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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上午咖啡下午茶
作者：贾平凹等
英国重茶轻咖啡
印象中的印度人都是喝茶，特别是奶茶。萨吉亚提雷的电影里处处可见。英国人设东印度公司，最大宗产品就是茶，加尔各答和孟买既是转运地，当然也喝茶。不过印度茶比英国甜得多，奶味又重，简直不像在喝茶。这可能和印度人嗜甜有关。印度馆子里的甜点和中东糕饼店的甜食，不仅做法像，而且一样甜得叫人没法下口。
其实印度人也喝咖啡的，咖啡从埃塞俄比亚开始，沿着印度洋传至中东和印度，时间远比茶传到英国要早。到现在，南方印度还喝着咖啡。这或许和产地有关，咖啡算是热带植物，必须又热又湿，海拔又高的地方才种得出好咖啡，难怪哥伦比亚、巴西的咖啡举世闻名。
南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也出咖啡，可惜质地差一些，可能是产地海拔不够高。
英国可能是西方少数重茶轻咖啡的国家。午茶那一套，优雅得近乎繁琐的仪式，几乎成了帝国遗风的象征。英国人骂顽固的保守派为“硬得像柏油路沙砾层的保皇党”。而这些保皇党出现在讽刺漫画里的造型，经常就是礼帽、雪茄及身倚午茶桌旁。
午茶几乎成了英国人的刻板印象，美国电视里出现英国人角色，多半都要安排她喝上两杯茶，比如珍·西摩儿。高傲的英国人混迹美国，也还是坚持喝茶，一再声称自己没法享受咖啡。
咖啡馆像大学
英国人其实是喝咖啡的，至少在十七八世纪是。当时，咖啡被认为是哲思饮品的民主的象征。伦敦的咖啡馆充斥着文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只要花上几分钱，人人都可以踏进烟雾弥漫的咖啡馆，处处听见丘吉尔或萧伯纳式的英国机智隽语，所以咖啡馆又被称作是“一分钱大学”（PennyUniversities），并且有文为证：“大学之伟大，吾思莫如于此，入此地可身如学者，惟仅费一文钱。”
20世纪60年代的台北咖啡馆流行情人座，在压抑的环境里提供亲密空间，这其实可以远溯至十七八世纪的英国咖啡馆。当时的咖啡馆为求有别于一般乡村酒肆的散座一室，特别隔出一排包厢座。今天纽约一些老式卖咖啡和欧式早餐馆子，也还保留着这种包厢设计。侍者穿梭其间，续添咖啡。旁边有个镶铜边的小盒子，上镌“保证机敏”（ToInsurePromptness），翻成今日现行语言，就是小费的意思。这也是给小费这种阶级社会恶习的起源。英国咖啡馆一直流行到皇家股票交易所的时代。股市经纪人一下班就往咖啡馆去，一直到今天，伦敦交易所的职员还被唤作“侍者”（Waiter），像咖啡馆的跑堂一样。
可惜东印度公司出来后，大力推广喝茶。因为一则冲泡容易，在家只要烧上开水就行，不像咖啡，又焙又磨又煮；再则是经济上划算，有殖民产地可以剥削，船运又快捷方便，不像从中东亚洲进口咖啡那样昂贵麻烦。
文化随着经济走，咖啡文化在英国算是完蛋了，只剩下一些咖啡馆，让学者当做是“后复辟时期”英国建筑来研究。
英国咖啡没落，爱尔兰倒还保留一点成绩，至少翻开饮品单，还可以发现“爱尔兰咖啡”。“爱尔兰咖啡”的特色在加入了一小杯的威士忌，想必是强调祛寒保暖的功用，就连特别盛用的高脚杯也都是先温过的。
爱尔兰又冷又湿又多雨雪，冬天不喝点酒就没法在路上走。电影或文学作品和俄国的一样少不了有几个酒鬼混在里头。
美酒加咖啡
咖啡里头加酒，其实并不罕见，欧式咖啡比如CafeBrulot就以加白兰地著名，效果一样刺激，并且还甜一些，尤其又放进肉桂丁香橘皮，小小一杯不加水，浓缩得像喝川贝枇杷膏。
从前国语歌里有一首情歌《美酒加咖啡》，大概是作者自我推想，取其又苦又醉人的可能性，不知道真正加起来的结果是甜得恼人。
20世纪50年代台湾还在美军文化的影响下，美式咖啡就算是顶尖时髦，还没其他啰哩吧唆的讲究。
咖啡加肉桂还有一款，叫“帝王咖啡”，有时也叫“东方咖啡”，大概因为肉桂是从中国和中南半岛传去的关系。做法是将肉桂条泡入咖啡一小时，喝起来像加了一味不知名的中药。
肉桂在中国烹饪里用得不多，就是用了也大都食而不察。到了西方，肉桂反倒流行起来，特别是制作糕点，几乎都少不了它，比如肉桂苹果糕。花草茶里也少不了肉桂，甚至酒里也有可能。有一次到加拿大卡尔格利滑雪，赫然在圣诞节蛋酒里，发现一段肉桂条。
咖啡加八角
咖啡加料，顶多就是糖和牛奶，像加肉桂这一类东西，简直就是创举。不像花草茶，什么都加得进去。这可能是因为咖啡本身味道已经很强，很难另添风味。不过勇于试验的还是不少。纽约格林威治村一家著名乐馆“蓝调”的对面，就有一家咖啡屋以口味多款著名。
这家咖啡屋以老旧的纽约时报糊墙，映着昏黄灯泡，透出纽约客老气横秋的气派，吸引一堆日本观光客排队。我们每次光顾，一定要点个不同名字的饮料尝鲜，边喝边猜成分。有一次喝到一种熟极却无从说出的味道，结果在杯底找到了答案——中国菜里常常用的五香八角。
咖啡其实是香味强于口味，如果不加上糖和奶精，实在算不上一种好喝的饮料，只适合冬天出游，在外头冷得半死时叫一杯来取暖。在美国，热饮料几乎没有，只有咖啡热腾腾的香气，格外使人精神一振。我几次喝咖啡的美好印象，几乎都和冷天有关，与“望梅止渴”的救急意义其实颇一致。
当然，喝咖啡还有另一层精神意义，它可以帮助群体认同，建立群体情调。50年代的“野人”和“明星咖啡屋”到现在都还是那一代人常挂嘴边，证明自己存在主义身份的口令，用来倚老卖老和瞧不起下一代。
我有一次到芝加哥大学附近咖啡馆吃早餐，赫然发现满室男女西装革履，架着眼镜读报看书，偶尔优雅地轻声细语讨论政经。印象之深，使我日后一听见芝加哥学派，立刻觉得空气中嗅得出那天早晨的咖啡气味。
咖啡最早的故乡离欧洲大陆十分遥远，而且来历扑朔迷离。
如果从近代举世著称的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等地的咖啡馆名城追根寻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它最初由巴尔干半岛陆路和大西洋海路分头进入欧洲的历史。这两条相隔千里的“咖啡之路”都曲折地通向一个“东方”的起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不过，1505年征服西亚和埃及的土耳其人，虽然算得上世界最早嗜饮咖啡的民族，他们远征的铁蹄和商旅使当时在阿拉伯半岛种植的咖啡超越了旧日疆界，成为流行整个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高级饮料。但是，这里和阿拉伯半岛都还不是咖啡的原始发源地，故事的真正前奏还是在奥斯曼帝国崛起前的东非热带海岸拉开序幕的。
关于咖啡最早的传闻，源于13世纪中叶，各个文化对咖啡的起源都有自己的传说版本。
在阿拉伯地区流传一个奇闻：著名宗教人物奥尔士曼被人陷害，被放逐到人迹罕至的野山戈墅。那里气候酷热，没有任何人知道有什么植物可以果腹。饥饿至极的奥尔士曼只能在岩石间的灌木丛里采撷一种从未见过的红色果实烧煮充饥。没想到这种野果芳香而又苦涩的汤汁竟然使他和已濒临死亡的同伴恢复了生气和精力。一些被放逐在荒山里的麻疯病人远循着香味聚拢过来，喝了他煎煮的黑色汤汁后，也奇迹般地减轻了病痛，逐渐康复。
消息传开，石破天惊，信教的人们都把这看成是神圣的阿拉显灵，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国君哈里发还恭请无罪的奥尔士曼重返故里，并奉送一座宫殿，表彰他发现神树的功勋。据传，由此而栽种的植物就是人们后来熟悉的咖啡树。这只是当地许多咖啡传奇中的一例。有的传闻更把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描写成有史以来喝咖啡的第一人。
