的目光注视着这位以色列外交官祭拜祖坟。坟地上空徊响着的朗诵声， 对周边环境和人们来说显得多么陌生而奇特 ，说实在的，此时此地我感到希伯来语有些不合时宜 。回想多年以前， 我们犹太人先辈为了躲避俄国革命时期的迫害，从俄国移民到了哈尔滨。白俄分子攻击犹太人是共产党的创导者，大批犹太人被迫逃到中国避难，其中就有我父母亲和他们的家人。父母亲后来离开中国回到以色列了，此时此刻他们在天之灵应当看到，他们的儿子身为一名代表独立的以色列国的外交官，今天又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他们的父亲、我的祖父的身边。来到墓地，我有一种圆梦的幻觉，我感到生命中的一次循环已臻闭合，循环始于我祖父踏足中国，终于我今天祭拜他的坟墓。但在这一始一终之间，依我父母以及我自己的观点来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许多变化。我希望藉此书填补从过去到现在的一段空缺。填补空缺，就要回顾我父母和我自己在这个时期经历过的种种事件，探索两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历史背景。 我将在本书中讲述哈尔滨以及其他中国城市犹太人社区的故事，讲述奥尔默特家族也就是我祖父、父母亲和兄弟们的经历（兄弟当中出了个以色列政府总理），以及其他相关的犹太同胞、特别是从哈尔滨出来并成为以色列重要人物的事迹。这些好比是不同的音符，谱写出中国人民和以色列人民友谊乐章当中的一曲。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以色列属于小而又小但同样古老而伟大的犹太民族，他们各自固有的价值将这两个看似大相径庭的国家联结一起。我将在书中涉及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的一些历史事迹，并通过家庭赋予我的以及我近 20年来直接接触中国而感悟到的心得体会， 探索两个民族之间的共通之处。我不打算写一本教科书，也无意向中国人重复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知识，我所以在书中叙述中国读者早已耳熟能详的一些事物，是因为这些都是留在我心上的中国画卷中的一道道笔触。我在1989年首次访问中国时，出发之前和返国之后曾经两次重读 父亲给我们留下他的一部自传。 父亲的自传是在1981年出版的 ，书中不但描写他在中国的一段生活，而且记述他半个多世纪之前对中国人民的一些感想和看法， 在这里值得加以引述。书中写道：“中国人从心底里对白种人嫉恶如仇。白种人象征残暴的邪恶势力，他们侮辱中国人民，不给这个有着久远历史文化的国家以应有的尊重。他们占领了这个国家的国土，在那里横行霸道，不当自己是外来人，俨然以主子自居 .. 过去100年来，白人国家纷纷以各种不同方式前来压迫剥削中国。例如欧洲国家来的居民获得治外法权，这种情况使许多中国人产生对白人的极大反感。中国人自古以来怀着一种民族自豪感，他们不能忘记他们辉煌的文化和历史。”父亲曾经在中国学校当过教师，有一位中国助手经常与之交谈，他对此作过如下叙述：“我从老严的谈吐中，也从他的品格中学到许多东西，了解到中国人身上的许多优点和长处。我听老严说到他年老的双亲，他总是流露出对老人的一种敬重和爱戴之情。我知道，这不仅是老严个人的性格表现，而且是中国人的典型性格表现。他谈到他母亲在家庭里的作用；当时许多像他们一样的孩子都没有机会上学，特别是在乡村，母亲就担当起对他们教育的责任。”自传继续写道：“老严的身上具有中华民族的所有优良品质，我想，他是中国人非常典型的代表。我同他交谈过这么多次，从中得出一个强烈印象，那就是中国人非常勤劳，知足，崇尚教育， 助人为乐 ，时刻为家庭和朋友着想。中国人不为枪炮所征服，却以他们的勤劳成功 吞没 了其他国家。”我想，父亲多年前之所想，正是我今日之所思。父亲的感言，禁不住勾起我的另一番话题 。 我在以色列多次接受关于中国问题的采访，许多时候有人向我提出一些极具挑衅性的问题，涉及中国的制度和中国对待各种问题的做法。每当我进行回答和加以解释的时候，我眼前就浮现出父亲的面容，耳边又回响起父亲在他书中 所说的关于中国人民的话语。如我2008年在以色列出版的《我的中国》一书一样，我不想在这里过多介入政治话题，但是我无法避开一个在我看来对中国和以色列颇为相似的问题。 世界上有多少国家指责和批评别人，又有多少国家受到别人的指责和批评。对别人滥加指点的有不少是国家领导人物。不顾有关国家具体和真实的情况，对中国、还有对以色列横加攻击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中国常因某些国内问题受到外来的指责和攻击，例如缺乏真正的充分的民主、对媒体加以限制、欺压某些少数民族等等。中国头上被强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我无意为中国受到的各种指责进行争辩，我想要说的是，很大一部分批评实属虚伪，有的竟然达到极其荒谬的地步。我想在这里举最近的两个例子。