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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解构西北风土人情：西北偏北 男人带刀 作者：张海龙
序一：把世界抱在床上(1)
叶舟一
翻读这些书稿时，我藏在一道幕布后，问天打卦，心情流失。这是入冬以来污染最重的一日，日光稀薄，百鸟惊飞，在黄河两岸这个微弱的盆地里，在生活碰壁、文字隐修的半途中，这本随笔集说出了我们惟一可取的态度——
把世界抱在床上，同生共死，荣辱相随。
我的孤独日显昭彰，想在每一场酒局上空出两个位子，虚席以待，但又怕烧钱，落下个矫情的名声。先是小弟颜峻撤了，抱着一吨重的集装箱，将他的青春和往事搬进了北京城，写乐评，搞演出，弄得“像颜峻一样有名”；今年夏天，另一小弟张海龙也决然地撤了，把房子装修在了北回归线一带，在柔软的杭州，在湿润的节气里，整理出这些眺望的文字来，一遍遍抚摸西北偏北的拉杂往事。
少了这两个人，一座空荡荡的兰州码头，还能称作江湖么？
在逼仄的河流之畔，他们朗诵过我的诗歌，目睹过我的失败，见证了我的青春是怎样一寸寸嚎叫与湮没的。同样，我也欣赏过他们美妙的少年，认出了他们文字中的跌仆，并目送他们一骑绝尘，笑傲远方。在斑驳的旧日时光里，我们共存着一个旧日的地址，一捆旧日书信，一支老歌，以及一桩桩缠绕的回忆。在这一点上，即使世上最擅煽风点火的恶鬼，也莫可奈何。
因了，我们还葆有类似的述说，与煨心的文字。
二
他的这些文字，是青春时代的个人地图，是对一己的发言，是对西北偏北的一种解构与检索。当然，这和他的身份有关，更与灵魂接壤。
在日常，海龙是一个世俗生活的热爱者，是浮层快乐的制造者，是红男绿女中的积极爱戴者。他兼而有之地拥有诗歌的少年，媒体时期的青春，网络狂欢的我型我秀，以及这些隐秘文字下的中年性格。他驳杂，却不失单纯；他踉跄，却一苇渡江；他记录，但更多的是参与；他抽身而退，只为了再一次“还乡”。
他带着一丝近乎零度的口吻，述写了西北偏北之下的风物、方言、饮食、民谣、历史、地理与流变，他善良可爱，类似他的弥勒之貌相，束身讷言。这时，他是诗歌中的少年张海龙。
接着，他以一种解构和夸饰的表情，记录了周遭的人物、闪逝的脸孔、河流两岸的气象、风尚的转移和思想的变迁，有一点狡黠，有一丝顽劣。这时，他又是网络上甚嚣一时的“纸老虎”斑竹。
甚至，他用了一种嘲弄和仿写的手法，将目力所及的一些典籍与文本，一一撕毁，重新仿写并装帧，令人愕然。他精明且简单，又游刃有余地放肆，颠覆文本，向秩序开刀，时时骇人心跳。这时，他则是以“横行青海夜带刀”为名号的论道者，貌似谈经夺席，开坛讲义。
——只是，他所提及的所有这些文字事实，也是我已遭逢、并仍将继续遭逢的一卷地图。虽然，它现在已是一个凋零破绽的江湖。
三
一则故事说：
有天，一位兰州人来到了甘南路的一家酒吧。在吧台上，他点了三大杯啤酒，然后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一一排开，再去依次喝完。好心的侍应生上前，提醒说：先生，啤酒打开会走气的，您应该一杯杯来打。
这位先生闻听，先是感激，后哈哈大笑说：小伙子，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两个兄弟，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杭州，而我现在坐在兰州。临分手时，我们约定，以后不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喝酒，我们都要以这样的方式去喝，以纪念我们曾经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日子。
小伙子恍然。
后来，这位先生常常光顾，酒吧里的常客们也都熟悉了他的方式，并心里暖和，充满致意。
故事的转折开始了——
这一天，这位先生走进了酒吧，只在吧台上点了两大杯啤酒，然后闷闷不乐地坐在角落里，默默喝着。酒吧里的常客们看见这一幕后，都噤了声，气氛一下子冷了。心直口快的侍应生实在憋不住了，上前劝慰说：
先生，我很悲伤，您损失了……
哦，不！这位先生理解了他的好意，哈哈大笑说：不，小伙子，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的两个兄弟仍然活蹦乱跳，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还在杭州。我之所以只喝两杯，实在是……