在欧洲人的传说里，它的发现又被归功于最早前往阿拉伯半岛也门创立修道院的传教士们：他们发现自己喂养的家畜兴奋反常，彻夜跳跃不眠，循着放牧的路线，细细查寻，才在无意中发现了路旁这种具有神奇刺激作用的植物……
传说众口纷纭、风靡世界的咖啡，起源史上却有一个迷云笼罩的“空白”。咖啡兴奋提神的魔力更使它从开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化的原始面纱，对于它的摇篮时期，历史学家们所知甚微。严格地说，西方对咖啡的认识是从16世纪以后才开始的。尽管中世纪十字军东征以后，西欧对近东和阿拉伯地区兴趣日浓，“东方旅行”十分时髦，但从最早横跨欧亚的马可·波罗到其他东行传教士和商旅的报告里都未发现有关咖啡的只言片语。直到1582年，留学意大利的医生和植物学家列奥哈特·豪沃尔夫（LeonhartHauwolf）才在东方札记里第一次提到生长在也门的咖啡树。至于咖啡这个字眼，最早在欧洲出现于1609年的英国报纸上。另一方面，在咖啡的故乡东非以及阿拉伯地区，除了口头流传的故事外，人们也很难找到15世纪以前咖啡的足迹，可靠的记载寥寥无几。
跟沿袭千年的东方茶文化相比，咖啡文化的历史可谓相当短暂，且身世模糊，虽然它在西方文明发展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流行饮料。正是为此，信奉欧洲中心主义的早期西方历史和宗教学者都想方设法，引经据典，力图把它的历史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否定它的东方“血统”。他们对《圣经》和古希腊故事“考证”连篇，论定《荷马史诗》中美女海伦娜用来引诱众英雄的“黑汤”就是咖啡。《日约》里的圣人也曾尝过咖啡，一下子把咖啡历史推前了几乎两千年，而且理所当然的属于欧洲古文明的一部分。
这种现在看来近乎荒唐的“历史学论着”，让人想到这些自负的学者们当年讳言的一个现实乃是欧洲人格外重视的饮料文化，实际上大都源于其他古老的文明地区。咖啡、可可、茶，没有一种流行的非酒类饮料植物是在欧洲大陆土生土长的！
今天，咖啡的起源地已被专家们公认为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的高热山区，对于久闻殖民时代以来拉丁美洲咖啡之国盛名的普通人来说，这也许很陌生。不过，在这红海沿岸遗留下来的古老地名卡发省（Kaffa），让人联想到它作为咖啡发祥地的正宗地位。在赤道附近的高原、湖泊和群山峭崖之间，曾密密生长着百年绵延的大片缀满红果的灌木丛——野咖啡树。由于史料的缺乏，人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当地土著居民始终对这种神秘的植物敬而远之、保持距离。在可以找到的最久远的阿拉伯文记载里，咖啡也是作为药物甚至毒品出现的。没有人知道，具体在什么时候，又是谁，最早把这种咖啡树越过海峡带到了隔海相望的阿拉伯半岛，在也门大面积栽种，出售，使它慢慢成为当地风行一时的日常饮料。也许是一个周游四方的阿拉伯调料商人，或是到处浪迹的叙利亚的毒品贩，或是一个水手……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咖啡离开它孤寂的高原走向广阔的世界，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影响这个世界的命运就这样被确定无疑了。
咖啡树在也门的土地上生长出人意料的茂盛，下种后4年才能收获的咖啡豆连年高产，跻身于咖啡业的雄心勃勃的商人们，不再满足于从圣地麦加到开罗的阿拉伯市场。当15世纪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日趋没落的时候，“阿拉伯的咖啡豆”却跃跃欲试地跨出了国界。恰在此时，北部强大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大军南下，占领了开罗和东非的大部分地域，土耳其人嗜饮咖啡的传统也就由此开始了。在这之后的整整一个世纪，奥斯曼帝国直至地中海巴尔干半岛的广大疆域，发达的贸易，加上对欧洲中心奥地利等国不断的大规模军事攻势，为咖啡向西方的扩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1530年，帝国北方的大马士革出现了第一家咖啡馆。1554年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咖啡已经成为街谈巷议中的“黑色金子”，十分流行。短短数年间，从古老的君士坦丁堡到高加索，从波斯湾到布达佩斯，在整个帝国的两百多个城市都拥有不同数量的咖啡铺，而连接这些城市的穿过沙漠荒野的道路沿途也到处都有可以移动的“咖啡帐篷”，为络绎不绝的商旅和军队服务。
另一方面，从海上和陆路涌向近东的越来越多的西方探险家、商人和外交官也开始频频拜访街上浓香扑鼻的“土耳其咖啡馆”，兴奋不已地把褐色的咖啡豆当做一种新发现的东方奢侈品，经各种渠道带回自己远在地中海另一端甚至濒临大西洋的故国。
在咖啡西行的漫漫路途上，曾隶属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港城威尼斯和隔着亚得里亚海相对的杜布尼可港（Dubrovnik）以其多达180艘海轮的庞大船队,扮演了最初中介贸易的主角。
据记载，1596年从威尼斯寄往荷兰的一包样品，曾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人见到过的最早咖啡豆。有传说，因为当时咖啡在西欧十分稀罕，最初竟还有德国家庭主妇用鸡汤来做咖啡的笑话。据学者推测，在16世纪末繁荣的调味原料进出口贸易中，有不少来自东方的咖啡豆开始经贸易发达的威尼斯源源不断地进入欧陆。
咖啡在欧陆上流社会，尤其是新兴的城市有产阶级沙龙里大受欢迎。渴望开拓市场和冒险的西方海上贸易商人，由此一发而不可止，用远洋海船把土耳其咖啡长途辗转运往西欧各地。
1624年后，大批咖啡陆续到达阿姆斯特丹、汉堡、伦敦、马塞等重要港口。但由于路程遥远和当时海运能力的限制，咖啡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是经过跨越东部巴尔干半岛的陆路。不过在这条大道上，最先奔驰的却是奥斯曼帝国大举西征的战车。地处中欧的奥地利帝国是抵挡弯刀横扫东欧的土耳其人进入阿尔卑斯山腹地的最后防线，同时无意中也成为接受“东方”式咖啡文化的前站。
自1529～1683年，奥斯曼大军几度挥师西进，兵临维也纳城下，围攻这个中欧头号帝国的首都达数年之久。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咖啡铺里最热衷的常客：行旅商人、周游传教的乐师、军官、法院神职人员和年轻热血的学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属于这场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欧洲远征的中坚。不言而喻，他们往日的咖啡嗜好也自然而然地被带到了遥远的多瑙河畔的前沿阵地。在最初的轮番攻坚受挫之后，围城扎下了长期驻守的营寨，也搭起了不可缺少的咖啡帐篷。热气喷香的家乡咖啡成了他们在异国消磨无聊的时光和抵御北部严寒的秘方，同时也带来了一笔利润可观的生意。因为当漫无尽头的围城战役变成了纯粹的外交桌上马拉松游戏之后，连战场对面的奥军官兵和维也纳市民也禁不住不断飘来的咖啡浓香和种种传闻的诱惑，不时越过早就没有刀光剑影的火线，进入土耳其人的营帐品尝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令人兴奋不眠的“黑色饮料”。军营无形中成了变相的咖啡铺和交易场所，一批批咖啡豆被精明的土耳其商人悄悄运过名存实亡的战地防线，涌进了维也纳和它背后广阔的欧洲地区。这实际上也是以后西方百年不断的大规模咖啡走向的开始。难怪维也纳流传着一句老话“欧洲挡得住土耳其人的弯刀，挡不住土耳其人的咖啡”。