中国人民为庆祝建国60周年举行盛大的群众游行和阅兵活动，一些西方电视节目对热烈壮观的场景视而不见，却指责什么居民被禁止在走廊和阳台上露面。我想，如果当年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也有同样一道禁令，肯尼迪总统想必能幸免于难，不至于让一名站在开阔露台上的枪手刺杀得逞。另外一个西方媒体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的例子：新疆发生骚乱时期，某些电视台接连播放人们在暴乱中受害的鲜血淋漓的场面，镜头中的受害群众明明是汉人，电视主持人却蓄意掩人耳目，慌称是维吾尔人。我想，不说世界上所有人、也至少有许多人分不清维吾尔人和汉人的长相，至于我自己，多年来几十次往返于新疆各地，一眼就能辩清谁是肇事者，谁是遭到攻击的受害群众。几年前我在以色列偶然看到一本书，里面充满对中国的歪曲描写，作者是一位在中国仅仅呆过一个礼拜时间的记者。心想以我20年的亲身经历，我不应当在这面前保持沉默，于是有了上面提到的《我的中国》一书。我希望廓清一些人的偏见，告诉我的以色列同胞一个真实的中国。现在准备在中国出版的新书《从耶路撒冷到北京》，是《 我的中国》的续篇，我希望向中国读者传达一个以色列犹太人朋友对中国的认识和内心感情。最后我想说：我爱以色列，我同样爱我们家族的第二故乡 中国。2011年9月 以色列雷霍沃特
第一章 首访北京
1989年的仲秋季节，我从以色列特拉维夫飞到美国落杉矶，又从洛杉矶飞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往中国北京。那时中国和以色列还处在政治外交的隔离状态，我不得不避开我的以色列人身份，经由第三国，绕道大半个地球进入中国。飞越大半个地球的旅程和我同行的有斯梯尔先生，他是美国一家名叫派拉蒙的实业公司的大老板。另外还有两位小伙，一位是我的同事，以色列柑橘农业技术专家拉维德先生；另一位是斯梯尔先生的助手，在美国留学刚毕业的台湾年轻人，性周。我名义上是派拉蒙公司的顾问，隐去了我真实的身份 以色列农业发展公司总经理。我们此行的任务是到中国南方一个柑橘产地进行考察，意在与中方有关单位签订最终协议，共同创办一家柑橘合资企业，栽培、加工、销售一条龙。在此之前，中国和以色列双方高层已经派出过人员进行多次秘密接触，经过长达三年多的曲折和努力，一项在当时看来算是不小而且颇富创意的在华国际合作项目，终于要瓜熟蒂落了。就要从洛杉矶出发了，不料出了点小麻烦。我到中国领事馆领取签证时，被告知没有批准。在当时的局势之下，一个以色列人要进入中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困难可想而知，第一次遭到拒签，想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不过中国有关方面是事先有过承诺和做了相应安排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十分懊恼，幸好经过与中方邀请单位紧急联系，第二天很快也就将签证顺利拿到手了。后来听说，只是中方内部办事程序上出了点小问题。离开洛杉矶经过十几个小时穿越太平洋的飞行，我们到达香港稍事休息，紧接着又登机继续下一段旅程。10月15日午后，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对我们这些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方人来说，一个长期与世隔绝和刚刚打开大门的东方中国，充满神秘和吸引力。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头十年的初始阶段，中国和以色列仍然处于外交隔绝状态，中国显得是那么遥远、陌生和甚至有些神秘，我们就是要到这片地方去探索和帮助创造某种奇迹。 可想而知，我们一行人的心情是何等地兴奋。梦幻变成现实但对我自己来说，除了大家共通的兴奋心情之外，还有说不出的激动。这里有我祖父长眠的墓地，是我父母亲年青时期生活过的地方，这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情不自禁地勾起对儿时的回忆，想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巴勒斯坦一个偏僻山村里我家房檐下的红灯笼。从小我就听父母说，在非常非常遥远的东方一个什么地方，那里有好些城市，有北京（当时叫北平），有广州、上海、大连，还有天津。我父母亲在那里有不少亲戚，有我的长辈也有我的同辈。那时看见父母亲收到来自这远方的信函时是何等激动，我也因为有机会给集邮册增添一些奇异的邮票而兴奋不已。我特别喜欢父母亲那些一同在中国长大、又一同移民到以色列来的朋友，他们偶尔上家里来串门，共同回忆在中国、在哈尔滨的往事，并给我带来些蜡烛，叫我格外欢心。那时我从未敢想，有朝一日我也会去到那里，会在那里见到我们家族的某位亲友。现在， 我终于踏上终生梦寐以求见到的这方神奇而又亲切的土地 了，儿时梦境中的一切似乎就在我的身边，这就像是阿拉丁神灯一样美丽的神话，就像儿时红灯笼的梦幻变成了现实。