这位先生顿了顿，坦白说：
——只不过，是因为我自己戒了酒而已。
我不知道那位戒酒的人，究竟是不是我？
其实，这个故事是可以置换的，不论兰州、北京、杭州，抑或是都柏林、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新德里。像我喜欢的赵传所唱：从台北、香港和上海下着同样的雨，寂寞的心走走停停。云云。
四
好了，我必须归纳出这本随笔集的大意来。
把世界抱在床上，意味着你死磕，你炭面焦心，你顽固，你戏谑，你坦白从宽，你海明威，你切·格瓦拉，你还“不得不跟烈士和小丑走在一起”，带上灰烬的背影。即便你是一只巨鹰的标本，你也得挂在天上，保持俯冲。
起码，你也得张海龙一些。
序二：一个忧患主义者苦涩的微笑(1)
韩松落认识张海龙，是从报纸开始的，《兰州晚报》。
大概是1996年，这张报纸上，开始出现一些文章，我们立刻发现了，这些文章不一样，会介绍《在路上》，会提到我们没有听过的音乐。我看报纸，犹如福尔摩斯在一切碎片里拼出线索，渐渐我拼出了写这些文章的人的线索，他是重点中学的老师，他要进入这家报纸，他成为特邀记者，他成为记者，他开始报道案件，他开始担任编辑。他是张海龙。
1999年，这张报纸，突然出现了一个版面，我们立刻嗅出来了，这个版面不一样，这样的版面，出现在这个城市，这个人们还习惯于蹲在路边吃牛肉面的城市，多少有点不可能，至今也不大可能。我们默默地看，慢慢地谈论，在遇到陌生人时，如果对方也提起这个版面来，立刻省略了互相介绍的必要。这个版面的编辑，是张海龙。
终于有一天，因为这个版面上的一篇文章，我坐着34路车，去报社了。这篇文章，叫《愤怒的早晨》，作者的署名是“榆中一农妇”，她这样写：“我是一个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农民，是为了一个我想不同（通）的问题，才这样写了一个愤怒的早晨，请你们不要笑我”，她这样写：“她急（疾）步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被冷风吹乱的秀发在白嫩的脸上来回穿梭，黑色的平底鞋踩着积雪”，她这样写：“就像做了一场可怕的恶（噩）梦，眼前时尔（而）出现书记凶恶的咀（嘴）脸，和可怕的那只大右手。”能把这样一篇文章发表出来的人，一定不寻常。
一米八，胖，戴眼镜。
我们开始是编辑和作者，是朋友，后来，是上下级，是同一个专栏版面上的两个作者。他带我认识这个城市里的作家、诗人、画家、无业游民，看画展，去那些奇怪的酒吧和聚会。我的世界，在2001年渐渐打开，在顶楼小屋写作的那些日子，常有风浩荡地从窗子里穿堂而过，我常常没来由地想起“好风万里”这样四个字。
给2001年、2002年由他编辑的专栏版面《新龙门客栈》写稿子，是最快乐的日子。可能在新的、更年轻的一代那里，还有人正在经历世界展开的快乐，在心里经历那些小小的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暗流初涌。但在2001年、2002年，我也经历过。
他写作，但在他专栏作家、诗人的身份之前，他首先是个记者，这很重要，他选择这个职业，这个职业选择他，都是有道理的，他的天性里，更多的是记者的天性。在生活中，他有一种谨慎的深沉，他喜欢在置身事外和忘我投入中掌握自由穿行的权力，有时候，看得出来，他也想摆脱这种深沉，然而，这种方式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成为他与世界交接对话的基本策略，所以，当他偶然显得不那么沉着的时候，所有的人，反而不习惯了。在一次次的交谈中，在那些朋友聚会的夜晚，在那些灯光晦暗不明的酒吧里，我们习惯听到他告诉我们，那些他媒体生涯里经历过的事，无论是能写的，或者是最终没能写的，我们与他的对话，更多的时候，是建立在大量信息交换的基础上，而当他偶然流露出他的情感、他的忧愁、他的颓唐的时候，我们都难免四散而逃。作为朋友的我们、作为读者的我们所要求的他，就只是这样：不动声色，手眼通天，掌握着这个世界的密匙，令人放心。大多数时候，他的确非常令人放心。
当然，写作中的他，也是一样令人放心的。他在一开始，就避免了那些写
散文的人的老路：故土情怀，青春迷思，都市烦恼，或者陷于爱情的人的呓语。他在一开始，就决定把自己隐藏起来，只写那些他看到的、听到的别人的事情。而且，他从不掉书袋，而是洋溢着一种我所喜欢的市井江湖气，也从不雕琢，只是尽着自己作为