历史似乎是应验了这个断言，在战线南端不远的威尼斯1645年出现了全欧首家街头咖啡馆，1656年来奥国议和的土耳其特使卡哈·穆特巴夏更是劳师动众，带着300多个随员和全套东方奢侈品，包括咖啡正式进入维也纳城，拜见奥地利皇帝。随团的两位技艺高超的咖啡厨师几乎每天都是特使宴上惹人注目的主角。他们不但烹调各式可口的咖啡，而且展览富有豪华色彩的品尝咖啡的东方仪式和绚丽考究的咖啡餐具，成为轰动整个首都的新闻。维也纳全城仿佛都卷进了一场不可遏止的咖啡热，特使府里贵宾盈门，门前的广场上也支起桌椅，款待过路客人和市民。据记载，仅请客消耗的咖啡每天就达几十千克之多。这场历时数月成果辉煌的咖啡外交，4年后在欧洲另一强国法兰西首都巴黎再度重演，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赢得了战场上得不到的近20年喘息备战的时间，而欧洲则从自己对手那里得到了或许是更为宝贵和长久的咖啡文化的精华。维也纳和巴黎后来成为西方城市咖啡馆发展中引领潮流的两大翘楚，这大概也与这段历史有着不可忽视的渊源关系。
1683年奥斯曼大军再度卷土重来，同年在重兵围困下的维也纳街头，出现了第一家公开营业的咖啡馆，以精悍出众的亚美尼亚商人约翰·迪奥达（JohannseKiodato）为首的通晓欧洲和土耳其语言的商人，在战时不光为奥地利军队担任翻译和向导，而且也在火线两边从事获利惊人的咖啡贸易，在满足他们自己经营的咖啡馆需要的同时，还为许多贵族和富有市民家庭沙龙咖啡聚会解决了原料短缺的燃眉之急，深得上层人士的青睐。
两年后，奥地利彻底击溃强敌，重新恢复了在巴尔干和东欧的势力范围。作为奖赏，约翰·迪奥达也从皇宫获得了在帝国独家专营咖啡业的特权。这点虽曾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早期维也纳咖啡馆多彩的发展，但他苦心经营的遍布整个庞大帝国的运输和销售网络，却满足了欧洲心脏地区的无数人对咖啡的渴望。后来，他在战时和土耳其人过于密切的关系终于引起了宫廷的猜疑，不得不流亡威尼斯，暂避风头。至此，他的行业垄断也就名存实亡了。几年后，当他得到特赦，匆匆忙忙重返首都的时候，不禁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咖啡业的飞速发展大吃一惊。这些咖啡馆大都是由他的“同乡”或来自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的“土耳其”人开办的，自然而然地带有相当浓厚的“中东”风味：许多街头拐角飘出咖啡热香的狭窄店堂里，还可以看见君士坦丁堡咖啡铺里特有的靠墙的长板凳，烧柴的咖啡炉，里面的客人也大部分是来自附近市集的摊贩、工匠和异乡谋生的手艺人。严格地说：这些还只能算是小小的简易咖啡铺子。
那时，中上层社会的人们还陶醉在自己家里封闭的私人咖啡圈子里，热衷于最初经济成功的自由市民阶级还未成为左右社会政治的力量。今天人们所熟悉的，或者想象中的高雅、舒适、具有开放的社交沙龙气氛的纯欧洲风格的咖啡馆，在当时还要等待大约50年的时间——直到市民意识普遍觉醒的启蒙主义时代，才真正开始登上维也纳和其他西方城市生活的舞台中心。
巴黎：“两个丑八怪”咖啡馆
“两个丑八怪”坐落在圣日耳曼小广场边上，在成千上万家巴黎咖啡馆里，它上了各语种的巴黎导游书，因为它是塞纳河左岸出了名的作家咖啡馆，甚至巴黎文学圈还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文学奖，也叫“两个丑八怪”。
其实那“两个丑八怪”，却是店堂里的两个木头人雕像，两个尖嘴猴腮的人，穿了中国清朝的衣服，留了奸诈的八字胡。
从前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常常去那里会朋友、读书、高谈阔论和写作，没有成名的天才在这里把自己最重要的成名作三文不值两文地卖给出版商。没有钱住好房子的人，一早就来到这里，帮酒保一起放下昨夜翻起在咖啡桌上的椅子，然后买一杯牛奶咖啡就开始写作，省了暖气的钱，就像海明威在1921年到1926年在圣日尔曼广场的咖啡馆里度过的写作生涯一样。但还有别的原因，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咖啡馆已经形成的自由无拘、畅所欲言的气氛。别的桌上嗡嗡的细小谈话声，刺激着自己倦怠的思想，激发着自己想表达的愿望，偶尔进来坐在门边等人的年轻姑娘，以浑然不知的姿态，打开了海明威的思路，“也许我可以把她写到小说里去。”他这么想。灵感突然来了：意念，细节，故事，紧跟着汹涌而生动地汩汩而来。也许这就是巴黎的文人们，把咖啡馆当做是自己家的一个房间的原因。我相信一定有许多人像海明威一样，可最终是海明威出了大名，于是，我们现在就只知道他的故事了。进入“两个丑八怪”，用眼睛找到的是结实粗壮的美国青年，上唇留着剪齐的胡子。
也有人喝醉酒，吵架，调情，用报纸的一角团起来掏耳朵，好像这儿是大家的起居家。在1950年波伏娃给美国情人的信里，她提到在这里写《第二性》时被来找她说话的人干扰的事，因此她决定上午在家里写作了。要是会她的同性恋女朋友，听她说自己写的小说，她们还是到这里，那个丑女人爱着波伏娃，坐在她对面眼泪汪汪地说着自己不求回报的爱情。而波伏娃对奥尔格伦说，自己不得不假装高兴地接受，为了不要太伤她的心。
萨特有一张有名的照片，他低着一对鼓出来的大眼睛在咖啡圆桌前，读放在咖啡杯子旁边的书，这张照片就是在“两个丑八怪”里拍的。那时他已不是一个无名的哲学老师，而是著名的左倾知识分子。现在，照片上的咖啡圆桌还在那里放着。要是你现在走进去说，要一杯加牛奶的咖啡，酒保给你端来的，还是一样的杯子，小碟子上放着把小勺。只是价钱很不一样了，从瑞士来的人也喊贵。但是大家装作很接受的样子，掩饰自己一个外国人吃惊的表情，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怕显出自己乡气。其实这是最彻底的乡气表情。这里的酒保就像真正老派的绅士，小心周到，气宇轩昂，即使是围着白色的长围单，他们看上去还是那么有身份，一举一动合乎章法，他微微俯下身来听你南腔北调的怯懦的法文，如亲王体恤民情一样的高贵而礼貌。让人忘记了自己不是来看法国贵族遗风，而是来找文人们曾经坐过的地方，穿牛仔裤的人赶紧把两条腿往桌子里移进去。等酒保得令而去，再说：“原来这么贵啊，巴黎真的太文化沙文主义了。”
可是，源源不断进来的人还是把所有的桌子都占满了。
我邻座的美国人，就要了那样一大杯咖啡，然后，从外衣里拿出照相机，照相。他是个中年人，头发灰白，米色的细帆布长裤，灯芯绒的便服，是普林斯敦老师的打扮。眼见得他的脸色渐渐虔诚起来，是幻想这位子上也许就坐过萨特吧。也许他在几十年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在他的作业上阐述过对“他人是地狱”的理解。而我们知道萨特，已经是80年代了，我们差不多是中国第一代在自己的成熟过程中热衷于存在主义理论的学生。夏天的学校图书馆里，总可以见到几乎缩到椅子里的入了迷的学生，一手捧着萨特的书，一手摩着腿上的蚊子包，用指甲在上面掐出不少印子。那是一个人在热忱的青年时代亲近过的理论，不满于传统世界观的青年们，曾经想要用它来把握将要进入的大千世界。
