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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独立韩秋
作者：孔庆东
前年及去岁，余客居韩国以避风沙。友人告以国内贤达有识之士仍不时撰文痛斥余之谬言逆行。余闻之甚惴惴，乃请友人网罗此类雄文高论遗余。余读之汗下如注，宿疾大愈。遂披襟秉烛，略归其类为十，赫然书之于壁，以改余过，以悔余罪焉。
1.孔庆东惯于歌颂北大，而孔自身为北大人，故孔歌颂北大即歌颂自己，真无耻焉。孔辩解曰徐志摩亦曾歌颂康桥，然康桥为外国大学，不待徐之歌颂而自然伟大英明，岂区区北大可比耶？故曰孔真无耻焉。
2.孔庆东曾大力吹捧陈平原温儒敏钱理群严家炎诸辈，经核查此辈皆孔之导师先贤。夫吹捧自己导师，真腐败焉！大丈夫生天地间，当以欺师灭祖、打爹骂娘为壮举，三五导师又何足挂齿耶？况孔已毕业多年，尤斤斤巴结于导师，真腐败焉。
3.孔庆东笔下所讥讽批判者，经考证皆非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夫不敢批评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即贪生怕死、抱残守缺、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之徒也，亦即“四人帮”之爪牙而地之帮凶也。孔若欲辩此诬，则须以实际行动表白也。
4.孔庆东名满天下之《47楼207》一书号称幽默，而其中一半文章并不幽默甚至令人忧愁苦闷紧张严肃，此乃欺骗读者、以次充好、假冒伪劣、挂丰乳而卖肥臀也。当令其赔偿读者青春损失，还我“笑一笑十年少”之幸福乐趣也。
5.孔庆东装疯卖傻之《空山疯语》一书名实极为不符。由首至尾读去，条理分明，思维连贯，并无一句“疯语”。且开篇曰“我不幽默”，随后却又恣意诙谐，嬉皮笑脸。此乃公然愚弄读者，翻云覆雨，以革命群众为阿斗焉。当令其公开登报更改书名为《满山和尚笑开怀》，以平民愤也。
6.孔庆东歌颂北大，即是贬低其他院校，即是贵族精英意识，即是惟我独尊，即是藐视全国人民，即是文化法西斯，即是破坏教育界之安定团结与兄弟情谊，即是变相为北大当局拉拢优秀生源。故天下有识之士，须齐心合力，百般辱骂污损北大，以消除孔文之恶劣影响，方可挽狂澜于既倒，救万民于水火也。
7.孔惯写无聊逗乐之所谓幽默文章，证明其必为学无专长、不学无术之徒矣。凡真正之学术大师，必不苟言笑，每发一语，众人须思之三年方悟，岂有一读之下即捧腹大笑者耶？一读即笑之文，其作者必浅薄无行也。孔辩解曰鲁迅之《阿q正传》亦使人发笑，殊不知此恰为鲁迅之污点矣。倘鲁迅能学胡适吴宓曾国藩冈村宁次诸大师，终身使人不笑，则完人矣。
8.孔文中出现过“狗日的”一类下流粗话，且有集体瞻仰少女裸浴之下流场面，足证孔之为人下流粗鄙之极。而如此下流粗鄙之辈竟为北大老师，岂能不误人子弟，教唆出三千流氓八百无赖乎！噫，北大危矣！吾中华民族危矣！
9.查得孔氏之博士论文《超越雅俗》一书及其他若干学术文章，呆板枯燥，道貌岸然，并无所谓幽默。足见孔氏之“幽默”，并非出自天然本性，实乃矫揉造作、欺世盗名之赝品也。天下岂有一支笔写出两样文章者乎？除非彼乃人格分裂者也。学术打假，此其时矣
10.孔庆东身为党和国家辛苦培养之北大博士，竟将著作交与社会闲散书商出版，此必见利忘义、牟取暴利之举也。古人云近党者赤，近商者黑。孔之黑不辩自明矣。孔牟取暴利后仍布衣蔬食，居陋室，骑破车，又足见其虚伪矣。夫厚而无形，黑而无色，其孔庆东之谓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韩国大学一瞥
客韩两载，“走遍了南北西东，也到过了许多名城，静静地想一想”，我去得最多的地方，还是大学。迄今为止，我已经去过了韩国的大约40所大学。它们是：
汉城20多所：梨花女子大学，诚信女子大学，淑明女子大学，汉城女子大学，国立汉城大学，市立汉城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央大学，东国大学，建国大学，檀国大学，成均馆大学，圣公会大学，韩国放送通信大学，庆熙大学，弘益大学，西江大学……
釜山的新罗大学，仁济大学，韩国海洋大学。
大田的忠南大学，又松大学。
大邱的岭南大学，庆北大学，庆山大学。
天安的天安外国语大学，檀国大学分校。
还有仁川的加图立大学，光州的朝鲜大学，江陵的江陵大学，安城的中央大学分校，安养的圣洁大学，抱川的大真大学，益山的圆光大学，唐津的新星大学，济洲岛的汉拿大学等。
下面把这大约40所大学分成几类略加介绍。
我所任教的是梨花女子大学，这是韩国人数最多的大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女子大学，拥有2万左右女生。它不仅在韩国的女子大学中独占鳌头，在韩国全部大学的排名中，也是稳居前十名，据说曾经名列第四，仅次于汉大、延大、高大这三驾马车。现在虽有很多大学不服之，但排在七八名，还是没什么问题的。详情可以参看我即将问世的《身在女儿国》一文。除了梨大外，韩国还有许多女子大学。上面提到的另外几所女大，我都有朋友在那里任教。其中诚信女大跟淑明女大竞争二姐的位置。我一次去诚信女大时，那里的教授正在抗议校长。他们把校长的办公用具都给搬出来，在办公楼外面搭了帐篷，吃住在里面，日夜示威。我打听为什么抗议，朋友告诉我说，这位校长是淑明女大的校长的妹妹。教授们认为，凭什么姐姐当淑明的校长，而派妹妹来当诚信的校长，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一定要斗争，决不当尤三姐。
按照学校的声誉来排名的话，国立汉城大学的老大地位是举国公认的。但是汉大在亚洲的排名并不突出，有的说排在40多名，有的说排在80多名。汉大原来在市中心的大学路一带，一直是韩国的学术中心和学生运动中心。70年代中期，朴正熙政权为了消解学生运动的威力，故意把汉大迁到汉城最南郊的冠岳山麓。那里至今也不怎么热闹繁华，但一进校园就感觉到气象不凡，有一种王者的平静和舒缓。而大学路虽然缺少了汉大，却依然充满先锋文化气息，到处是咖啡馆、画廊和小剧场，街头公园经常有露天演出和美术活动，洋溢着浓郁的学院气息和蓬勃的青春激情。我在那一带会见过一些韩国最优秀的学者和艺术家，只是去过很多次仍然迷路。
中国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汉大以下，谁是二哥呢？延世大学与高丽大学互不服气。于是两校每年举办一度文化体育大竞赛，实际上等于一个盛大的大学节。只是延世大学叫做延高战，高丽大学叫做高延战。由于延世大学是我们梨花女大的邻居，相隔只有一条马路，仿佛是一个大学专门划出一块女子校区。来往密切，两校无猜，所以梨大的立场一般站在延大一边，我也多数情况下叫延高战。可是今年的延高战的决战，是高大的朋友请我去看的。在奥林匹克主运动场几万人天崩地裂的呐喊声中，我坐在高丽大学的队伍里。所以我只好叫高延战。可惜高丽大学竟然输了。当然胜负并不重要，两校的竞争主要在于加强彼此的交流和自身的凝聚力。当我回到梨大转述说周末去看了高延战时，学生立刻给我纠正，是延高战。我连忙承认错误。我知道，梨大许多学生的男朋友是延大的。我曾经问过学生喜欢延大还是高大。她们说高大的男生比较粗鲁，不如延大的温柔。其实我看还是近水楼台的缘故。如果梨大跟高大是邻居，那学生可能就会说高大的男生有男子汉气质了。高大建立于1905年，有抗日爱国传统，以民族主义为校魂，号称“民族高大”，校徽是一头斑斓猛虎。以前的学生中多数是寒门子弟，能吃苦，讲义气，喜欢喝便宜的传统浊酒，在学生运动中敢于冲锋陷阵。他们在2000年的一次游行示威中，巨大的横幅上写着“造反有理”。不过近年来韩国大学的生源普遍趋向富家子弟，高大的这些特点已经不大明显了。我这次观看高延战，就觉得高大的学生反而不如延大的勇猛。倒是我认识的高大的几位朋友，的确是很讲义气的。