解构西北风土人情：西北偏北 男人带刀 作者：张海龙
序一：把世界抱在床上(1)
叶舟一
翻读这些书稿时，我藏在一道幕布后，问天打卦，心情流失。这是入冬以来污染最重的一日，日光稀薄，百鸟惊飞，在黄河两岸这个微弱的盆地里，在生活碰壁、文字隐修的半途中，这本随笔集说出了我们惟一可取的态度——
把世界抱在床上，同生共死，荣辱相随。
我的孤独日显昭彰，想在每一场酒局上空出两个位子，虚席以待，但又怕烧钱，落下个矫情的名声。先是小弟颜峻撤了，抱着一吨重的集装箱，将他的青春和往事搬进了北京城，写乐评，搞演出，弄得“像颜峻一样有名”；今年夏天，另一小弟张海龙也决然地撤了，把房子装修在了北回归线一带，在柔软的杭州，在湿润的节气里，整理出这些眺望的文字来，一遍遍抚摸西北偏北的拉杂往事。
少了这两个人，一座空荡荡的兰州码头，还能称作江湖么？
在逼仄的河流之畔，他们朗诵过我的诗歌，目睹过我的失败，见证了我的青春是怎样一寸寸嚎叫与湮没的。同样，我也欣赏过他们美妙的少年，认出了他们文字中的跌仆，并目送他们一骑绝尘，笑傲远方。在斑驳的旧日时光里，我们共存着一个旧日的地址，一捆旧日书信，一支老歌，以及一桩桩缠绕的回忆。在这一点上，即使世上最擅煽风点火的恶鬼，也莫可奈何。
因了，我们还葆有类似的述说，与煨心的文字。
二
他的这些文字，是青春时代的个人地图，是对一己的发言，是对西北偏北的一种解构与检索。当然，这和他的身份有关，更与灵魂接壤。
在日常，海龙是一个世俗生活的热爱者，是浮层快乐的制造者，是红男绿女中的积极爱戴者。他兼而有之地拥有诗歌的少年，媒体时期的青春，网络狂欢的我型我秀，以及这些隐秘文字下的中年性格。他驳杂，却不失单纯；他踉跄，却一苇渡江；他记录，但更多的是参与；他抽身而退，只为了再一次“还乡”。
他带着一丝近乎零度的口吻，述写了西北偏北之下的风物、方言、饮食、民谣、历史、地理与流变，他善良可爱，类似他的弥勒之貌相，束身讷言。这时，他是诗歌中的少年张海龙。
接着，他以一种解构和夸饰的表情，记录了周遭的人物、闪逝的脸孔、河流两岸的气象、风尚的转移和思想的变迁，有一点狡黠，有一丝顽劣。这时，他又是网络上甚嚣一时的“纸老虎”斑竹。
甚至，他用了一种嘲弄和仿写的手法，将目力所及的一些典籍与文本，一一撕毁，重新仿写并装帧，令人愕然。他精明且简单，又游刃有余地放肆，颠覆文本，向秩序开刀，时时骇人心跳。这时，他则是以“横行青海夜带刀”为名号的论道者，貌似谈经夺席，开坛讲义。
——只是，他所提及的所有这些文字事实，也是我已遭逢、并仍将继续遭逢的一卷地图。虽然，它现在已是一个凋零破绽的江湖。
三
一则故事说：
有天，一位兰州人来到了甘南路的一家酒吧。在吧台上，他点了三大杯啤酒，然后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一一排开，再去依次喝完。好心的侍应生上前，提醒说：先生，啤酒打开会走气的，您应该一杯杯来打。
这位先生闻听，先是感激，后哈哈大笑说：小伙子，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两个兄弟，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杭州，而我现在坐在兰州。临分手时，我们约定，以后不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喝酒，我们都要以这样的方式去喝，以纪念我们曾经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日子。
小伙子恍然。
后来，这位先生常常光顾，酒吧里的常客们也都熟悉了他的方式，并心里暖和，充满致意。
故事的转折开始了——
这一天，这位先生走进了酒吧，只在吧台上点了两大杯啤酒，然后闷闷不乐地坐在角落里，默默喝着。酒吧里的常客们看见这一幕后，都噤了声，气氛一下子冷了。心直口快的侍应生实在憋不住了，上前劝慰说：
先生，我很悲伤，您损失了……
哦，不！这位先生理解了他的好意，哈哈大笑说：不，小伙子，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的两个兄弟仍然活蹦乱跳，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还在杭州。我之所以只喝两杯，实在是……
这位先生顿了顿，坦白说：
——只不过，是因为我自己戒了酒而已。
我不知道那位戒酒的人，究竟是不是我？