萨特就曾坐在这里与人讨论，当时据说还有纪德和加缪，而我们现在也和他坐在一个空间里，只是他已经不在这里。关于他的回忆，在差不多每个客人的心里，像鸟一样被激活，飞在小小的、圆圆的咖啡桌子上方。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形下读萨特的书，或者羡慕着萨特与波伏娃的感情和生活方式，是结伴来的客人的话题，“我知道萨特，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的哥哥是哲学系的学长，让我想想，是30年以前的事了呢。”我听到这样的谈话从邻座传过来。萍水相逢的人，因为这样的谈话分享了别人的一点点过去。
也有人只是看着大玻璃外面的街道人来人往，也有人不停地走进对面的啤酒馆里去，那里常常有大出版社的编辑约作者谈书稿，听说无人引见的无名作家也会在那里守株待兔，希望在吧台上巧遇心仪的编辑，开始转运。也许会有人想到同在巴黎生活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并不常到咖啡馆去，在《物质生话》一书中她解释说，“没有合适的衣服。”
什么才是对咖啡馆来说合适的衣服呢？
大概杜拉斯指的是有助于向咖啡馆里别的人展示自己有多少自由个性的衣服吧。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自己穿什么去咖啡馆，只要不穿晚礼服就行。要是注意去咖啡馆的仪式，大多数时间只是一个人在家里孤独写作的女人，一旦开始写长篇小说，就会有几个月无法定下心来仔细照镜子的女作家，真的不会有太多表现自己个性的衣服。可如果对于想精确地表达自己又非常在意的话，对于自己不能成为自己喜欢的咖啡馆里的风景，会感觉沮丧吧？其实这也许不光是对自己深感兴趣的女作家的心情，也是一些住在圣日耳曼广场附近大房子里的女子的趣味。据说在下午，有过风霜阅历、有闲也有钱的女子常常精心打扮以后去固定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像一个熟透了的果子一样，散发着漫长成长经历的气味，惹人注意。
这里的酒保可以算得上是最稳重的人了，他站在哧哧作响的牛奶蒸汽机前，透过袅袅的热气淡然地望着客人们乱忙，多少自己以为是绝世天才的人在这里头破血流，又有多少看上去最好劝他当晚就回家的人，日后果然功成名就，比如海明威，比如毕加索，比如列宁，比如梵高。他从做这份差事开始，就坐看沧海桑田，学会了不动声色。连警察也学会了不对泡咖啡馆的人认真。1917年的某个冬日，一个落拓的天才在激愤之中一下子把自己脱光了，冲到外面大街上，警察只是过来问他冷不冷。
现在来这里的人，个个扬着头，好像在闻空气里面那些渴望成功的激情，灵感迸发的迷乱和梦想成真的大喜。个个拿眼瞟着别人，想看出来在座的有谁可能是下一个萨特。
这时，来了一个下午卖报纸的人，抱着一大堆法文报纸，一个桌子一个桌子走过去，大家都摇头。这时我发现，原来现在坐满这里的，全是来巴黎的旅游者，没几个人能说法国话，连酒保招呼客人，也第一句就说英文。这里现在是旅游的一个景点了，没有人会在这里看法文报纸。
等在这里准备不再错过第二个萨特的人们，可以去演《等待戈多》，它的作者贝科特，也是当年常常在此流连的人。只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而原来他们留下来的法国牛奶咖啡香混合着灵感与激情的空气，也被回绝卖报人的声音所搅散了。
索伦托：河畔咖啡馆
瑞士索伦托文学节给每人一些代价券，凭它，在这古老的小城里吃饭、泡咖啡馆，都可以少付钱。可大多数人还是把它们用到河畔咖啡馆去了，那在古代粮仓对面的咖啡馆一到黄昏就挤满了人，温暖的空气里充满了说话声。5月的天气，在铺圆石头的老城里，大家都喜欢坐在外面，其实里面也坐满了人，要是有记者采访或者要谈版权，大多数人会选在里面，安静一点，也可以专心一点。瑞士人常常有又薄又尖的大鼻子，从眉心那里就高高地隆起来，像半把剪刀。要是光从右面来，他们的左脸上，就会有一大条鼻子的阴影。在咖啡馆的灯下，两个人在小桌上鼻子对着鼻子，像是兵戎相见，可其实却是在说心里说。房子里面保留着从前的宽木头地板，木头屋椽，深深的小木头窗，和从前的幽暗。
老朋友
在咖啡馆里，常常看到老远有人发出一声大叫，然后两个人抱在一起，两个老朋友见面了。瑞士在索伦托已经办了十八年的文学节，有的人一辈子，只在这里才能见面。而我是新人，因为书在瑞士出，代替瑞士去拿奥地利的德文书奖，才来参加，也许一辈子就参加这么一次。所以我的桌子前很安静。
我看着那张有两个人抱在一起的咖啡桌子，那里很热闹，好像一大群老朋友聚首了。听人说，她们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作家，许多瑞士大学学文学的学生的必读书单上，都有她们的书。可是要走在苏黎士的大街上，我也会以为她们是家庭妇女，提前退休的小职员，或者被孩子折磨得精疲力尽的小学教师。她们穿着普通的棉布衣服，黄色的头发哩哩啦啦从头顶披挂下来，脸上带着心烦的神情，好像被生活追赶着，有点狼狈。只是眼晴有所不同，她们的眼睛有一点像鸟，警觉，敏感，那里面还有一种温和的诗意，可也像鸟一样一触即飞。她们一定知道四周有人在看她们，读过她们的书的人，喜欢她们的书的人，还有希望认识她们的人，可她们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照旧说笑。只是慢慢地，在她们的神情里多了谨慎和不自在，还有没有好好掩盖住的得意。到底她们不是娱乐圈里的人，不习惯让别人那么赞美地看着，她们一心想着不把别人的喜爱当回事，也一心想着最好把自己出色的地方多表现出来。很快，她们那一桌子上的人，个个都累了。于是，个个脸上都能看出一些恼怒的样子。我想，她们心里是在想，我凭什么要为别人做一个偶像。
外面的长桌子上有一个黑发的男子，是从意大利语区来的作家，非常英俊健壮。穿粗布长裤，印度的白纱布衫，手臂上绕着一大块打了小钉子的皮革，很艺术化。他身边总有女孩子跟着，年轻的女孩子总是也做出叛逆的样子来，也做出对四周的人不屑一顾的样子来，那是追随着性感男作家的年轻女孩子的经典表情，有一点点神经质，因为那个半公众化的角色也不那么好当。我和他一起去过一所学校演讲，他连说带唱，声音洪亮，下面的女孩子们一直在为他欢呼。他的演讲，是我所听到的演讲里面最热烈的，比索因卡的还要好。后来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他的书写得非常现代，又非常有意大利语区的风情，年轻人喜欢。因为他好看，因为他出色，因为他年轻，所以他有一往无前的气概，他在和一个巴塞尔来的年轻女记者讨论文学，滔滔不绝，眼光很迷人。
他旁边的桌子上坐着一个女人，她在文学节开幕晚宴上和我同桌，我们聊过天，因为我们的书是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她是职业作家，写小说。她有一对睁得很大的眼睛，好像有点惊恐。那天她说她的书卖得不错，可挣得不多，要不是她丈夫工作，他们会有经济问题。可她还是喜欢写书，真的喜欢。她写给青年人看的书，自己的孩子不看，因为不喜欢看，孩子对她说这种主题在青少年中已经过时了，她当然受到打击，可还是想写下去，只是从此在书出版以前，再也不露给自己的孩子看。
现在，她用那对惊恐的眼睛看着另一个女人，一边认真地在说什么，细细的手指握着一杯干邑酒。她的手指非常细薄柔软，指甲剪得很干净，也不涂任何东西，贫血似的苍白着。那是中年女作家常常有的手指，内心易感和易伤，对生活和自己的事业有些焦虑与隐忍的失意，还有相当脆弱的自尊心，都经由这样的手指泄露出来。那个女人是一个插图画家，手指也是细细的，她的画里充满了细节，是我非常喜欢的，在文学节上，有她的一个小画展。她也说挣得不多，永远不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她在听作家说着什么，不停地安慰着什么似的点头，也许在一对大睁着的眼睛的注视下，你不得不使劲点头。