在机场迎接我们的是唐先生，中方合作单位的负责人，以及他的两位同事。我和唐先生不久前在美国初次见过面，现在一见如故。认真说来，我们之间的经久友谊是从此开始的。未想到20年之后，我们成为了写作本书的搭档，成为经常相聚的“话友”和“笔友”（这也是在本书中采用的称呼）。当时的北京机场显得有些落后， 从机场通往市区的专用公路还不够宽敞，但平直而整洁。 驱车去市区的一路上，主人兴高采烈地给我们指点从车窗外面飞驰而过的北京景色 。已近深秋，公路两旁的杨树林泛出金黄的颜色，透过树丛的屏障看到的是无际的农田，还有星星点点的村落房舍。 我的话友后来告诉我说，那时曾有一位西方记者带着讥讽的口吻写道，那矮小而凌乱的村舍，让你根本想不到已经进入一个大国的首都。但是我有着与这位记者不同的心情，想起我父亲上世纪30年代在哈尔滨的生活经历，想起我童年时期在巴勒斯坦居住过的贫穷落后的农村，眼前看到的景象在我心中显得是那般平和、宁静，甚至还带几分亲近。进入市区，见不到许多高楼, 但是沿街散布着片片绿地和五彩缤纷的人工花坛，煞是好看。这类精心布置的鲜花坛景，后来越办越火红，特别是逢上重大节日，成为北京颇具特色的亮丽景致。为此我还向我住在的以色列城市雷霍沃特当局建议，也采用这种办法装点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情绪显得越来越高涨了，主人在车上说要带我们好好看看北京。我有些疑惑，在我们这次旅程当中，北京仅只是又一个中转站，计划过夜一晚，明天还要换乘飞机继续赶往最终目地 远在大约两千公里之外的广西桂林， 怎么谈得上“好好看看北京”？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等我们在下榻的饭店洗漱完毕，两辆小轿车和陪游人员已经守候在门外。为我们安排的是一份丰富而又紧凑的日程表：当日下午游览长城，晚上吃北京烤鸭，第二天上午带上行李参观故宫紫禁城，完后直奔机场。 中国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而主人现在似乎向我们证明，只要你来到了北京，要成为“好汉”还有另外两件事是非办不可的，那就是吃北京烤鸭和进紫禁城 那怕你只是留宿一夜的匆匆过客。结束两周时间的访问回国后，我照章向上级提交一份报告。这理应是一份业务性的工作汇报，但我还是禁不住以大量篇幅记述一些题外话，那是对一个陌生国度的新鲜而强烈的感受。其中写道：“我们的访问行程始于北京，第一个地点是长城。长城是从外空唯一能辨认出来的地球上的人工构筑物，打从上小学的时候起，我们就不断从地理课本上听到它的事迹和传奇。在我的心目中，长城是多么崇高而伟大！”我终于来到了它的身边，和它有了最亲密的接触。不过说实在的，如我在报告中的记载，当时我还是有点失望，我本来以为它更宽阔，更高大。 也许这种“失望”感是一种莫名的心理反应，大凡是怀抱着极高期待的人们在近距离接触到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时，往往容易刹那间产生这种反应。“另一个地点是紫禁城。《末代皇帝》一部电影，使紫禁城更加名扬海外。当我漫步在这宫城的庭院里，电影的绚丽色彩和动人情节已经忘怀，但是故事主人翁末代皇帝溥仪的形象，却清晰地浮现在我心中。”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多年以后，我在北京上门拜访一位朋友，他指着邻近一家宅邸告诉我说：“你可知道，我的邻居是溥仪的一位亲戚。”我惊讶地问道：“你认识溥仪？”他说：“是呀，那时他已经从监狱释放出来，在公园里当园丁。我还同他攀谈。”我问他谈些什么，这位朋友答道：“不提他的过去，只是谈他种什么花草。”原来历经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王统治历史，不只承载于像故宫这样辉煌的宫廷建筑，还可以在寻常百姓家中找到某种温情的联系。听说后来星巴克咖啡吧竟然跑到紫禁城里开店来了。这事遭来人们的大量非议，星巴克也撤走了。我想理应如此。一座有着五百年历史的珍贵的人类历史瑰宝，让现代的垃圾食品和饮料叫卖其中，这是多大的讽刺！我并不想贬低星吧克，它是成功的西方文化现象之一，而且在北京、在中国的其他城市获得迅猛发展；我只是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崇敬和珍惜紫禁城 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伟大文化遗产。我在报告中继续写道：“晚上在著名的和平门北京烤鸭店接受宴请。这个地方给我留下另一番极其深刻的印象。倒不是因为烤鸭的美味，而是因为店面规模之宏大，竟能容纳两千人同时就餐！设想一下，在我们所在的国家里，最大的餐馆只能同时接待最多200到300人，2000人的数字该是何等惊人。在这样的餐馆里用餐，不禁让人联想到人丁的兴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人丁兴旺是家庭生活幸福美满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对国家和社会来说，过去有句名言：“人多好办事。”