延大建立于1885年，比梨大早一年。跟梨大一样，也是个基督教大学。所以西化气息比较重，号称“民主延大”，校徽是一只振翅欲飞的雄鹰。校训是“自由”、“真理”。学生多来自中阶级，喜欢喝啤酒，具有自由气质，但我看团队精神也非常强。宽敞的主路旁边有一座雄鹰雕像高耸入云。朋友告诉我一个笑话，上面那只雄鹰每天俯视着下面来往的学生，它如果看到有一个处女，就会马上展翅飞去。可是多少年过去了，雄鹰还屹立在那里，永远展着翅，但就是飞不去。我听了马上想，这似乎是鲁迅笔下的乌鸦。延大中文专业的研究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思维敏锐，视野开阔，虽然号称西化，其实一样地忧国忧民。我积极鼓励一个梨大的本科毕业生去延大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我觉得延大的中文专业是生气勃勃的。2000年夏天，我陪小说家余华去与延大学生座谈，学生们对余华作品的解析、对鲁迅和东亚问题的理解，都给余华带来了很大压力。我有一次在延大讲座后与一群教授学生一起去爬北汉山，在与他们的真诚交流中加深了我对韩国学界的了解和好感。
我所在的梨大位于汉城的西大门区。这一带共有四所大学：梨大、延大、弘益大学和西江大学。而骄傲的延大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只有一所大学，即延世大学。其他三校都算不得大学：梨大是女子化妆学院，弘益大学是美术学院，西江大学则是高中四年级。当然这是一种清高的玩笑，三校并不买账。有一条火车道穿过延大和梨大门前，在延大那边是从高空的天桥上穿过，到梨大这边是从深谷的桥洞中穿过。所以梨大人得意地说：哼，从他们头上过去的火车，只能从我们脚下过去。不过梨大人有个迷信，即当火车从脚下过去的时候，赶紧许个愿，就会实现。我在那里许了好几回愿，一个也没影。大概是管女不管男吧。或者只能实现这样的愿：让我找个延大的男朋友！我听过西江大学的教授的发言，也读过他们的文章，水平并不低于其他大学。至于弘益大学，美术专业是其王牌，不免掩盖了其他专业的光辉。地铁有弘益大学这一站，我专门去参观了一次。门前的小公园里正好有个小型美展，主题是同性恋，用女性的视角画出的男性肉体，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温柔，很有深度。校园里也弥漫着美术气氛，到处是雕塑、画布，学生的服饰也颇有个性，比起梨大和延大的中产阶级追求来，更像学生一些。弘大门前的毕加索街，鳞次栉比着充满异国情调和艺术气息的咖啡馆、俱乐部，它与梨大旁边的新村，加上大学路，号称汉城的三大青年街。
汉城有三所大学的名字都带有“国”字，即东国大学、建国大学、檀国大学，合称“三国大学”。我搞不清他们的排名，反正只要在汉城，即使不太有名的大学，对学生的吸引力也超过外地的有名大学。东国大学是佛教大学，我认识的几位教授，学问和待人都还蛮不错的，只有一个助教由于办事太不负责任，使我不愉快过。东国大学的樱花很出色，每年暮春三月，慕名前往者络绎于途。建国大学那里，我参加过一个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汉江附近。校园的风景，既有新千年馆那样的宏伟建筑，也有传统的小桥流水，印象颇佳。檀国大学，我去讲演过两次，跟一些教授学生都建立了亲切的友谊。特别是黄炫国教授，他在台湾住过11年，对中国文化烂熟于心。能做一手地道的中国菜，喝茶很有品位，对学生好像老大哥，在韩国教授中十分难得。我与他在台湾文学方面也很谈得来。
成均馆大学虽然不大，却是韩国历史最古老的大学，因为它的校史是从朝鲜时代的国子监开始算的。这样，1398年是其创始年，到1998年，建了一座600周年纪念馆，在韩国傲视群雄。我说北京大学要是也这样算，那至少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成均馆大学重视传统文化，校园里保留着文庙，每年都隆重举行祭奠。大成殿和明伦堂的木头都开裂了，看来需要维修了。明伦堂前有两棵400多年的银杏，用许多绿漆铁柱支撑着，这是我在韩国看到的最古老的树。韩国凡是有木头的地方，差不多都被日本人烧光了。你到大部分旅游胜地，都会看到“烧毁于壬辰倭乱”的字样，日本人被韩国人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另外朝鲜战争期间也烧毁不少，所以现在韩国虽然绿化很好，但二三十年的树就算是老树了。这里居然有400多年的树，虽然龙钟，却依然参天茂盛。我叔叔孔宪科有两句吟孔府古木的诗：“两度绕天匝地火，劫余未改旧时姿。”用于此处也很恰切。我说这全是我家祖宗的功劳。因为日本人也拜孔子，杀到了文庙，或许暂时就不撒野了吧。另外，成均馆大学的博物馆藏品也比较丰富。2001年中国大使馆组织的在韩学者和学生国庆联欢会，就举办在成均馆大学的600周年纪念馆。我们还到露天舞台去看成大学生表演的“四物”演奏和跆拳道。韩国是东亚地区最重视儒教传统的，所以成均馆大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韩国外国语大学紧邻着庆熙大学。这是韩国的外语最高学府，其中文专业号称不逊于国立汉城大学。我多次去过外大，或者开会，或者访友。外大是韩国所有大学中对中国学者待遇最好的大学，与对待其他国家地区的学者没有等级差别，所以颇得中国学者的好感。这大概是外事工作比较多而获得的经验和素养所造成的。那里的朴宰雨教授是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会长，他学问很好，待人热情，有实际的组织工作能力。他以前是民主运动的风云人物，现在做学问也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当我有一篇涉及韩国国民性的文章受到许多韩国人围攻时，朴宰雨教授说，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韩国的国民性嘛。他当过外大的弘报课长，即宣传部长。一次到大邱开会，他与我住在一屋。夜里很晚才睡，次日一早，他又赶飞机去参加别的会。韩国的著名教授都是特别忙的。
不过外大的校园真让人不敢恭维，小得可怜。幸而外大背后的庆熙大学让外大借光不少，一些高中生看到外大的风景画片就报考了外大。来了才知道，那山上的漂亮的大楼都是后面的庆熙大学的。庆熙大学以韩医专业著名。韩国的“韩医”经我仔细观察，就是中医，从望闻问切，到针灸按摩，从丸散膏丹，到煎汤熬药，从本草纲目，到濒湖脉案，从阴阳太极，到五行生克，没有什么特殊的。如果非要说与中医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山东大夫跟河北大夫的区别。庆熙大学的医学博士毕业，就等于是大富豪专业毕业了。据说要嫁给一个医学博士，女方必须送给男方三把钥匙：一套豪宅的钥匙，一部名车的钥匙，一个银行保险箱的钥匙。因为这些“婚姻投资”男方很快就会赚回来的。我认识一位韩医的夫人，在大学里当老师，她说她一个月的工资，她丈夫一天就赚到了。庆熙大学的风景很美，外大的人也常去庆熙大散步。北京大学韩国语专业的几个学生，被派到庆熙大学交流。我跟他们聚会过。以前庆熙大学的短训班也来过北大中文系，我带他们去过西安洛阳等地，不过那次也是他们的助教态度不逊，到处挑礼，不懂装懂，颇有几分不愉快。韩国大学的助教，都由研究生兼任，多数没有工作经验，往往看人下菜碟，既不懂“外事无小事”，又不敢无为而治，结果经常惹是生非，引发矛盾。助教的素质，严重影响着整个大学的形象。