其实，这个故事是可以置换的，不论兰州、北京、杭州，抑或是都柏林、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新德里。像我喜欢的赵传所唱：从台北、香港和上海下着同样的雨，寂寞的心走走停停。云云。
四
好了，我必须归纳出这本随笔集的大意来。
把世界抱在床上，意味着你死磕，你炭面焦心，你顽固，你戏谑，你坦白从宽，你海明威，你切·格瓦拉，你还“不得不跟烈士和小丑走在一起”，带上灰烬的背影。即便你是一只巨鹰的标本，你也得挂在天上，保持俯冲。
起码，你也得张海龙一些。
序二：一个忧患主义者苦涩的微笑(1)
韩松落认识张海龙，是从报纸开始的，《兰州晚报》。
大概是1996年，这张报纸上，开始出现一些文章，我们立刻发现了，这些文章不一样，会介绍《在路上》，会提到我们没有听过的音乐。我看报纸，犹如福尔摩斯在一切碎片里拼出线索，渐渐我拼出了写这些文章的人的线索，他是重点中学的老师，他要进入这家报纸，他成为特邀记者，他成为记者，他开始报道案件，他开始担任编辑。他是张海龙。
1999年，这张报纸，突然出现了一个版面，我们立刻嗅出来了，这个版面不一样，这样的版面，出现在这个城市，这个人们还习惯于蹲在路边吃牛肉面的城市，多少有点不可能，至今也不大可能。我们默默地看，慢慢地谈论，在遇到陌生人时，如果对方也提起这个版面来，立刻省略了互相介绍的必要。这个版面的编辑，是张海龙。
终于有一天，因为这个版面上的一篇文章，我坐着34路车，去报社了。这篇文章，叫《愤怒的早晨》，作者的署名是“榆中一农妇”，她这样写：“我是一个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农民，是为了一个我想不同（通）的问题，才这样写了一个愤怒的早晨，请你们不要笑我”，她这样写：“她急（疾）步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被冷风吹乱的秀发在白嫩的脸上来回穿梭，黑色的平底鞋踩着积雪”，她这样写：“就像做了一场可怕的恶（噩）梦，眼前时尔（而）出现书记凶恶的咀（嘴）脸，和可怕的那只大右手。”能把这样一篇文章发表出来的人，一定不寻常。
一米八，胖，戴眼镜。
我们开始是编辑和作者，是朋友，后来，是上下级，是同一个专栏版面上的两个作者。他带我认识这个城市里的作家、诗人、画家、无业游民，看画展，去那些奇怪的酒吧和聚会。我的世界，在2001年渐渐打开，在顶楼小屋写作的那些日子，常有风浩荡地从窗子里穿堂而过，我常常没来由地想起“好风万里”这样四个字。
给2001年、2002年由他编辑的专栏版面《新龙门客栈》写稿子，是最快乐的日子。可能在新的、更年轻的一代那里，还有人正在经历世界展开的快乐，在心里经历那些小小的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暗流初涌。但在2001年、2002年，我也经历过。
他写作，但在他专栏作家、诗人的身份之前，他首先是个记者，这很重要，他选择这个职业，这个职业选择他，都是有道理的，他的天性里，更多的是记者的天性。在生活中，他有一种谨慎的深沉，他喜欢在置身事外和忘我投入中掌握自由穿行的权力，有时候，看得出来，他也想摆脱这种深沉，然而，这种方式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成为他与世界交接对话的基本策略，所以，当他偶然显得不那么沉着的时候，所有的人，反而不习惯了。在一次次的交谈中，在那些朋友聚会的夜晚，在那些灯光晦暗不明的酒吧里，我们习惯听到他告诉我们，那些他媒体生涯里经历过的事，无论是能写的，或者是最终没能写的，我们与他的对话，更多的时候，是建立在大量信息交换的基础上，而当他偶然流露出他的情感、他的忧愁、他的颓唐的时候，我们都难免四散而逃。作为朋友的我们、作为读者的我们所要求的他，就只是这样：不动声色，手眼通天，掌握着这个世界的密匙，令人放心。大多数时候，他的确非常令人放心。
当然，写作中的他，也是一样令人放心的。他在一开始，就避免了那些写
散文的人的老路：故土情怀，青春迷思，都市烦恼，或者陷于爱情的人的呓语。他在一开始，就决定把自己隐藏起来，只写那些他看到的、听到的别人的事情。而且，他从不掉书袋，而是洋溢着一种我所喜欢的市井江湖气，也从不雕琢，只是尽着自己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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