不过“人多”也是把双刃剑。陌生的街头景象街上的交通景象，引起我的极大好奇。“中国的自行车数量无法想像。在大城市里，自行车简直像潮水一般沿着街道奔流。我们习惯于车辆主控道路，行人要听从交通规则。但是在中国，我发现真正主控道路的是骑自行车的人，他们根本不把新加入道路过往行列的小汽车放在眼里。尽管为数不多的汽车不断鸣笛，全然无济于事，道路都叫自行车给占满了。 听到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浪，你可能以为满街都是汽车，其实不然。我不禁遐想，将来总有一天汽车会越来越多，到时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估计，到时那拥挤程度将无法忍受。”后来我到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工作，儿子劝我买一辆小轿车，愿意去那里就去那里。车是买了，但每次上街都心有余悸。中国司机还是喜欢按喇叭。人们在西方的国家以及以色列，都习惯按规定的标志行事。道路上树立着许许多多不同的标志，给司机和路人明确的指导，而在中国，像这样的标志大部分都找不到。于是乎开车的人只好随大溜，跟着中国司机的习惯照办。难怪有人问我说：“你知道在中国开车是怎么回事吗？”他接着答道：“这就是除了喇叭声，还加上车身和轮子的叽戈响。”这是 多年前的往事了，喇叭声依旧，但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自行车的潮水，却看到前方是无尽的汽车流，而且多是在中国生产的崭新车型，中间有不少世界上的名牌货，像宝马和奔驰。放眼望去，自行车是比从前少多了，不过根据官方统计，中国1990年拥有自行车5亿辆，到2007年是4.5亿辆，变化甚微。与此同时，根据最新统计资料，到本书面世的时候小汽车拥有量相信已猛增到大约六、七千万辆！看来突破1亿辆 大关，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 如今北京已经面临街道交通严重堵塞的尴尬局面。后来在中国的长年经历中，我屡屡感受到一个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在其发展道路上的独特境遇，这是西方人以他们惯有的偏颇眼光难以理解的一种中国国情。顺便提到，最让我难以理解的是人们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我在报告中写道：“我在北京街面见到两类现象，一类值得称道（上面谈到的鲜花），另一类则不敢恭维。街上随地吐痰，我们过去闻所未闻。你从一辆出租车旁边经过，冷不防司机打开窗子吐出一口唾沫；你和路人并肩而行，突然间扑哧一声，只见脚边地面落下几滩痰迹。”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人们怎能在大庭广众之下任所欲为，不顾及公共利益和他人的感受？你还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当你正在聚精会神地和大家开会，突然间电话铃响起来了，有人拿起电话拉开嗓门大声嚷嚷，旁若无人，会议一下子全被搅荒了。排队“夹私”，厕所脏乱（饭店、餐馆里的卫生间也不例外），也令我颇感失望。话友很有同感，为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和本国同胞缺乏公共道德的行为感到羞愧。他补充说， 近些年来又冒出早期从未见过的“小广告”，和痰迹一起 “亮相”行人道，像顽固的癣疥四处蔓延，不仅损害着城市的形象，更带着蒙骗和伪造的细菌病毒腐蚀着社会的机体。鲜花和痰迹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在大街上并存，形象地反映出中国社会进步过程面临的困惑。应当承认，今天随地吐痰和小广告的丑恶现象比以前有了减少，虽然远非消失，绿地和花坛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漂亮了，卫生间和排队的情况也有了明显改进。可以看到，政府当局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竭尽努力倡导精神文明。
从耶路撒冷到北京(一位以色列犹太人的在华20年经历和他的中国情结) 作者：欧慕然
自序 欧慕然／亚伯拉罕.奥尔默特