圣公会大学当然是教会大学。这所大学虽小，却会聚了很多韩国的革命斗士。白元淡教授请我去讲演时，特意请我参观了他们的民主运动展览室。那里收藏了大量的文稿和实物，我看后十分感动，从心底吟出一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韩国放送通信大学，并不是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而是相当于中国的函授大学。可以说是韩国的“中央电大”。这是我去那里开了一次会才知道的。韩国没有专门的电视大学、电影学院。这类艺术人才都直接从综合大学里选拔。所以韩国的影视界学院气不够，专业基础不厚。不过韩民族几乎人人能歌善舞，从来不怵镜头，具有天生的表演欲，所以也自有其随意的优点。另外“放送”一词包括了广播和电视，这是少有的比中文词汇还要精炼的例子，我给学生举这个例子，来证明汉字不是中国的私产，汉字里凝聚着东亚人民共同的智慧，所以我们都应该学好汉字。
中央大学的名字很唬人，其实跟韩国的“中央”，没什么关系。人家就愿意叫“中央”这个名，就好像一部小说里地主孩子的乳名非要叫“皇上”一样。韩国朋友带我去中央大学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反对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盛大集会。我当时对这事并没有明确的立场，因为我觉得全球化也并不可怕。但是在会场上看到群情激愤的工农大众，看到他们演出的革命节目，我被“火热的生活”感染了。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真实境况里，你才会明白社会主义的正义性，才会明白社会主义恰恰是保护千百万民众的人权的。
我还去过中央大学的分校。韩国不少大学都在小城市里另设分校。中央大的分校在安城，韩国著名的生产方便面的地方。我的北大同事黄卉在那里任教。我们几个在汉城的朋友一起去那里玩。每次到汉城以外的大学，我都心想，大学就应该建在这样的地方。山清水秀，沃野平畴，狗吠教室外，鸡鸣讲台旁。我们走在仿佛无边的校园里，半天也遇不见一个人。在一个广场的地面上，画着许多揭露美军屠杀韩国人民的宣传画。我们又去挖野菜，一边挖一边背诵诗经里的“采采罘苡”。挖到一根又像人参又像萝卜的东西，回去后请教门卫。门卫说，这个你们没什么用，就留下了。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打了一夜扑克。四周安静得仿佛千里之内都能听见扑克落在毯子上的声音。难忘的安城之夜。
汉城以外的大学，大多都是因开会或讲座而去的，匆匆看上一圈，印象不是很深刻。总的印象是，面积大，气派大，房子漂亮，设备先进。光州的朝鲜大学，大田的忠南大学，都是如此。凡是看到一群与众不同的漂亮建筑，十有八九是大学。这些大学多数是80年代经济发达以后大兴土木的，设计很讲究，务求变化，选址也都不错，几乎都在风水宝地，抬眼星垂平野阔，推窗月涌大江流。从空间上给人以“大”学之感。看了韩国的大学，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在许多大学的走廊上，看到一排排的电脑，学生在那里随便用，电脑比学生还多。我想起我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连椅子都没有学生多，学生经常为了争座位而打架，我也打过那样的架。北大是靠着“为椅子而打架”的苦学精神来推动祖国前进的脚步的。这固然是很宝贵的，但是如果硬件也好一点，多一些椅子，多一些电脑，多一些大楼，不是会更好么？当然这也难说。据说北大最好时在亚洲排名第七，倘若真的到了电脑比学生还多的那天，但愿不要排到第七十吧。
仁爱的尹淮
韩国的《海东名臣录》记载，朝鲜时代的尹淮，年少时出门投宿，主人不许，他就坐在院子边上。主人的儿子拿了一颗大珍珠出来，掉落在院中，被一只白鹅吞下。主人找不到珍珠，就绑了尹淮去告官。尹淮也不分辩，只要求连鹅也一同绑去。次日，“珠从鹅后出”，真相大白。主人很惭愧，问他昨日为何不说，尹淮答道：“若昨言之，则主人必剖鹅觅珠。故忍辱而待。”
尹淮处变不惊、受辱不辩的从容态度，是很令人叹服的。大有苏东坡所云“无故加之而不怒，卒然临之而不惊”的风范。我遇到的许多韩国朋友，听别人称赞韩国的优点时，眉开眼笑，和蔼亲善，而听到别人对韩国有一点点委婉的批评时，立刻脸布凝霜，反唇相讥，甚至拍案决眦，暴跳如雷。我的师兄高远东指出：“韩人性狭直而急竞。”我因此很少批评韩国，在韩国遇到再大的委屈也尽量牙掉了吞落肚，并且不时劝告初到韩国的中国人：“千万别给韩国人提意见。”我开始时甚至怀疑，莫非韩国人自古就是这种火暴脾气？
但尹淮的故事使我认识到，古代的韩国人也是崇尚这种仁爱儒雅的大家之风的，连别人冤枉他盗窃都能忍受，这是何等的自信。今天的韩国人脾气暴躁，恐怕是与一部充满压迫和抗争的近代史更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的。当一个民族洗刷了自己的屈辱，在世界上重新获得自己的尊严时，他们的脾气或许就会优雅起来吧。如尹淮这般胸襟宽宏之人，能够出现于韩国的昨天，自然也可以出现于韩国的明天。
(因为有了对韩国朋友这样的信心，我也敢于写些大胆批评韩国的文字了。)
韩国人的革命精神
我住在梨花女子大学的国际馆，这里住着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学者教师，都是远离祖国，又大多不会韩语，因此生活上难免遇到许多困难。这些学者因为心情不大好，于是就经常批评韩国这野蛮那落后。我对韩国也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我总觉得应该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说话。我就说，韩国虽然经济没有西方发达，文化没有中国深厚，但是韩国人的革命精神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流的，这一点不但你们“帝国主义”要学习，就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也要学习。
韩国也曾有过文化灿烂的古代，但是韩国近代史的苦难深重是全世界罕见的。几乎半个世纪的日本统治之后，好不容易河山光复，整个半岛又被冷战体制拦腰切成两段。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韩国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军事独裁。盼望和平，盼望民主，盼望统一，可以说是韩国人念兹在兹、挥之不去的永恒情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部韩国的苦难史，同时也是一部韩国人民的反抗史。他们用不屈的反抗，迎来了三韩大地的光复，又用前仆后继的起义、革命，结束了军事独裁，迈进了民主时代。我在光州的“5.18〃墓地，望着那层层的墓碑说：“韩国青年的鲜血，毕竟没有白流。”更为可贵的是今天，在经济高速增长，民主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韩国人并没有抛弃他们的革命传统。在韩国的学术界，许多优秀的学者仍然保持着一腔革命情怀，思考着世界革命问题。而在中国、日本等国家，随着经济的繁荣，许多人忘记了革命乃是今天经济繁荣的乳娘，他们开始清算革命，咒骂革命。学术变成了一堆隔靴搔痒的废话，教授变成了一只摔不破的胶皮饭碗。正像中国的围棋和日本的围棋都越来越不如韩国围棋那样生气勃勃、那样充满昂扬的斗志一样，中国和日本的学术也越来越老气横秋，把卖弄材料和考据当作第一流的境界，而把学者的天职抛到了九霄云外。