上午咖啡下午茶
作者：贾平凹等
英国重茶轻咖啡
印象中的印度人都是喝茶，特别是奶茶。萨吉亚提雷的电影里处处可见。英国人设东印度公司，最大宗产品就是茶，加尔各答和孟买既是转运地，当然也喝茶。不过印度茶比英国甜得多，奶味又重，简直不像在喝茶。这可能和印度人嗜甜有关。印度馆子里的甜点和中东糕饼店的甜食，不仅做法像，而且一样甜得叫人没法下口。
其实印度人也喝咖啡的，咖啡从埃塞俄比亚开始，沿着印度洋传至中东和印度，时间远比茶传到英国要早。到现在，南方印度还喝着咖啡。这或许和产地有关，咖啡算是热带植物，必须又热又湿，海拔又高的地方才种得出好咖啡，难怪哥伦比亚、巴西的咖啡举世闻名。
南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也出咖啡，可惜质地差一些，可能是产地海拔不够高。
英国可能是西方少数重茶轻咖啡的国家。午茶那一套，优雅得近乎繁琐的仪式，几乎成了帝国遗风的象征。英国人骂顽固的保守派为“硬得像柏油路沙砾层的保皇党”。而这些保皇党出现在讽刺漫画里的造型，经常就是礼帽、雪茄及身倚午茶桌旁。
午茶几乎成了英国人的刻板印象，美国电视里出现英国人角色，多半都要安排她喝上两杯茶，比如珍·西摩儿。高傲的英国人混迹美国，也还是坚持喝茶，一再声称自己没法享受咖啡。
咖啡馆像大学
英国人其实是喝咖啡的，至少在十七八世纪是。当时，咖啡被认为是哲思饮品的民主的象征。伦敦的咖啡馆充斥着文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只要花上几分钱，人人都可以踏进烟雾弥漫的咖啡馆，处处听见丘吉尔或萧伯纳式的英国机智隽语，所以咖啡馆又被称作是“一分钱大学”（PennyUniversities），并且有文为证：“大学之伟大，吾思莫如于此，入此地可身如学者，惟仅费一文钱。”
20世纪60年代的台北咖啡馆流行情人座，在压抑的环境里提供亲密空间，这其实可以远溯至十七八世纪的英国咖啡馆。当时的咖啡馆为求有别于一般乡村酒肆的散座一室，特别隔出一排包厢座。今天纽约一些老式卖咖啡和欧式早餐馆子，也还保留着这种包厢设计。侍者穿梭其间，续添咖啡。旁边有个镶铜边的小盒子，上镌“保证机敏”（ToInsurePromptness），翻成今日现行语言，就是小费的意思。这也是给小费这种阶级社会恶习的起源。英国咖啡馆一直流行到皇家股票交易所的时代。股市经纪人一下班就往咖啡馆去，一直到今天，伦敦交易所的职员还被唤作“侍者”（Waiter），像咖啡馆的跑堂一样。
可惜东印度公司出来后，大力推广喝茶。因为一则冲泡容易，在家只要烧上开水就行，不像咖啡，又焙又磨又煮；再则是经济上划算，有殖民产地可以剥削，船运又快捷方便，不像从中东亚洲进口咖啡那样昂贵麻烦。
文化随着经济走，咖啡文化在英国算是完蛋了，只剩下一些咖啡馆，让学者当做是“后复辟时期”英国建筑来研究。
英国咖啡没落，爱尔兰倒还保留一点成绩，至少翻开饮品单，还可以发现“爱尔兰咖啡”。“爱尔兰咖啡”的特色在加入了一小杯的威士忌，想必是强调祛寒保暖的功用，就连特别盛用的高脚杯也都是先温过的。
爱尔兰又冷又湿又多雨雪，冬天不喝点酒就没法在路上走。电影或文学作品和俄国的一样少不了有几个酒鬼混在里头。
美酒加咖啡
咖啡里头加酒，其实并不罕见，欧式咖啡比如CafeBrulot就以加白兰地著名，效果一样刺激，并且还甜一些，尤其又放进肉桂丁香橘皮，小小一杯不加水，浓缩得像喝川贝枇杷膏。
从前国语歌里有一首情歌《美酒加咖啡》，大概是作者自我推想，取其又苦又醉人的可能性，不知道真正加起来的结果是甜得恼人。
20世纪50年代台湾还在美军文化的影响下，美式咖啡就算是顶尖时髦，还没其他啰哩吧唆的讲究。
咖啡加肉桂还有一款，叫“帝王咖啡”，有时也叫“东方咖啡”，大概因为肉桂是从中国和中南半岛传去的关系。做法是将肉桂条泡入咖啡一小时，喝起来像加了一味不知名的中药。
肉桂在中国烹饪里用得不多，就是用了也大都食而不察。到了西方，肉桂反倒流行起来，特别是制作糕点，几乎都少不了它，比如肉桂苹果糕。花草茶里也少不了肉桂，甚至酒里也有可能。有一次到加拿大卡尔格利滑雪，赫然在圣诞节蛋酒里，发现一段肉桂条。
咖啡加八角
咖啡加料，顶多就是糖和牛奶，像加肉桂这一类东西，简直就是创举。不像花草茶，什么都加得进去。这可能是因为咖啡本身味道已经很强，很难另添风味。不过勇于试验的还是不少。纽约格林威治村一家著名乐馆“蓝调”的对面，就有一家咖啡屋以口味多款著名。
这家咖啡屋以老旧的纽约时报糊墙，映着昏黄灯泡，透出纽约客老气横秋的气派，吸引一堆日本观光客排队。我们每次光顾，一定要点个不同名字的饮料尝鲜，边喝边猜成分。有一次喝到一种熟极却无从说出的味道，结果在杯底找到了答案——中国菜里常常用的五香八角。
咖啡其实是香味强于口味，如果不加上糖和奶精，实在算不上一种好喝的饮料，只适合冬天出游，在外头冷得半死时叫一杯来取暖。在美国，热饮料几乎没有，只有咖啡热腾腾的香气，格外使人精神一振。我几次喝咖啡的美好印象，几乎都和冷天有关，与“望梅止渴”的救急意义其实颇一致。
当然，喝咖啡还有另一层精神意义，它可以帮助群体认同，建立群体情调。50年代的“野人”和“明星咖啡屋”到现在都还是那一代人常挂嘴边，证明自己存在主义身份的口令，用来倚老卖老和瞧不起下一代。
我有一次到芝加哥大学附近咖啡馆吃早餐，赫然发现满室男女西装革履，架着眼镜读报看书，偶尔优雅地轻声细语讨论政经。印象之深，使我日后一听见芝加哥学派，立刻觉得空气中嗅得出那天早晨的咖啡气味。
咖啡最早的故乡离欧洲大陆十分遥远，而且来历扑朔迷离。
如果从近代举世著称的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等地的咖啡馆名城追根寻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它最初由巴尔干半岛陆路和大西洋海路分头进入欧洲的历史。这两条相隔千里的“咖啡之路”都曲折地通向一个“东方”的起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不过，1505年征服西亚和埃及的土耳其人，虽然算得上世界最早嗜饮咖啡的民族，他们远征的铁蹄和商旅使当时在阿拉伯半岛种植的咖啡超越了旧日疆界，成为流行整个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高级饮料。但是，这里和阿拉伯半岛都还不是咖啡的原始发源地，故事的真正前奏还是在奥斯曼帝国崛起前的东非热带海岸拉开序幕的。
关于咖啡最早的传闻，源于13世纪中叶，各个文化对咖啡的起源都有自己的传说版本。
在阿拉伯地区流传一个奇闻：著名宗教人物奥尔士曼被人陷害，被放逐到人迹罕至的野山戈墅。那里气候酷热，没有任何人知道有什么植物可以果腹。饥饿至极的奥尔士曼只能在岩石间的灌木丛里采撷一种从未见过的红色果实烧煮充饥。没想到这种野果芳香而又苦涩的汤汁竟然使他和已濒临死亡的同伴恢复了生气和精力。一些被放逐在荒山里的麻疯病人远循着香味聚拢过来，喝了他煎煮的黑色汤汁后，也奇迹般地减轻了病痛，逐渐康复。
消息传开，石破天惊，信教的人们都把这看成是神圣的阿拉显灵，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国君哈里发还恭请无罪的奥尔士曼重返故里，并奉送一座宫殿，表彰他发现神树的功勋。据传，由此而栽种的植物就是人们后来熟悉的咖啡树。这只是当地许多咖啡传奇中的一例。有的传闻更把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描写成有史以来喝咖啡的第一人。
在欧洲人的传说里，它的发现又被归功于最早前往阿拉伯半岛也门创立修道院的传教士们：他们发现自己喂养的家畜兴奋反常，彻夜跳跃不眠，循着放牧的路线，细细查寻，才在无意中发现了路旁这种具有神奇刺激作用的植物……