哈尔滨市郊有一片犹太公墓，当我首次从市中心来到这片墓地的时候，心情无比激动。这里与我出生所在的以色列相距几千公里，我要在这片地方祭扫我祖父的坟墓，哈尔滨是他曾经生活过和最终辞世的家园 。记得小时侯在度过我幼年生活的一间简朴斗室里，每天早晨醒来，我都会睁大眼睛仰望顶棚，注视父母亲从中国带回来的大红灯笼。 无奈在过去那些日子里没有电，红灯笼没法经常点亮，静静地挂在那里只是作为父母亲对中国的一种珍贵记忆和纪念。 后来出生的两个弟弟也挤到我的小屋子里来了，我们一同和红灯笼共享那充满幻想的时光。我脑海里不断涌现出父母亲曾经成长过的远方，心想那是我永远无法到达的异乡。我现在终于来到我梦想已久的地方了。我来到哈尔滨的时候正值冬天，而哈尔滨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 和我们在以色列的冬天感觉大不一样 。我站在祖父的坟墓面前， 地面上是茫茫一片白雪， 四周散落着数不尽的墓茔， 在冰雪的覆盖下静穆而安详。 在我身边，伫立着陪同前来的中方人员， 他们以惊愕的目光注视着这位以色列外交官祭拜祖坟。坟地上空徊响着的朗诵声， 对周边环境和人们来说显得多么陌生而奇特 ，说实在的，此时此地我感到希伯来语有些不合时宜 。回想多年以前， 我们犹太人先辈为了躲避俄国革命时期的迫害，从俄国移民到了哈尔滨。白俄分子攻击犹太人是共产党的创导者，大批犹太人被迫逃到中国避难，其中就有我父母亲和他们的家人。父母亲后来离开中国回到以色列了，此时此刻他们在天之灵应当看到，他们的儿子身为一名代表独立的以色列国的外交官，今天又回到了中国，回到了他们的父亲、我的祖父的身边。来到墓地，我有一种圆梦的幻觉，我感到生命中的一次循环已臻闭合，循环始于我祖父踏足中国，终于我今天祭拜他的坟墓。但在这一始一终之间，依我父母以及我自己的观点来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许多变化。我希望藉此书填补从过去到现在的一段空缺。填补空缺，就要回顾我父母和我自己在这个时期经历过的种种事件，探索两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历史背景。 我将在本书中讲述哈尔滨以及其他中国城市犹太人社区的故事，讲述奥尔默特家族也就是我祖父、父母亲和兄弟们的经历（兄弟当中出了个以色列政府总理），以及其他相关的犹太同胞、特别是从哈尔滨出来并成为以色列重要人物的事迹。这些好比是不同的音符，谱写出中国人民和以色列人民友谊乐章当中的一曲。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以色列属于小而又小但同样古老而伟大的犹太民族，他们各自固有的价值将这两个看似大相径庭的国家联结一起。我将在书中涉及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的一些历史事迹，并通过家庭赋予我的以及我近 20年来直接接触中国而感悟到的心得体会， 探索两个民族之间的共通之处。我不打算写一本教科书，也无意向中国人重复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知识，我所以在书中叙述中国读者早已耳熟能详的一些事物，是因为这些都是留在我心上的中国画卷中的一道道笔触。我在1989年首次访问中国时，出发之前和返国之后曾经两次重读 父亲给我们留下他的一部自传。 父亲的自传是在1981年出版的 ，书中不但描写他在中国的一段生活，而且记述他半个多世纪之前对中国人民的一些感想和看法， 在这里值得加以引述。书中写道：“中国人从心底里对白种人嫉恶如仇。白种人象征残暴的邪恶势力，他们侮辱中国人民，不给这个有着久远历史文化的国家以应有的尊重。他们占领了这个国家的国土，在那里横行霸道，不当自己是外来人，俨然以主子自居 .. 过去100年来，白人国家纷纷以各种不同方式前来压迫剥削中国。例如欧洲国家来的居民获得治外法权，这种情况使许多中国人产生对白人的极大反感。中国人自古以来怀着一种民族自豪感，他们不能忘记他们辉煌的文化和历史。”父亲曾经在中国学校当过教师，有一位中国助手经常与之交谈，他对此作过如下叙述：“我从老严的谈吐中，也从他的品格中学到许多东西，了解到中国人身上的许多优点和长处。我听老严说到他年老的双亲，他总是流露出对老人的一种敬重和爱戴之情。我知道，这不仅是老严个人的性格表现，而且是中国人的典型性格表现。他谈到他母亲在家庭里的作用；当时许多像他们一样的孩子都没有机会上学，特别是在乡村，母亲就担当起对他们教育的责任。”自传继续写道：“老严的身上具有中华民族的所有优良品质，我想，他是中国人非常典型的代表。我同他交谈过这么多次，从中得出一个强烈印象，那就是中国人非常勤劳，知足，崇尚教育， 助人为乐 ，时刻为家庭和朋友着想。中国人不为枪炮所征服，却以他们的勤劳成功 吞没 了其他国家。”我想，父亲多年前之所想，正是我今日之所思。父亲的感言，禁不住勾起我的另一番话题 。 我在以色列多次接受关于中国问题的采访，许多时候有人向我提出一些极具挑衅性的问题，涉及中国的制度和中国对待各种问题的做法。每当我进行回答和加以解释的时候，我眼前就浮现出父亲的面容，耳边又回响起父亲在他书中 所说的关于中国人民的话语。如我2008年在以色列出版的《我的中国》一书一样，我不想在这里过多介入政治话题，但是我无法避开一个在我看来对中国和以色列颇为相似的问题。 世界上有多少国家指责和批评别人，又有多少国家受到别人的指责和批评。对别人滥加指点的有不少是国家领导人物。不顾有关国家具体和真实的情况，对中国、还有对以色列横加攻击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中国常因某些国内问题受到外来的指责和攻击，例如缺乏真正的充分的民主、对媒体加以限制、欺压某些少数民族等等。