谈到革命精神，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韩国的大学生。我的几个朋友津津有味地向我介绍各种催泪弹的味道，而我这个自诩“老革命”的家伙竟然如听天书。韩国的大学生，真可以说是“不平则鸣”。他们的反抗，经验丰富，组织严密，既有爆发力，又有持久性。今年因为学费问题，各地高校都发起了旷日持久的学潮。大学生们占领办公重地，搭起帐篷连营，游行示威，演讲串联，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延世大学已经率先获得了胜利。我到延世大学去看他们的校庆演出，那简直就是一场革命彩排。在依山而建的露天剧场上，几万男女青年群情激奋，随着台上的指挥齐声呐喊，载歌载舞，每个人都把自己投入那个巨大的集体之中。我们这些旁观者感到那不是几万人，而是一个人，一个巨大的生命在呼啸。中国有一首歌中唱道：“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然而现实的情形是，我们太注意自己了。为了自己极其卑微的生存，我们放弃了太多的真理。
如果说在革命年代，过于激情容易导致极左的话，那么在这个“改良”年代，激情可以说是一种极其可贵的“保守”。丧失了革命精神，自由民主也好，经济发达也好，都是不可能顺利到来的。光州的朝鲜大学的教授们，赶走了控制学校的财团，实现了真正的教授治校。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几十年来互不服气，每年都要举办两校大竞赛，使得彼此的革命“段位”节节攀升。连我所在的梨花女子大学这所被延世大学讽刺为“女子化妆学院”的专出贵夫人的学校，也终日“群雌粥粥”，她们的学生领袖把头发剃得几乎成了秃瓢，颇有刘和珍杨德群君当年之气概。这些具体的学潮当然有韩国自身的背景，不一定需要胡乱地“东施效颦”。但是这种革命的精神却是茫茫21世纪的指路明灯。在大部分韩国人还盲目崇拜美国的同时，韩国的清醒的知识分子不断揭露美国对韩国平民的杀戮，对韩国资源的掠夺，对韩国政治的控制和对南北统一大业的掣肘与破坏。韩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对穷凶极恶的美国和心怀叵测的日本都是一柄闪光的利剑，对于21世纪的世界和平必会产生积极的推动。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这种革命精神，理当成为亚洲人民的共同财富。
(此文发表后，韩国右派很不满意，左派则略有惭愧。)
真龙藏不住
浪迹江湖的我，今年被北京的风沙吹到了汉城。心想这也好，就算是被迫隐居，“勉从虎穴暂栖身”吧。——中国敬龙，韩国尚虎，可谓是一对“龙虎邻居”。寂寞无聊之际，忽有三韩侠士崔容晚、李政勋二君邀我同看李安的新作《卧虎藏龙》。此片在中国大陆尚未公映，故而洒家咧嘴一笑说：“吾乃中国观看此片之第一人也！”
《卧虎藏龙》本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武侠小说大师王度庐先生的力作。王度庐的代表作“鹤铁”系列共有5部：《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这5部作品既连贯又独立，其最大的特点是不以神奇的武功和紧张的打斗取胜，而是通过武侠人物的爱情悲剧来透视人生，追问命运。王度庐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被公认为创造了“悲剧侠情”模式，对后来的梁羽生、金庸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然而越是优秀的小说就越怕被搬上银幕。尤其是武侠小说，被香港的低能导演和弱智影星们摧残得面目全非。金庸先生毫不客气地说过，看到自己的小说被港台影视界拍成的的片子后，“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挨打”。这里的原因就是，那些武侠影视抽空了武侠文化应有的人文精神，只剩下满足自己病态心理的血腥打斗和企图忘记自己奴隶身份的港台式的肉麻搞笑。这样的作品被批判、被蔑视、被遗忘，都是理所当然的。
相比之下，这部李安的《卧虎藏龙》，可以说是武侠电影史上的一次突破。影片抓住了“命运”的问题，抓住了“人应该怎样活”的问题。李慕白和俞秀莲终生相恋，但却不把他们的爱情变成现实。李慕白说：“越是握紧拳头，手心就越是什么都没有；松开手，你才觉得拥有一切。”李慕白用生命教会了玉娇龙这个道理。玉娇龙和她的情人罗小虎也没有“终成眷属”，他们继续浪迹在无边的江湖上去寻找他们的梦。
抓住了这个“题眼”，别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整个影片笼罩在抒情的基调里，笼罩在淡淡的银色的悲凉里。武打设计既具有惊心动魄的现场效果，又具有如梦如歌的优美意境。演员的表演内在、含蓄。周润发第一次学会了以“不表演”来表演，体现出一种真正男人的魅力。章子怡则把玉娇龙的娇凶结合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使那些搞笑的地方也符合故事自身的发展逻辑，没有节外生枝和鼻孔里插大葱的毛病。以“人性”为中心而不是以“打斗”为中心，决定了《卧虎藏龙》必定要在武侠电影史上大书一笔。
知道王度庐的人很少，但我早就确信他的名字必有大放光彩的一天。李安，周润发，章子怡，还有作曲的谭盾，演奏大提琴的马友友，他们都像影片中的英雄一样，是藏不住的真龙。是啊，这个世界，往哪儿藏啊！
(当时就跟韩国朋友和学生说，此片八成要获奥斯卡奖。果然言中后，学生皆以为奇，并有学生从网上翻译了此文，遂作为范文讲了一课。)
特立独行的葵花
韩国古代文人曹伟写有一篇《葵亭记》，写他谪居时比较穷困，在几丈大的园中盖了一座小亭，园中别无他物，“只有葵数十根，翠茎嫩叶，动摇熏风而已，因名之曰葵亭。”有客问他为何不取松梅菊兰之类有德操寓意的美名，而偏以葵这种“软脆之物”命名。曹伟首先说正因为葵不为人所重，所以才适合于自己的处境，“以弃人而配贱物也”。然后他又说葵虽弃物，但有二德。一是“葵能向日随阳而倾，谓之忠可也。”二是“葵能卫足，谓之智可也。”而这忠与智，正是“人臣之节”也。
我读此文，首先想到了杜甫的“葵藿仰阳春”，然后就想到了“文革”时大为风光的向日葵文化。在杜甫那里，葵与藿混在一起，还具有类的性质。只是表示忠心的一个比喻，还没有赋予葵以单独的价值。到了曹伟这里，葵就独立出来，成为亭的名字，表示着一种虽被抛弃而仍然忠心不已的节操。但这里，仍透露出一种无奈，透露出这是因为做不成松梅菊兰而不得已的选择。然而到了“文革”时期，向日葵的价值却有超越松梅菊兰之势。那时最美丽的花就是向阳花，不但有大幅的宣传画，连床单桌布之类日常用品上也经常是满地向日葵。我上小学的美术课，第一课画红太阳，第二课就画向日葵。
不过，向日葵的实物，我是并不陌生的。东北地区的人爱吃瓜子，所以这种植物种得很多，连城市里也在楼前屋边到处种些。我和一些孩子夏天经常去“恭行天偷”。潜入园中，折下大花盘就跑，那时脑子里才不管他什么向阳不向阳呢。印象中那向日葵一点也不美，耷拉着脑袋，一折就断，的确是“软脆之物”。我们也知道它从早晨起就随着太阳转脖子，但是这种“仰脸相随”的形象并无什么美感，只觉得不过是任人践踏、任人攀折的贱物而已。
曹伟与杜甫，借葵之向日来表达自己的忠心，这在今天的一些正人君子看来，也许要批判为“奴性”和“暴君的帮凶”之类。但我以为，在那个时代，这恰是他们自由意志的体现，这和把自己比喻成“涧底松”、“篱边菊”、“墙角梅”具有同等的人性价值，或者说，这正是他们独立人格的表现。但若是把少数人的情趣强加到多数人的头上，则会适得其反。要人人都做向阳花，结果是人人乱扔瓜子皮。独立人格必须自己去建立，既不能赐予，也不能克隆。争取民族独立可以大家一起去斗争，若是争取自己的人格独立也跟着一大群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吆五喝六，并且排斥和打击那些偏偏不愿“独立”的人的话，这首先就已经丧失了独立的意义。在一个人人要做十八棵青松的时代，青松的价值已经跟瓜子差不多。那么在一个号称独立崇拜个性的时代，我们是否应该尊重那些不要个性的葵藿们，给他们一些自由的空间呢？