传说众口纷纭、风靡世界的咖啡，起源史上却有一个迷云笼罩的“空白”。咖啡兴奋提神的魔力更使它从开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化的原始面纱，对于它的摇篮时期，历史学家们所知甚微。严格地说，西方对咖啡的认识是从16世纪以后才开始的。尽管中世纪十字军东征以后，西欧对近东和阿拉伯地区兴趣日浓，“东方旅行”十分时髦，但从最早横跨欧亚的马可·波罗到其他东行传教士和商旅的报告里都未发现有关咖啡的只言片语。直到1582年，留学意大利的医生和植物学家列奥哈特·豪沃尔夫（LeonhartHauwolf）才在东方札记里第一次提到生长在也门的咖啡树。至于咖啡这个字眼，最早在欧洲出现于1609年的英国报纸上。另一方面，在咖啡的故乡东非以及阿拉伯地区，除了口头流传的故事外，人们也很难找到15世纪以前咖啡的足迹，可靠的记载寥寥无几。
跟沿袭千年的东方茶文化相比，咖啡文化的历史可谓相当短暂，且身世模糊，虽然它在西方文明发展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流行饮料。正是为此，信奉欧洲中心主义的早期西方历史和宗教学者都想方设法，引经据典，力图把它的历史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否定它的东方“血统”。他们对《圣经》和古希腊故事“考证”连篇，论定《荷马史诗》中美女海伦娜用来引诱众英雄的“黑汤”就是咖啡。《日约》里的圣人也曾尝过咖啡，一下子把咖啡历史推前了几乎两千年，而且理所当然的属于欧洲古文明的一部分。
这种现在看来近乎荒唐的“历史学论着”，让人想到这些自负的学者们当年讳言的一个现实乃是欧洲人格外重视的饮料文化，实际上大都源于其他古老的文明地区。咖啡、可可、茶，没有一种流行的非酒类饮料植物是在欧洲大陆土生土长的！
今天，咖啡的起源地已被专家们公认为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的高热山区，对于久闻殖民时代以来拉丁美洲咖啡之国盛名的普通人来说，这也许很陌生。不过，在这红海沿岸遗留下来的古老地名卡发省（Kaffa），让人联想到它作为咖啡发祥地的正宗地位。在赤道附近的高原、湖泊和群山峭崖之间，曾密密生长着百年绵延的大片缀满红果的灌木丛——野咖啡树。由于史料的缺乏，人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当地土著居民始终对这种神秘的植物敬而远之、保持距离。在可以找到的最久远的阿拉伯文记载里，咖啡也是作为药物甚至毒品出现的。没有人知道，具体在什么时候，又是谁，最早把这种咖啡树越过海峡带到了隔海相望的阿拉伯半岛，在也门大面积栽种，出售，使它慢慢成为当地风行一时的日常饮料。也许是一个周游四方的阿拉伯调料商人，或是到处浪迹的叙利亚的毒品贩，或是一个水手……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咖啡离开它孤寂的高原走向广阔的世界，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影响这个世界的命运就这样被确定无疑了。
咖啡树在也门的土地上生长出人意料的茂盛，下种后4年才能收获的咖啡豆连年高产，跻身于咖啡业的雄心勃勃的商人们，不再满足于从圣地麦加到开罗的阿拉伯市场。当15世纪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日趋没落的时候，“阿拉伯的咖啡豆”却跃跃欲试地跨出了国界。恰在此时，北部强大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大军南下，占领了开罗和东非的大部分地域，土耳其人嗜饮咖啡的传统也就由此开始了。在这之后的整整一个世纪，奥斯曼帝国直至地中海巴尔干半岛的广大疆域，发达的贸易，加上对欧洲中心奥地利等国不断的大规模军事攻势，为咖啡向西方的扩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1530年，帝国北方的大马士革出现了第一家咖啡馆。1554年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咖啡已经成为街谈巷议中的“黑色金子”，十分流行。短短数年间，从古老的君士坦丁堡到高加索，从波斯湾到布达佩斯，在整个帝国的两百多个城市都拥有不同数量的咖啡铺，而连接这些城市的穿过沙漠荒野的道路沿途也到处都有可以移动的“咖啡帐篷”，为络绎不绝的商旅和军队服务。
另一方面，从海上和陆路涌向近东的越来越多的西方探险家、商人和外交官也开始频频拜访街上浓香扑鼻的“土耳其咖啡馆”，兴奋不已地把褐色的咖啡豆当做一种新发现的东方奢侈品，经各种渠道带回自己远在地中海另一端甚至濒临大西洋的故国。
在咖啡西行的漫漫路途上，曾隶属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港城威尼斯和隔着亚得里亚海相对的杜布尼可港（Dubrovnik）以其多达180艘海轮的庞大船队,扮演了最初中介贸易的主角。
据记载，1596年从威尼斯寄往荷兰的一包样品，曾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人见到过的最早咖啡豆。有传说，因为当时咖啡在西欧十分稀罕，最初竟还有德国家庭主妇用鸡汤来做咖啡的笑话。据学者推测，在16世纪末繁荣的调味原料进出口贸易中，有不少来自东方的咖啡豆开始经贸易发达的威尼斯源源不断地进入欧陆。
咖啡在欧陆上流社会，尤其是新兴的城市有产阶级沙龙里大受欢迎。渴望开拓市场和冒险的西方海上贸易商人，由此一发而不可止，用远洋海船把土耳其咖啡长途辗转运往西欧各地。
1624年后，大批咖啡陆续到达阿姆斯特丹、汉堡、伦敦、马塞等重要港口。但由于路程遥远和当时海运能力的限制，咖啡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是经过跨越东部巴尔干半岛的陆路。不过在这条大道上，最先奔驰的却是奥斯曼帝国大举西征的战车。地处中欧的奥地利帝国是抵挡弯刀横扫东欧的土耳其人进入阿尔卑斯山腹地的最后防线，同时无意中也成为接受“东方”式咖啡文化的前站。
自1529～1683年，奥斯曼大军几度挥师西进，兵临维也纳城下，围攻这个中欧头号帝国的首都达数年之久。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咖啡铺里最热衷的常客：行旅商人、周游传教的乐师、军官、法院神职人员和年轻热血的学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属于这场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欧洲远征的中坚。不言而喻，他们往日的咖啡嗜好也自然而然地被带到了遥远的多瑙河畔的前沿阵地。在最初的轮番攻坚受挫之后，围城扎下了长期驻守的营寨，也搭起了不可缺少的咖啡帐篷。热气喷香的家乡咖啡成了他们在异国消磨无聊的时光和抵御北部严寒的秘方，同时也带来了一笔利润可观的生意。因为当漫无尽头的围城战役变成了纯粹的外交桌上马拉松游戏之后，连战场对面的奥军官兵和维也纳市民也禁不住不断飘来的咖啡浓香和种种传闻的诱惑，不时越过早就没有刀光剑影的火线，进入土耳其人的营帐品尝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令人兴奋不眠的“黑色饮料”。军营无形中成了变相的咖啡铺和交易场所，一批批咖啡豆被精明的土耳其商人悄悄运过名存实亡的战地防线，涌进了维也纳和它背后广阔的欧洲地区。这实际上也是以后西方百年不断的大规模咖啡走向的开始。难怪维也纳流传着一句老话“欧洲挡得住土耳其人的弯刀，挡不住土耳其人的咖啡”。