中国头上被强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我无意为中国受到的各种指责进行争辩，我想要说的是，很大一部分批评实属虚伪，有的竟然达到极其荒谬的地步。我想在这里举最近的两个例子。中国人民为庆祝建国60周年举行盛大的群众游行和阅兵活动，一些西方电视节目对热烈壮观的场景视而不见，却指责什么居民被禁止在走廊和阳台上露面。我想，如果当年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也有同样一道禁令，肯尼迪总统想必能幸免于难，不至于让一名站在开阔露台上的枪手刺杀得逞。另外一个西方媒体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的例子：新疆发生骚乱时期，某些电视台接连播放人们在暴乱中受害的鲜血淋漓的场面，镜头中的受害群众明明是汉人，电视主持人却蓄意掩人耳目，慌称是维吾尔人。我想，不说世界上所有人、也至少有许多人分不清维吾尔人和汉人的长相，至于我自己，多年来几十次往返于新疆各地，一眼就能辩清谁是肇事者，谁是遭到攻击的受害群众。几年前我在以色列偶然看到一本书，里面充满对中国的歪曲描写，作者是一位在中国仅仅呆过一个礼拜时间的记者。心想以我20年的亲身经历，我不应当在这面前保持沉默，于是有了上面提到的《我的中国》一书。我希望廓清一些人的偏见，告诉我的以色列同胞一个真实的中国。现在准备在中国出版的新书《从耶路撒冷到北京》，是《 我的中国》的续篇，我希望向中国读者传达一个以色列犹太人朋友对中国的认识和内心感情。最后我想说：我爱以色列，我同样爱我们家族的第二故乡 中国。2011年9月 以色列雷霍沃特
第一章 首访北京
1989年的仲秋季节，我从以色列特拉维夫飞到美国落杉矶，又从洛杉矶飞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往中国北京。那时中国和以色列还处在政治外交的隔离状态，我不得不避开我的以色列人身份，经由第三国，绕道大半个地球进入中国。飞越大半个地球的旅程和我同行的有斯梯尔先生，他是美国一家名叫派拉蒙的实业公司的大老板。另外还有两位小伙，一位是我的同事，以色列柑橘农业技术专家拉维德先生；另一位是斯梯尔先生的助手，在美国留学刚毕业的台湾年轻人，性周。我名义上是派拉蒙公司的顾问，隐去了我真实的身份 以色列农业发展公司总经理。我们此行的任务是到中国南方一个柑橘产地进行考察，意在与中方有关单位签订最终协议，共同创办一家柑橘合资企业，栽培、加工、销售一条龙。在此之前，中国和以色列双方高层已经派出过人员进行多次秘密接触，经过长达三年多的曲折和努力，一项在当时看来算是不小而且颇富创意的在华国际合作项目，终于要瓜熟蒂落了。就要从洛杉矶出发了，不料出了点小麻烦。我到中国领事馆领取签证时，被告知没有批准。在当时的局势之下，一个以色列人要进入中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困难可想而知，第一次遭到拒签，想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不过中国有关方面是事先有过承诺和做了相应安排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十分懊恼，幸好经过与中方邀请单位紧急联系，第二天很快也就将签证顺利拿到手了。后来听说，只是中方内部办事程序上出了点小问题。离开洛杉矶经过十几个小时穿越太平洋的飞行，我们到达香港稍事休息，紧接着又登机继续下一段旅程。10月15日午后，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对我们这些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方人来说，一个长期与世隔绝和刚刚打开大门的东方中国，充满神秘和吸引力。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头十年的初始阶段，中国和以色列仍然处于外交隔绝状态，中国显得是那么遥远、陌生和甚至有些神秘，我们就是要到这片地方去探索和帮助创造某种奇迹。 可想而知，我们一行人的心情是何等地兴奋。梦幻变成现实但对我自己来说，除了大家共通的兴奋心情之外，还有说不出的激动。这里有我祖父长眠的墓地，是我父母亲年青时期生活过的地方，这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情不自禁地勾起对儿时的回忆，想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巴勒斯坦一个偏僻山村里我家房檐下的红灯笼。从小我就听父母说，在非常非常遥远的东方一个什么地方，那里有好些城市，有北京（当时叫北平），有广州、上海、大连，还有天津。我父母亲在那里有不少亲戚，有我的长辈也有我的同辈。那时看见父母亲收到来自这远方的信函时是何等激动，我也因为有机会给集邮册增添一些奇异的邮票而兴奋不已。