独立韩秋
作者：孔庆东
前年及去岁，余客居韩国以避风沙。友人告以国内贤达有识之士仍不时撰文痛斥余之谬言逆行。余闻之甚惴惴，乃请友人网罗此类雄文高论遗余。余读之汗下如注，宿疾大愈。遂披襟秉烛，略归其类为十，赫然书之于壁，以改余过，以悔余罪焉。
1.孔庆东惯于歌颂北大，而孔自身为北大人，故孔歌颂北大即歌颂自己，真无耻焉。孔辩解曰徐志摩亦曾歌颂康桥，然康桥为外国大学，不待徐之歌颂而自然伟大英明，岂区区北大可比耶？故曰孔真无耻焉。
2.孔庆东曾大力吹捧陈平原温儒敏钱理群严家炎诸辈，经核查此辈皆孔之导师先贤。夫吹捧自己导师，真腐败焉！大丈夫生天地间，当以欺师灭祖、打爹骂娘为壮举，三五导师又何足挂齿耶？况孔已毕业多年，尤斤斤巴结于导师，真腐败焉。
3.孔庆东笔下所讥讽批判者，经考证皆非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夫不敢批评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即贪生怕死、抱残守缺、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之徒也，亦即“四人帮”之爪牙而地之帮凶也。孔若欲辩此诬，则须以实际行动表白也。
4.孔庆东名满天下之《47楼207》一书号称幽默，而其中一半文章并不幽默甚至令人忧愁苦闷紧张严肃，此乃欺骗读者、以次充好、假冒伪劣、挂丰乳而卖肥臀也。当令其赔偿读者青春损失，还我“笑一笑十年少”之幸福乐趣也。
5.孔庆东装疯卖傻之《空山疯语》一书名实极为不符。由首至尾读去，条理分明，思维连贯，并无一句“疯语”。且开篇曰“我不幽默”，随后却又恣意诙谐，嬉皮笑脸。此乃公然愚弄读者，翻云覆雨，以革命群众为阿斗焉。当令其公开登报更改书名为《满山和尚笑开怀》，以平民愤也。
6.孔庆东歌颂北大，即是贬低其他院校，即是贵族精英意识，即是惟我独尊，即是藐视全国人民，即是文化法西斯，即是破坏教育界之安定团结与兄弟情谊，即是变相为北大当局拉拢优秀生源。故天下有识之士，须齐心合力，百般辱骂污损北大，以消除孔文之恶劣影响，方可挽狂澜于既倒，救万民于水火也。
7.孔惯写无聊逗乐之所谓幽默文章，证明其必为学无专长、不学无术之徒矣。凡真正之学术大师，必不苟言笑，每发一语，众人须思之三年方悟，岂有一读之下即捧腹大笑者耶？一读即笑之文，其作者必浅薄无行也。孔辩解曰鲁迅之《阿q正传》亦使人发笑，殊不知此恰为鲁迅之污点矣。倘鲁迅能学胡适吴宓曾国藩冈村宁次诸大师，终身使人不笑，则完人矣。
8.孔文中出现过“狗日的”一类下流粗话，且有集体瞻仰少女裸浴之下流场面，足证孔之为人下流粗鄙之极。而如此下流粗鄙之辈竟为北大老师，岂能不误人子弟，教唆出三千流氓八百无赖乎！噫，北大危矣！吾中华民族危矣！
9.查得孔氏之博士论文《超越雅俗》一书及其他若干学术文章，呆板枯燥，道貌岸然，并无所谓幽默。足见孔氏之“幽默”，并非出自天然本性，实乃矫揉造作、欺世盗名之赝品也。天下岂有一支笔写出两样文章者乎？除非彼乃人格分裂者也。学术打假，此其时矣
10.孔庆东身为党和国家辛苦培养之北大博士，竟将著作交与社会闲散书商出版，此必见利忘义、牟取暴利之举也。古人云近党者赤，近商者黑。孔之黑不辩自明矣。孔牟取暴利后仍布衣蔬食，居陋室，骑破车，又足见其虚伪矣。夫厚而无形，黑而无色，其孔庆东之谓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韩国大学一瞥
客韩两载，“走遍了南北西东，也到过了许多名城，静静地想一想”，我去得最多的地方，还是大学。迄今为止，我已经去过了韩国的大约40所大学。它们是：
汉城20多所：梨花女子大学，诚信女子大学，淑明女子大学，汉城女子大学，国立汉城大学，市立汉城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央大学，东国大学，建国大学，檀国大学，成均馆大学，圣公会大学，韩国放送通信大学，庆熙大学，弘益大学，西江大学……
釜山的新罗大学，仁济大学，韩国海洋大学。
大田的忠南大学，又松大学。
大邱的岭南大学，庆北大学，庆山大学。
天安的天安外国语大学，檀国大学分校。
还有仁川的加图立大学，光州的朝鲜大学，江陵的江陵大学，安城的中央大学分校，安养的圣洁大学，抱川的大真大学，益山的圆光大学，唐津的新星大学，济洲岛的汉拿大学等。
下面把这大约40所大学分成几类略加介绍。
我所任教的是梨花女子大学，这是韩国人数最多的大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女子大学，拥有2万左右女生。它不仅在韩国的女子大学中独占鳌头，在韩国全部大学的排名中，也是稳居前十名，据说曾经名列第四，仅次于汉大、延大、高大这三驾马车。现在虽有很多大学不服之，但排在七八名，还是没什么问题的。详情可以参看我即将问世的《身在女儿国》一文。除了梨大外，韩国还有许多女子大学。上面提到的另外几所女大，我都有朋友在那里任教。其中诚信女大跟淑明女大竞争二姐的位置。我一次去诚信女大时，那里的教授正在抗议校长。他们把校长的办公用具都给搬出来，在办公楼外面搭了帐篷，吃住在里面，日夜示威。我打听为什么抗议，朋友告诉我说，这位校长是淑明女大的校长的妹妹。教授们认为，凭什么姐姐当淑明的校长，而派妹妹来当诚信的校长，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一定要斗争，决不当尤三姐。
按照学校的声誉来排名的话，国立汉城大学的老大地位是举国公认的。但是汉大在亚洲的排名并不突出，有的说排在40多名，有的说排在80多名。汉大原来在市中心的大学路一带，一直是韩国的学术中心和学生运动中心。70年代中期，朴正熙政权为了消解学生运动的威力，故意把汉大迁到汉城最南郊的冠岳山麓。那里至今也不怎么热闹繁华，但一进校园就感觉到气象不凡，有一种王者的平静和舒缓。而大学路虽然缺少了汉大，却依然充满先锋文化气息，到处是咖啡馆、画廊和小剧场，街头公园经常有露天演出和美术活动，洋溢着浓郁的学院气息和蓬勃的青春激情。我在那一带会见过一些韩国最优秀的学者和艺术家，只是去过很多次仍然迷路。
中国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汉大以下，谁是二哥呢？延世大学与高丽大学互不服气。于是两校每年举办一度文化体育大竞赛，实际上等于一个盛大的大学节。只是延世大学叫做延高战，高丽大学叫做高延战。由于延世大学是我们梨花女大的邻居，相隔只有一条马路，仿佛是一个大学专门划出一块女子校区。来往密切，两校无猜，所以梨大的立场一般站在延大一边，我也多数情况下叫延高战。可是今年的延高战的决战，是高大的朋友请我去看的。在奥林匹克主运动场几万人天崩地裂的呐喊声中，我坐在高丽大学的队伍里。所以我只好叫高延战。可惜高丽大学竟然输了。当然胜负并不重要，两校的竞争主要在于加强彼此的交流和自身的凝聚力。当我回到梨大转述说周末去看了高延战时，学生立刻给我纠正，是延高战。我连忙承认错误。我知道，梨大许多学生的男朋友是延大的。我曾经问过学生喜欢延大还是高大。她们说高大的男生比较粗鲁，不如延大的温柔。其实我看还是近水楼台的缘故。如果梨大跟高大是邻居，那学生可能就会说高大的男生有男子汉气质了。高大建立于1905年，有抗日爱国传统，以民族主义为校魂，号称“民族高大”，校徽是一头斑斓猛虎。以前的学生中多数是寒门子弟，能吃苦，讲义气，喜欢喝便宜的传统浊酒，在学生运动中敢于冲锋陷阵。他们在2000年的一次游行示威中，巨大的横幅上写着“造反有理”。不过近年来韩国大学的生源普遍趋向富家子弟，高大的这些特点已经不大明显了。我这次观看高延战，就觉得高大的学生反而不如延大的勇猛。倒是我认识的高大的几位朋友，的确是很讲义气的。