历史似乎是应验了这个断言，在战线南端不远的威尼斯1645年出现了全欧首家街头咖啡馆，1656年来奥国议和的土耳其特使卡哈·穆特巴夏更是劳师动众，带着300多个随员和全套东方奢侈品，包括咖啡正式进入维也纳城，拜见奥地利皇帝。随团的两位技艺高超的咖啡厨师几乎每天都是特使宴上惹人注目的主角。他们不但烹调各式可口的咖啡，而且展览富有豪华色彩的品尝咖啡的东方仪式和绚丽考究的咖啡餐具，成为轰动整个首都的新闻。维也纳全城仿佛都卷进了一场不可遏止的咖啡热，特使府里贵宾盈门，门前的广场上也支起桌椅，款待过路客人和市民。据记载，仅请客消耗的咖啡每天就达几十千克之多。这场历时数月成果辉煌的咖啡外交，4年后在欧洲另一强国法兰西首都巴黎再度重演，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赢得了战场上得不到的近20年喘息备战的时间，而欧洲则从自己对手那里得到了或许是更为宝贵和长久的咖啡文化的精华。维也纳和巴黎后来成为西方城市咖啡馆发展中引领潮流的两大翘楚，这大概也与这段历史有着不可忽视的渊源关系。
1683年奥斯曼大军再度卷土重来，同年在重兵围困下的维也纳街头，出现了第一家公开营业的咖啡馆，以精悍出众的亚美尼亚商人约翰·迪奥达（JohannseKiodato）为首的通晓欧洲和土耳其语言的商人，在战时不光为奥地利军队担任翻译和向导，而且也在火线两边从事获利惊人的咖啡贸易，在满足他们自己经营的咖啡馆需要的同时，还为许多贵族和富有市民家庭沙龙咖啡聚会解决了原料短缺的燃眉之急，深得上层人士的青睐。
两年后，奥地利彻底击溃强敌，重新恢复了在巴尔干和东欧的势力范围。作为奖赏，约翰·迪奥达也从皇宫获得了在帝国独家专营咖啡业的特权。这点虽曾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早期维也纳咖啡馆多彩的发展，但他苦心经营的遍布整个庞大帝国的运输和销售网络，却满足了欧洲心脏地区的无数人对咖啡的渴望。后来，他在战时和土耳其人过于密切的关系终于引起了宫廷的猜疑，不得不流亡威尼斯，暂避风头。至此，他的行业垄断也就名存实亡了。几年后，当他得到特赦，匆匆忙忙重返首都的时候，不禁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咖啡业的飞速发展大吃一惊。这些咖啡馆大都是由他的“同乡”或来自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的“土耳其”人开办的，自然而然地带有相当浓厚的“中东”风味：许多街头拐角飘出咖啡热香的狭窄店堂里，还可以看见君士坦丁堡咖啡铺里特有的靠墙的长板凳，烧柴的咖啡炉，里面的客人也大部分是来自附近市集的摊贩、工匠和异乡谋生的手艺人。严格地说：这些还只能算是小小的简易咖啡铺子。
那时，中上层社会的人们还陶醉在自己家里封闭的私人咖啡圈子里，热衷于最初经济成功的自由市民阶级还未成为左右社会政治的力量。今天人们所熟悉的，或者想象中的高雅、舒适、具有开放的社交沙龙气氛的纯欧洲风格的咖啡馆，在当时还要等待大约50年的时间——直到市民意识普遍觉醒的启蒙主义时代，才真正开始登上维也纳和其他西方城市生活的舞台中心。
巴黎：“两个丑八怪”咖啡馆
“两个丑八怪”坐落在圣日耳曼小广场边上，在成千上万家巴黎咖啡馆里，它上了各语种的巴黎导游书，因为它是塞纳河左岸出了名的作家咖啡馆，甚至巴黎文学圈还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文学奖，也叫“两个丑八怪”。
其实那“两个丑八怪”，却是店堂里的两个木头人雕像，两个尖嘴猴腮的人，穿了中国清朝的衣服，留了奸诈的八字胡。
从前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常常去那里会朋友、读书、高谈阔论和写作，没有成名的天才在这里把自己最重要的成名作三文不值两文地卖给出版商。没有钱住好房子的人，一早就来到这里，帮酒保一起放下昨夜翻起在咖啡桌上的椅子，然后买一杯牛奶咖啡就开始写作，省了暖气的钱，就像海明威在1921年到1926年在圣日尔曼广场的咖啡馆里度过的写作生涯一样。但还有别的原因，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咖啡馆已经形成的自由无拘、畅所欲言的气氛。别的桌上嗡嗡的细小谈话声，刺激着自己倦怠的思想，激发着自己想表达的愿望，偶尔进来坐在门边等人的年轻姑娘，以浑然不知的姿态，打开了海明威的思路，“也许我可以把她写到小说里去。”他这么想。灵感突然来了：意念，细节，故事，紧跟着汹涌而生动地汩汩而来。也许这就是巴黎的文人们，把咖啡馆当做是自己家的一个房间的原因。我相信一定有许多人像海明威一样，可最终是海明威出了大名，于是，我们现在就只知道他的故事了。进入“两个丑八怪”，用眼睛找到的是结实粗壮的美国青年，上唇留着剪齐的胡子。
也有人喝醉酒，吵架，调情，用报纸的一角团起来掏耳朵，好像这儿是大家的起居家。在1950年波伏娃给美国情人的信里，她提到在这里写《第二性》时被来找她说话的人干扰的事，因此她决定上午在家里写作了。要是会她的同性恋女朋友，听她说自己写的小说，她们还是到这里，那个丑女人爱着波伏娃，坐在她对面眼泪汪汪地说着自己不求回报的爱情。而波伏娃对奥尔格伦说，自己不得不假装高兴地接受，为了不要太伤她的心。
萨特有一张有名的照片，他低着一对鼓出来的大眼睛在咖啡圆桌前，读放在咖啡杯子旁边的书，这张照片就是在“两个丑八怪”里拍的。那时他已不是一个无名的哲学老师，而是著名的左倾知识分子。现在，照片上的咖啡圆桌还在那里放着。要是你现在走进去说，要一杯加牛奶的咖啡，酒保给你端来的，还是一样的杯子，小碟子上放着把小勺。只是价钱很不一样了，从瑞士来的人也喊贵。但是大家装作很接受的样子，掩饰自己一个外国人吃惊的表情，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怕显出自己乡气。其实这是最彻底的乡气表情。这里的酒保就像真正老派的绅士，小心周到，气宇轩昂，即使是围着白色的长围单，他们看上去还是那么有身份，一举一动合乎章法，他微微俯下身来听你南腔北调的怯懦的法文，如亲王体恤民情一样的高贵而礼貌。让人忘记了自己不是来看法国贵族遗风，而是来找文人们曾经坐过的地方，穿牛仔裤的人赶紧把两条腿往桌子里移进去。等酒保得令而去，再说：“原来这么贵啊，巴黎真的太文化沙文主义了。”
可是，源源不断进来的人还是把所有的桌子都占满了。
我邻座的美国人，就要了那样一大杯咖啡，然后，从外衣里拿出照相机，照相。他是个中年人，头发灰白，米色的细帆布长裤，灯芯绒的便服，是普林斯敦老师的打扮。眼见得他的脸色渐渐虔诚起来，是幻想这位子上也许就坐过萨特吧。也许他在几十年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在他的作业上阐述过对“他人是地狱”的理解。而我们知道萨特，已经是80年代了，我们差不多是中国第一代在自己的成熟过程中热衷于存在主义理论的学生。夏天的学校图书馆里，总可以见到几乎缩到椅子里的入了迷的学生，一手捧着萨特的书，一手摩着腿上的蚊子包，用指甲在上面掐出不少印子。那是一个人在热忱的青年时代亲近过的理论，不满于传统世界观的青年们，曾经想要用它来把握将要进入的大千世界。
萨特就曾坐在这里与人讨论，当时据说还有纪德和加缪，而我们现在也和他坐在一个空间里，只是他已经不在这里。关于他的回忆，在差不多每个客人的心里，像鸟一样被激活，飞在小小的、圆圆的咖啡桌子上方。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形下读萨特的书，或者羡慕着萨特与波伏娃的感情和生活方式，是结伴来的客人的话题，“我知道萨特，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的哥哥是哲学系的学长，让我想想，是30年以前的事了呢。”我听到这样的谈话从邻座传过来。萍水相逢的人，因为这样的谈话分享了别人的一点点过去。