我特别喜欢父母亲那些一同在中国长大、又一同移民到以色列来的朋友，他们偶尔上家里来串门，共同回忆在中国、在哈尔滨的往事，并给我带来些蜡烛，叫我格外欢心。那时我从未敢想，有朝一日我也会去到那里，会在那里见到我们家族的某位亲友。现在， 我终于踏上终生梦寐以求见到的这方神奇而又亲切的土地 了，儿时梦境中的一切似乎就在我的身边，这就像是阿拉丁神灯一样美丽的神话，就像儿时红灯笼的梦幻变成了现实。在机场迎接我们的是唐先生，中方合作单位的负责人，以及他的两位同事。我和唐先生不久前在美国初次见过面，现在一见如故。认真说来，我们之间的经久友谊是从此开始的。未想到20年之后，我们成为了写作本书的搭档，成为经常相聚的“话友”和“笔友”（这也是在本书中采用的称呼）。当时的北京机场显得有些落后， 从机场通往市区的专用公路还不够宽敞，但平直而整洁。 驱车去市区的一路上，主人兴高采烈地给我们指点从车窗外面飞驰而过的北京景色 。已近深秋，公路两旁的杨树林泛出金黄的颜色，透过树丛的屏障看到的是无际的农田，还有星星点点的村落房舍。 我的话友后来告诉我说，那时曾有一位西方记者带着讥讽的口吻写道，那矮小而凌乱的村舍，让你根本想不到已经进入一个大国的首都。但是我有着与这位记者不同的心情，想起我父亲上世纪30年代在哈尔滨的生活经历，想起我童年时期在巴勒斯坦居住过的贫穷落后的农村，眼前看到的景象在我心中显得是那般平和、宁静，甚至还带几分亲近。进入市区，见不到许多高楼, 但是沿街散布着片片绿地和五彩缤纷的人工花坛，煞是好看。这类精心布置的鲜花坛景，后来越办越火红，特别是逢上重大节日，成为北京颇具特色的亮丽景致。为此我还向我住在的以色列城市雷霍沃特当局建议，也采用这种办法装点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情绪显得越来越高涨了，主人在车上说要带我们好好看看北京。我有些疑惑，在我们这次旅程当中，北京仅只是又一个中转站，计划过夜一晚，明天还要换乘飞机继续赶往最终目地 远在大约两千公里之外的广西桂林， 怎么谈得上“好好看看北京”？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等我们在下榻的饭店洗漱完毕，两辆小轿车和陪游人员已经守候在门外。为我们安排的是一份丰富而又紧凑的日程表：当日下午游览长城，晚上吃北京烤鸭，第二天上午带上行李参观故宫紫禁城，完后直奔机场。 中国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而主人现在似乎向我们证明，只要你来到了北京，要成为“好汉”还有另外两件事是非办不可的，那就是吃北京烤鸭和进紫禁城 那怕你只是留宿一夜的匆匆过客。结束两周时间的访问回国后，我照章向上级提交一份报告。这理应是一份业务性的工作汇报，但我还是禁不住以大量篇幅记述一些题外话，那是对一个陌生国度的新鲜而强烈的感受。其中写道：“我们的访问行程始于北京，第一个地点是长城。长城是从外空唯一能辨认出来的地球上的人工构筑物，打从上小学的时候起，我们就不断从地理课本上听到它的事迹和传奇。在我的心目中，长城是多么崇高而伟大！”我终于来到了它的身边，和它有了最亲密的接触。不过说实在的，如我在报告中的记载，当时我还是有点失望，我本来以为它更宽阔，更高大。 也许这种“失望”感是一种莫名的心理反应，大凡是怀抱着极高期待的人们在近距离接触到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时，往往容易刹那间产生这种反应。“另一个地点是紫禁城。《末代皇帝》一部电影，使紫禁城更加名扬海外。当我漫步在这宫城的庭院里，电影的绚丽色彩和动人情节已经忘怀，但是故事主人翁末代皇帝溥仪的形象，却清晰地浮现在我心中。”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多年以后，我在北京上门拜访一位朋友，他指着邻近一家宅邸告诉我说：“你可知道，我的邻居是溥仪的一位亲戚。”我惊讶地问道：“你认识溥仪？”他说：“是呀，那时他已经从监狱释放出来，在公园里当园丁。我还同他攀谈。”我问他谈些什么，这位朋友答道：“不提他的过去，只是谈他种什么花草。”原来历经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王统治历史，不只承载于像故宫这样辉煌的宫廷建筑，还可以在寻常百姓家中找到某种温情的联系。听说后来星巴克咖啡吧竟然跑到紫禁城里开店来了。这事遭来人们的大量非议，星巴克也撤走了。我想理应如此。一座有着五百年历史的珍贵的人类历史瑰宝，让现代的垃圾食品和饮料叫卖其中，这是多大的讽刺！我并不想贬低星吧克，它是成功的西方文化现象之一，而且在北京、在中国的其他城市获得迅猛发展；我只是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崇敬和珍惜紫禁城 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伟大文化遗产。我在报告中继续写道：“晚上在著名的和平门北京烤鸭店接受宴请。这个地方给我留下另一番极其深刻的印象。