延大建立于1885年，比梨大早一年。跟梨大一样，也是个基督教大学。所以西化气息比较重，号称“民主延大”，校徽是一只振翅欲飞的雄鹰。校训是“自由”、“真理”。学生多来自中阶级，喜欢喝啤酒，具有自由气质，但我看团队精神也非常强。宽敞的主路旁边有一座雄鹰雕像高耸入云。朋友告诉我一个笑话，上面那只雄鹰每天俯视着下面来往的学生，它如果看到有一个处女，就会马上展翅飞去。可是多少年过去了，雄鹰还屹立在那里，永远展着翅，但就是飞不去。我听了马上想，这似乎是鲁迅笔下的乌鸦。延大中文专业的研究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思维敏锐，视野开阔，虽然号称西化，其实一样地忧国忧民。我积极鼓励一个梨大的本科毕业生去延大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我觉得延大的中文专业是生气勃勃的。2000年夏天，我陪小说家余华去与延大学生座谈，学生们对余华作品的解析、对鲁迅和东亚问题的理解，都给余华带来了很大压力。我有一次在延大讲座后与一群教授学生一起去爬北汉山，在与他们的真诚交流中加深了我对韩国学界的了解和好感。
我所在的梨大位于汉城的西大门区。这一带共有四所大学：梨大、延大、弘益大学和西江大学。而骄傲的延大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只有一所大学，即延世大学。其他三校都算不得大学：梨大是女子化妆学院，弘益大学是美术学院，西江大学则是高中四年级。当然这是一种清高的玩笑，三校并不买账。有一条火车道穿过延大和梨大门前，在延大那边是从高空的天桥上穿过，到梨大这边是从深谷的桥洞中穿过。所以梨大人得意地说：哼，从他们头上过去的火车，只能从我们脚下过去。不过梨大人有个迷信，即当火车从脚下过去的时候，赶紧许个愿，就会实现。我在那里许了好几回愿，一个也没影。大概是管女不管男吧。或者只能实现这样的愿：让我找个延大的男朋友！我听过西江大学的教授的发言，也读过他们的文章，水平并不低于其他大学。至于弘益大学，美术专业是其王牌，不免掩盖了其他专业的光辉。地铁有弘益大学这一站，我专门去参观了一次。门前的小公园里正好有个小型美展，主题是同性恋，用女性的视角画出的男性肉体，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温柔，很有深度。校园里也弥漫着美术气氛，到处是雕塑、画布，学生的服饰也颇有个性，比起梨大和延大的中产阶级追求来，更像学生一些。弘大门前的毕加索街，鳞次栉比着充满异国情调和艺术气息的咖啡馆、俱乐部，它与梨大旁边的新村，加上大学路，号称汉城的三大青年街。
汉城有三所大学的名字都带有“国”字，即东国大学、建国大学、檀国大学，合称“三国大学”。我搞不清他们的排名，反正只要在汉城，即使不太有名的大学，对学生的吸引力也超过外地的有名大学。东国大学是佛教大学，我认识的几位教授，学问和待人都还蛮不错的，只有一个助教由于办事太不负责任，使我不愉快过。东国大学的樱花很出色，每年暮春三月，慕名前往者络绎于途。建国大学那里，我参加过一个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汉江附近。校园的风景，既有新千年馆那样的宏伟建筑，也有传统的小桥流水，印象颇佳。檀国大学，我去讲演过两次，跟一些教授学生都建立了亲切的友谊。特别是黄炫国教授，他在台湾住过11年，对中国文化烂熟于心。能做一手地道的中国菜，喝茶很有品位，对学生好像老大哥，在韩国教授中十分难得。我与他在台湾文学方面也很谈得来。
成均馆大学虽然不大，却是韩国历史最古老的大学，因为它的校史是从朝鲜时代的国子监开始算的。这样，1398年是其创始年，到1998年，建了一座600周年纪念馆，在韩国傲视群雄。我说北京大学要是也这样算，那至少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成均馆大学重视传统文化，校园里保留着文庙，每年都隆重举行祭奠。大成殿和明伦堂的木头都开裂了，看来需要维修了。明伦堂前有两棵400多年的银杏，用许多绿漆铁柱支撑着，这是我在韩国看到的最古老的树。韩国凡是有木头的地方，差不多都被日本人烧光了。你到大部分旅游胜地，都会看到“烧毁于壬辰倭乱”的字样，日本人被韩国人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另外朝鲜战争期间也烧毁不少，所以现在韩国虽然绿化很好，但二三十年的树就算是老树了。这里居然有400多年的树，虽然龙钟，却依然参天茂盛。我叔叔孔宪科有两句吟孔府古木的诗：“两度绕天匝地火，劫余未改旧时姿。”用于此处也很恰切。我说这全是我家祖宗的功劳。因为日本人也拜孔子，杀到了文庙，或许暂时就不撒野了吧。另外，成均馆大学的博物馆藏品也比较丰富。2001年中国大使馆组织的在韩学者和学生国庆联欢会，就举办在成均馆大学的600周年纪念馆。我们还到露天舞台去看成大学生表演的“四物”演奏和跆拳道。韩国是东亚地区最重视儒教传统的，所以成均馆大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韩国外国语大学紧邻着庆熙大学。这是韩国的外语最高学府，其中文专业号称不逊于国立汉城大学。我多次去过外大，或者开会，或者访友。外大是韩国所有大学中对中国学者待遇最好的大学，与对待其他国家地区的学者没有等级差别，所以颇得中国学者的好感。这大概是外事工作比较多而获得的经验和素养所造成的。那里的朴宰雨教授是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会长，他学问很好，待人热情，有实际的组织工作能力。他以前是民主运动的风云人物，现在做学问也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当我有一篇涉及韩国国民性的文章受到许多韩国人围攻时，朴宰雨教授说，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韩国的国民性嘛。他当过外大的弘报课长，即宣传部长。一次到大邱开会，他与我住在一屋。夜里很晚才睡，次日一早，他又赶飞机去参加别的会。韩国的著名教授都是特别忙的。
不过外大的校园真让人不敢恭维，小得可怜。幸而外大背后的庆熙大学让外大借光不少，一些高中生看到外大的风景画片就报考了外大。来了才知道，那山上的漂亮的大楼都是后面的庆熙大学的。庆熙大学以韩医专业著名。韩国的“韩医”经我仔细观察，就是中医，从望闻问切，到针灸按摩，从丸散膏丹，到煎汤熬药，从本草纲目，到濒湖脉案，从阴阳太极，到五行生克，没有什么特殊的。如果非要说与中医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山东大夫跟河北大夫的区别。庆熙大学的医学博士毕业，就等于是大富豪专业毕业了。据说要嫁给一个医学博士，女方必须送给男方三把钥匙：一套豪宅的钥匙，一部名车的钥匙，一个银行保险箱的钥匙。因为这些“婚姻投资”男方很快就会赚回来的。我认识一位韩医的夫人，在大学里当老师，她说她一个月的工资，她丈夫一天就赚到了。庆熙大学的风景很美，外大的人也常去庆熙大散步。北京大学韩国语专业的几个学生，被派到庆熙大学交流。我跟他们聚会过。以前庆熙大学的短训班也来过北大中文系，我带他们去过西安洛阳等地，不过那次也是他们的助教态度不逊，到处挑礼，不懂装懂，颇有几分不愉快。韩国大学的助教，都由研究生兼任，多数没有工作经验，往往看人下菜碟，既不懂“外事无小事”，又不敢无为而治，结果经常惹是生非，引发矛盾。助教的素质，严重影响着整个大学的形象。
圣公会大学当然是教会大学。这所大学虽小，却会聚了很多韩国的革命斗士。白元淡教授请我去讲演时，特意请我参观了他们的民主运动展览室。那里收藏了大量的文稿和实物，我看后十分感动，从心底吟出一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韩国放送通信大学，并不是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而是相当于中国的函授大学。可以说是韩国的“中央电大”。这是我去那里开了一次会才知道的。韩国没有专门的电视大学、电影学院。这类艺术人才都直接从综合大学里选拔。所以韩国的影视界学院气不够，专业基础不厚。不过韩民族几乎人人能歌善舞，从来不怵镜头，具有天生的表演欲，所以也自有其随意的优点。另外“放送”一词包括了广播和电视，这是少有的比中文词汇还要精炼的例子，我给学生举这个例子，来证明汉字不是中国的私产，汉字里凝聚着东亚人民共同的智慧，所以我们都应该学好汉字。