也有人只是看着大玻璃外面的街道人来人往，也有人不停地走进对面的啤酒馆里去，那里常常有大出版社的编辑约作者谈书稿，听说无人引见的无名作家也会在那里守株待兔，希望在吧台上巧遇心仪的编辑，开始转运。也许会有人想到同在巴黎生活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并不常到咖啡馆去，在《物质生话》一书中她解释说，“没有合适的衣服。”
什么才是对咖啡馆来说合适的衣服呢？
大概杜拉斯指的是有助于向咖啡馆里别的人展示自己有多少自由个性的衣服吧。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自己穿什么去咖啡馆，只要不穿晚礼服就行。要是注意去咖啡馆的仪式，大多数时间只是一个人在家里孤独写作的女人，一旦开始写长篇小说，就会有几个月无法定下心来仔细照镜子的女作家，真的不会有太多表现自己个性的衣服。可如果对于想精确地表达自己又非常在意的话，对于自己不能成为自己喜欢的咖啡馆里的风景，会感觉沮丧吧？其实这也许不光是对自己深感兴趣的女作家的心情，也是一些住在圣日耳曼广场附近大房子里的女子的趣味。据说在下午，有过风霜阅历、有闲也有钱的女子常常精心打扮以后去固定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像一个熟透了的果子一样，散发着漫长成长经历的气味，惹人注意。
这里的酒保可以算得上是最稳重的人了，他站在哧哧作响的牛奶蒸汽机前，透过袅袅的热气淡然地望着客人们乱忙，多少自己以为是绝世天才的人在这里头破血流，又有多少看上去最好劝他当晚就回家的人，日后果然功成名就，比如海明威，比如毕加索，比如列宁，比如梵高。他从做这份差事开始，就坐看沧海桑田，学会了不动声色。连警察也学会了不对泡咖啡馆的人认真。1917年的某个冬日，一个落拓的天才在激愤之中一下子把自己脱光了，冲到外面大街上，警察只是过来问他冷不冷。
现在来这里的人，个个扬着头，好像在闻空气里面那些渴望成功的激情，灵感迸发的迷乱和梦想成真的大喜。个个拿眼瞟着别人，想看出来在座的有谁可能是下一个萨特。
这时，来了一个下午卖报纸的人，抱着一大堆法文报纸，一个桌子一个桌子走过去，大家都摇头。这时我发现，原来现在坐满这里的，全是来巴黎的旅游者，没几个人能说法国话，连酒保招呼客人，也第一句就说英文。这里现在是旅游的一个景点了，没有人会在这里看法文报纸。
等在这里准备不再错过第二个萨特的人们，可以去演《等待戈多》，它的作者贝科特，也是当年常常在此流连的人。只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而原来他们留下来的法国牛奶咖啡香混合着灵感与激情的空气，也被回绝卖报人的声音所搅散了。
索伦托：河畔咖啡馆
瑞士索伦托文学节给每人一些代价券，凭它，在这古老的小城里吃饭、泡咖啡馆，都可以少付钱。可大多数人还是把它们用到河畔咖啡馆去了，那在古代粮仓对面的咖啡馆一到黄昏就挤满了人，温暖的空气里充满了说话声。5月的天气，在铺圆石头的老城里，大家都喜欢坐在外面，其实里面也坐满了人，要是有记者采访或者要谈版权，大多数人会选在里面，安静一点，也可以专心一点。瑞士人常常有又薄又尖的大鼻子，从眉心那里就高高地隆起来，像半把剪刀。要是光从右面来，他们的左脸上，就会有一大条鼻子的阴影。在咖啡馆的灯下，两个人在小桌上鼻子对着鼻子，像是兵戎相见，可其实却是在说心里说。房子里面保留着从前的宽木头地板，木头屋椽，深深的小木头窗，和从前的幽暗。
老朋友
在咖啡馆里，常常看到老远有人发出一声大叫，然后两个人抱在一起，两个老朋友见面了。瑞士在索伦托已经办了十八年的文学节，有的人一辈子，只在这里才能见面。而我是新人，因为书在瑞士出，代替瑞士去拿奥地利的德文书奖，才来参加，也许一辈子就参加这么一次。所以我的桌子前很安静。
我看着那张有两个人抱在一起的咖啡桌子，那里很热闹，好像一大群老朋友聚首了。听人说，她们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作家，许多瑞士大学学文学的学生的必读书单上，都有她们的书。可是要走在苏黎士的大街上，我也会以为她们是家庭妇女，提前退休的小职员，或者被孩子折磨得精疲力尽的小学教师。她们穿着普通的棉布衣服，黄色的头发哩哩啦啦从头顶披挂下来，脸上带着心烦的神情，好像被生活追赶着，有点狼狈。只是眼晴有所不同，她们的眼睛有一点像鸟，警觉，敏感，那里面还有一种温和的诗意，可也像鸟一样一触即飞。她们一定知道四周有人在看她们，读过她们的书的人，喜欢她们的书的人，还有希望认识她们的人，可她们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照旧说笑。只是慢慢地，在她们的神情里多了谨慎和不自在，还有没有好好掩盖住的得意。到底她们不是娱乐圈里的人，不习惯让别人那么赞美地看着，她们一心想着不把别人的喜爱当回事，也一心想着最好把自己出色的地方多表现出来。很快，她们那一桌子上的人，个个都累了。于是，个个脸上都能看出一些恼怒的样子。我想，她们心里是在想，我凭什么要为别人做一个偶像。
外面的长桌子上有一个黑发的男子，是从意大利语区来的作家，非常英俊健壮。穿粗布长裤，印度的白纱布衫，手臂上绕着一大块打了小钉子的皮革，很艺术化。他身边总有女孩子跟着，年轻的女孩子总是也做出叛逆的样子来，也做出对四周的人不屑一顾的样子来，那是追随着性感男作家的年轻女孩子的经典表情，有一点点神经质，因为那个半公众化的角色也不那么好当。我和他一起去过一所学校演讲，他连说带唱，声音洪亮，下面的女孩子们一直在为他欢呼。他的演讲，是我所听到的演讲里面最热烈的，比索因卡的还要好。后来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他的书写得非常现代，又非常有意大利语区的风情，年轻人喜欢。因为他好看，因为他出色，因为他年轻，所以他有一往无前的气概，他在和一个巴塞尔来的年轻女记者讨论文学，滔滔不绝，眼光很迷人。
他旁边的桌子上坐着一个女人，她在文学节开幕晚宴上和我同桌，我们聊过天，因为我们的书是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她是职业作家，写小说。她有一对睁得很大的眼睛，好像有点惊恐。那天她说她的书卖得不错，可挣得不多，要不是她丈夫工作，他们会有经济问题。可她还是喜欢写书，真的喜欢。她写给青年人看的书，自己的孩子不看，因为不喜欢看，孩子对她说这种主题在青少年中已经过时了，她当然受到打击，可还是想写下去，只是从此在书出版以前，再也不露给自己的孩子看。
现在，她用那对惊恐的眼睛看着另一个女人，一边认真地在说什么，细细的手指握着一杯干邑酒。她的手指非常细薄柔软，指甲剪得很干净，也不涂任何东西，贫血似的苍白着。那是中年女作家常常有的手指，内心易感和易伤，对生活和自己的事业有些焦虑与隐忍的失意，还有相当脆弱的自尊心，都经由这样的手指泄露出来。那个女人是一个插图画家，手指也是细细的，她的画里充满了细节，是我非常喜欢的，在文学节上，有她的一个小画展。她也说挣得不多，永远不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她在听作家说着什么，不停地安慰着什么似的点头，也许在一对大睁着的眼睛的注视下，你不得不使劲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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