倒不是因为烤鸭的美味，而是因为店面规模之宏大，竟能容纳两千人同时就餐！设想一下，在我们所在的国家里，最大的餐馆只能同时接待最多200到300人，2000人的数字该是何等惊人。在这样的餐馆里用餐，不禁让人联想到人丁的兴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人丁兴旺是家庭生活幸福美满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对国家和社会来说，过去有句名言：“人多好办事。”不过“人多”也是把双刃剑。陌生的街头景象街上的交通景象，引起我的极大好奇。“中国的自行车数量无法想像。在大城市里，自行车简直像潮水一般沿着街道奔流。我们习惯于车辆主控道路，行人要听从交通规则。但是在中国，我发现真正主控道路的是骑自行车的人，他们根本不把新加入道路过往行列的小汽车放在眼里。尽管为数不多的汽车不断鸣笛，全然无济于事，道路都叫自行车给占满了。 听到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浪，你可能以为满街都是汽车，其实不然。我不禁遐想，将来总有一天汽车会越来越多，到时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估计，到时那拥挤程度将无法忍受。”后来我到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工作，儿子劝我买一辆小轿车，愿意去那里就去那里。车是买了，但每次上街都心有余悸。中国司机还是喜欢按喇叭。人们在西方的国家以及以色列，都习惯按规定的标志行事。道路上树立着许许多多不同的标志，给司机和路人明确的指导，而在中国，像这样的标志大部分都找不到。于是乎开车的人只好随大溜，跟着中国司机的习惯照办。难怪有人问我说：“你知道在中国开车是怎么回事吗？”他接着答道：“这就是除了喇叭声，还加上车身和轮子的叽戈响。”这是 多年前的往事了，喇叭声依旧，但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自行车的潮水，却看到前方是无尽的汽车流，而且多是在中国生产的崭新车型，中间有不少世界上的名牌货，像宝马和奔驰。放眼望去，自行车是比从前少多了，不过根据官方统计，中国1990年拥有自行车5亿辆，到2007年是4.5亿辆，变化甚微。与此同时，根据最新统计资料，到本书面世的时候小汽车拥有量相信已猛增到大约六、七千万辆！看来突破1亿辆 大关，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 如今北京已经面临街道交通严重堵塞的尴尬局面。后来在中国的长年经历中，我屡屡感受到一个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在其发展道路上的独特境遇，这是西方人以他们惯有的偏颇眼光难以理解的一种中国国情。顺便提到，最让我难以理解的是人们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我在报告中写道：“我在北京街面见到两类现象，一类值得称道（上面谈到的鲜花），另一类则不敢恭维。街上随地吐痰，我们过去闻所未闻。你从一辆出租车旁边经过，冷不防司机打开窗子吐出一口唾沫；你和路人并肩而行，突然间扑哧一声，只见脚边地面落下几滩痰迹。”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人们怎能在大庭广众之下任所欲为，不顾及公共利益和他人的感受？你还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当你正在聚精会神地和大家开会，突然间电话铃响起来了，有人拿起电话拉开嗓门大声嚷嚷，旁若无人，会议一下子全被搅荒了。排队“夹私”，厕所脏乱（饭店、餐馆里的卫生间也不例外），也令我颇感失望。话友很有同感，为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和本国同胞缺乏公共道德的行为感到羞愧。他补充说， 近些年来又冒出早期从未见过的“小广告”，和痰迹一起 “亮相”行人道，像顽固的癣疥四处蔓延，不仅损害着城市的形象，更带着蒙骗和伪造的细菌病毒腐蚀着社会的机体。鲜花和痰迹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在大街上并存，形象地反映出中国社会进步过程面临的困惑。应当承认，今天随地吐痰和小广告的丑恶现象比以前有了减少，虽然远非消失，绿地和花坛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漂亮了，卫生间和排队的情况也有了明显改进。可以看到，政府当局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竭尽努力倡导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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