中央大学的名字很唬人，其实跟韩国的“中央”，没什么关系。人家就愿意叫“中央”这个名，就好像一部小说里地主孩子的乳名非要叫“皇上”一样。韩国朋友带我去中央大学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反对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盛大集会。我当时对这事并没有明确的立场，因为我觉得全球化也并不可怕。但是在会场上看到群情激愤的工农大众，看到他们演出的革命节目，我被“火热的生活”感染了。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真实境况里，你才会明白社会主义的正义性，才会明白社会主义恰恰是保护千百万民众的人权的。
我还去过中央大学的分校。韩国不少大学都在小城市里另设分校。中央大的分校在安城，韩国著名的生产方便面的地方。我的北大同事黄卉在那里任教。我们几个在汉城的朋友一起去那里玩。每次到汉城以外的大学，我都心想，大学就应该建在这样的地方。山清水秀，沃野平畴，狗吠教室外，鸡鸣讲台旁。我们走在仿佛无边的校园里，半天也遇不见一个人。在一个广场的地面上，画着许多揭露美军屠杀韩国人民的宣传画。我们又去挖野菜，一边挖一边背诵诗经里的“采采罘苡”。挖到一根又像人参又像萝卜的东西，回去后请教门卫。门卫说，这个你们没什么用，就留下了。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打了一夜扑克。四周安静得仿佛千里之内都能听见扑克落在毯子上的声音。难忘的安城之夜。
汉城以外的大学，大多都是因开会或讲座而去的，匆匆看上一圈，印象不是很深刻。总的印象是，面积大，气派大，房子漂亮，设备先进。光州的朝鲜大学，大田的忠南大学，都是如此。凡是看到一群与众不同的漂亮建筑，十有八九是大学。这些大学多数是80年代经济发达以后大兴土木的，设计很讲究，务求变化，选址也都不错，几乎都在风水宝地，抬眼星垂平野阔，推窗月涌大江流。从空间上给人以“大”学之感。看了韩国的大学，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的国家。在许多大学的走廊上，看到一排排的电脑，学生在那里随便用，电脑比学生还多。我想起我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连椅子都没有学生多，学生经常为了争座位而打架，我也打过那样的架。北大是靠着“为椅子而打架”的苦学精神来推动祖国前进的脚步的。这固然是很宝贵的，但是如果硬件也好一点，多一些椅子，多一些电脑，多一些大楼，不是会更好么？当然这也难说。据说北大最好时在亚洲排名第七，倘若真的到了电脑比学生还多的那天，但愿不要排到第七十吧。
仁爱的尹淮
韩国的《海东名臣录》记载，朝鲜时代的尹淮，年少时出门投宿，主人不许，他就坐在院子边上。主人的儿子拿了一颗大珍珠出来，掉落在院中，被一只白鹅吞下。主人找不到珍珠，就绑了尹淮去告官。尹淮也不分辩，只要求连鹅也一同绑去。次日，“珠从鹅后出”，真相大白。主人很惭愧，问他昨日为何不说，尹淮答道：“若昨言之，则主人必剖鹅觅珠。故忍辱而待。”
尹淮处变不惊、受辱不辩的从容态度，是很令人叹服的。大有苏东坡所云“无故加之而不怒，卒然临之而不惊”的风范。我遇到的许多韩国朋友，听别人称赞韩国的优点时，眉开眼笑，和蔼亲善，而听到别人对韩国有一点点委婉的批评时，立刻脸布凝霜，反唇相讥，甚至拍案决眦，暴跳如雷。我的师兄高远东指出：“韩人性狭直而急竞。”我因此很少批评韩国，在韩国遇到再大的委屈也尽量牙掉了吞落肚，并且不时劝告初到韩国的中国人：“千万别给韩国人提意见。”我开始时甚至怀疑，莫非韩国人自古就是这种火暴脾气？
但尹淮的故事使我认识到，古代的韩国人也是崇尚这种仁爱儒雅的大家之风的，连别人冤枉他盗窃都能忍受，这是何等的自信。今天的韩国人脾气暴躁，恐怕是与一部充满压迫和抗争的近代史更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的。当一个民族洗刷了自己的屈辱，在世界上重新获得自己的尊严时，他们的脾气或许就会优雅起来吧。如尹淮这般胸襟宽宏之人，能够出现于韩国的昨天，自然也可以出现于韩国的明天。
(因为有了对韩国朋友这样的信心，我也敢于写些大胆批评韩国的文字了。)
韩国人的革命精神
我住在梨花女子大学的国际馆，这里住着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学者教师，都是远离祖国，又大多不会韩语，因此生活上难免遇到许多困难。这些学者因为心情不大好，于是就经常批评韩国这野蛮那落后。我对韩国也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我总觉得应该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说话。我就说，韩国虽然经济没有西方发达，文化没有中国深厚，但是韩国人的革命精神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流的，这一点不但你们“帝国主义”要学习，就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也要学习。
韩国也曾有过文化灿烂的古代，但是韩国近代史的苦难深重是全世界罕见的。几乎半个世纪的日本统治之后，好不容易河山光复，整个半岛又被冷战体制拦腰切成两段。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韩国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军事独裁。盼望和平，盼望民主，盼望统一，可以说是韩国人念兹在兹、挥之不去的永恒情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部韩国的苦难史，同时也是一部韩国人民的反抗史。他们用不屈的反抗，迎来了三韩大地的光复，又用前仆后继的起义、革命，结束了军事独裁，迈进了民主时代。我在光州的“5.18〃墓地，望着那层层的墓碑说：“韩国青年的鲜血，毕竟没有白流。”更为可贵的是今天，在经济高速增长，民主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韩国人并没有抛弃他们的革命传统。在韩国的学术界，许多优秀的学者仍然保持着一腔革命情怀，思考着世界革命问题。而在中国、日本等国家，随着经济的繁荣，许多人忘记了革命乃是今天经济繁荣的乳娘，他们开始清算革命，咒骂革命。学术变成了一堆隔靴搔痒的废话，教授变成了一只摔不破的胶皮饭碗。正像中国的围棋和日本的围棋都越来越不如韩国围棋那样生气勃勃、那样充满昂扬的斗志一样，中国和日本的学术也越来越老气横秋，把卖弄材料和考据当作第一流的境界，而把学者的天职抛到了九霄云外。
谈到革命精神，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韩国的大学生。我的几个朋友津津有味地向我介绍各种催泪弹的味道，而我这个自诩“老革命”的家伙竟然如听天书。韩国的大学生，真可以说是“不平则鸣”。他们的反抗，经验丰富，组织严密，既有爆发力，又有持久性。今年因为学费问题，各地高校都发起了旷日持久的学潮。大学生们占领办公重地，搭起帐篷连营，游行示威，演讲串联，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延世大学已经率先获得了胜利。我到延世大学去看他们的校庆演出，那简直就是一场革命彩排。在依山而建的露天剧场上，几万男女青年群情激奋，随着台上的指挥齐声呐喊，载歌载舞，每个人都把自己投入那个巨大的集体之中。我们这些旁观者感到那不是几万人，而是一个人，一个巨大的生命在呼啸。中国有一首歌中唱道：“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然而现实的情形是，我们太注意自己了。为了自己极其卑微的生存，我们放弃了太多的真理。
如果说在革命年代，过于激情容易导致极左的话，那么在这个“改良”年代，激情可以说是一种极其可贵的“保守”。丧失了革命精神，自由民主也好，经济发达也好，都是不可能顺利到来的。光州的朝鲜大学的教授们，赶走了控制学校的财团，实现了真正的教授治校。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几十年来互不服气，每年都要举办两校大竞赛，使得彼此的革命“段位”节节攀升。连我所在的梨花女子大学这所被延世大学讽刺为“女子化妆学院”的专出贵夫人的学校，也终日“群雌粥粥”，她们的学生领袖把头发剃得几乎成了秃瓢，颇有刘和珍杨德群君当年之气概。这些具体的学潮当然有韩国自身的背景，不一定需要胡乱地“东施效颦”。但是这种革命的精神却是茫茫21世纪的指路明灯。在大部分韩国人还盲目崇拜美国的同时，韩国的清醒的知识分子不断揭露美国对韩国平民的杀戮，对韩国资源的掠夺，对韩国政治的控制和对南北统一大业的掣肘与破坏。韩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对穷凶极恶的美国和心怀叵测的日本都是一柄闪光的利剑，对于21世纪的世界和平必会产生积极的推动。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这种革命精神，理当成为亚洲人民的共同财富。
(此文发表后，韩国右派很不满意，左派则略有惭愧。)
真龙藏不住
浪迹江湖的我，今年被北京的风沙吹到了汉城。心想这也好，就算是被迫隐居，“勉从虎穴暂栖身”吧。——中国敬龙，韩国尚虎，可谓是一对“龙虎邻居”。寂寞无聊之际，忽有三韩侠士崔容晚、李政勋二君邀我同看李安的新作《卧虎藏龙》。此片在中国大陆尚未公映，故而洒家咧嘴一笑说：“吾乃中国观看此片之第一人也！”
《卧虎藏龙》本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武侠小说大师王度庐先生的力作。王度庐的代表作“鹤铁”系列共有5部：《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这5部作品既连贯又独立，其最大的特点是不以神奇的武功和紧张的打斗取胜，而是通过武侠人物的爱情悲剧来透视人生，追问命运。王度庐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被公认为创造了“悲剧侠情”模式，对后来的梁羽生、金庸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然而越是优秀的小说就越怕被搬上银幕。尤其是武侠小说，被香港的低能导演和弱智影星们摧残得面目全非。金庸先生毫不客气地说过，看到自己的小说被港台影视界拍成的的片子后，“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挨打”。这里的原因就是，那些武侠影视抽空了武侠文化应有的人文精神，只剩下满足自己病态心理的血腥打斗和企图忘记自己奴隶身份的港台式的肉麻搞笑。这样的作品被批判、被蔑视、被遗忘，都是理所当然的。
相比之下，这部李安的《卧虎藏龙》，可以说是武侠电影史上的一次突破。影片抓住了“命运”的问题，抓住了“人应该怎样活”的问题。李慕白和俞秀莲终生相恋，但却不把他们的爱情变成现实。李慕白说：“越是握紧拳头，手心就越是什么都没有；松开手，你才觉得拥有一切。”李慕白用生命教会了玉娇龙这个道理。玉娇龙和她的情人罗小虎也没有“终成眷属”，他们继续浪迹在无边的江湖上去寻找他们的梦。
抓住了这个“题眼”，别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整个影片笼罩在抒情的基调里，笼罩在淡淡的银色的悲凉里。武打设计既具有惊心动魄的现场效果，又具有如梦如歌的优美意境。演员的表演内在、含蓄。周润发第一次学会了以“不表演”来表演，体现出一种真正男人的魅力。章子怡则把玉娇龙的娇凶结合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使那些搞笑的地方也符合故事自身的发展逻辑，没有节外生枝和鼻孔里插大葱的毛病。以“人性”为中心而不是以“打斗”为中心，决定了《卧虎藏龙》必定要在武侠电影史上大书一笔。
知道王度庐的人很少，但我早就确信他的名字必有大放光彩的一天。李安，周润发，章子怡，还有作曲的谭盾，演奏大提琴的马友友，他们都像影片中的英雄一样，是藏不住的真龙。是啊，这个世界，往哪儿藏啊！
(当时就跟韩国朋友和学生说，此片八成要获奥斯卡奖。果然言中后，学生皆以为奇，并有学生从网上翻译了此文，遂作为范文讲了一课。)
特立独行的葵花
韩国古代文人曹伟写有一篇《葵亭记》，写他谪居时比较穷困，在几丈大的园中盖了一座小亭，园中别无他物，“只有葵数十根，翠茎嫩叶，动摇熏风而已，因名之曰葵亭。”有客问他为何不取松梅菊兰之类有德操寓意的美名，而偏以葵这种“软脆之物”命名。曹伟首先说正因为葵不为人所重，所以才适合于自己的处境，“以弃人而配贱物也”。然后他又说葵虽弃物，但有二德。一是“葵能向日随阳而倾，谓之忠可也。”二是“葵能卫足，谓之智可也。”而这忠与智，正是“人臣之节”也。
我读此文，首先想到了杜甫的“葵藿仰阳春”，然后就想到了“文革”时大为风光的向日葵文化。在杜甫那里，葵与藿混在一起，还具有类的性质。只是表示忠心的一个比喻，还没有赋予葵以单独的价值。到了曹伟这里，葵就独立出来，成为亭的名字，表示着一种虽被抛弃而仍然忠心不已的节操。但这里，仍透露出一种无奈，透露出这是因为做不成松梅菊兰而不得已的选择。然而到了“文革”时期，向日葵的价值却有超越松梅菊兰之势。那时最美丽的花就是向阳花，不但有大幅的宣传画，连床单桌布之类日常用品上也经常是满地向日葵。我上小学的美术课，第一课画红太阳，第二课就画向日葵。
不过，向日葵的实物，我是并不陌生的。东北地区的人爱吃瓜子，所以这种植物种得很多，连城市里也在楼前屋边到处种些。我和一些孩子夏天经常去“恭行天偷”。潜入园中，折下大花盘就跑，那时脑子里才不管他什么向阳不向阳呢。印象中那向日葵一点也不美，耷拉着脑袋，一折就断，的确是“软脆之物”。我们也知道它从早晨起就随着太阳转脖子，但是这种“仰脸相随”的形象并无什么美感，只觉得不过是任人践踏、任人攀折的贱物而已。
曹伟与杜甫，借葵之向日来表达自己的忠心，这在今天的一些正人君子看来，也许要批判为“奴性”和“暴君的帮凶”之类。但我以为，在那个时代，这恰是他们自由意志的体现，这和把自己比喻成“涧底松”、“篱边菊”、“墙角梅”具有同等的人性价值，或者说，这正是他们独立人格的表现。但若是把少数人的情趣强加到多数人的头上，则会适得其反。要人人都做向阳花，结果是人人乱扔瓜子皮。独立人格必须自己去建立，既不能赐予，也不能克隆。争取民族独立可以大家一起去斗争，若是争取自己的人格独立也跟着一大群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吆五喝六，并且排斥和打击那些偏偏不愿“独立”的人的话，这首先就已经丧失了独立的意义。在一个人人要做十八棵青松的时代，青松的价值已经跟瓜子差不多。那么在一个号称独立崇拜个性的时代，我们是否应该尊重那些不要个性的葵藿们，给他们一些自由的空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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