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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时代的明白人》全文阅读_作者:罗振宇_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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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是全部过时,像前面讲的汽车业,还有单反相机这种内部结构非常精密的产业,日本人的竞争力现在依然不错。但是,时代大潮不等人,一代新人换旧人。
大航海精神今何在
其实日本社会也不乏创新者,例如村上世彰,他被称为日本民间的股神。2006年,他因为一个所谓的内部交易事件被捕。日本官员当年就这个案子说过一句话:像村上世彰这样的人,搁在美国,就是金融创新的英雄;搁在日本,他就得去蹲监狱,因为日本社会受不了这些不讲规矩搞创新的人。
村上世彰在被捕之前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讲的一句话发人深省。他说:“日本社会真的就不能给创新者、破坏者留下机会吗?真的就不能让那些创新者重新开球吗?”
日本的经济停滞已经是延续20多年的事情了,再用任何细枝末节的理由也无法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只能说,日本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陷入了一种创新无能的状态。
是日本人缺乏创新精神吗?还真不是。前些年,日本人发布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说要干掉谷歌,搞一个日本人自己的搜索引擎。
日本人这个计划失败了。有一些评论者观察这个计划之后发现,项目的主持人连自己到底要干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一堆杂乱的软件开发计划。
这个计划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大航海。什么叫大航海?就是人类在某一个历史关头,这个历史关头不是每一代人都遇得到的,它是远隔几百年才有可能打开一次的窗口。你通过一次冒险抵达一片新大陆,抵达一片完全未知的、远方的彼岸。所以,日本把这个项目定了这么重的名字。
我觉得日本人确实有野心。但问题是,这个项目的搞法和大航海时代的本质精神是背离的。大航海时代,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绕过非洲好望角开启了从欧洲到亚洲的新航路,甚至是实现环球航行的一个时代,他们是怎么完成的?基本就是靠民间的那些细碎的、自发的创新完成的。
这些创新背后至少有两个因素。
第一点,这个社会一定要发明一种绝佳的应对风险的制度。在大航海时代,搞出了所谓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以前,一个商人带着一船货出海,他面对的风险是如此之大。万一船翻了、货丢了、被海盗抢了,这个商人就要承担所有责任,因为债主就要找你要钱,你只能把自己的房子、田产卖了,带着老婆、孩子到街上流离失所。风险大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人们就不愿意去尝试创新。
有限责任公司出现之后,带来两个结果。一、风险变得可控,因为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出资额来承担风险的,大不了这船货全赔掉。也就赔到这个程度而已,不至于牵连其他家产。二、巨大的风险分摊到无数个人身上,这样每一个人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
我们再回头来看日本社会。所有的创新都是产生于一种应对风险的制度安排,而日本的制度安排不是要应对风险,它是要把风险完全消除,这和大航海时代的精神是不一致的。
第二点就更重要了,大航海是谁搞出来的?我们都知道日本人以素质高著称,可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高素质的人搞出了一个停滞的经济呢?我们不妨从反面想一想,那些野蛮人、那些没素质的人,他们对创新的价值又何在呢?这又得说到大航海。
大航海是谁完成的?就是一帮没素质的人完成的。为什么?因为有素质的人不肯吃这个苦嘛。现在,很多船员在巨大的集装箱轮上还怨声载道,说当海员太辛苦、太无聊了,何况几百年前呢?那个时候不知道要走多久,没准儿一条命就要扔到海里。所以每一次出发,大家都抱着赴死的决心。而且那个时候的船又小,因为不知道要走多久,所以尽可能装满食物、水和货物,留给人活动的空间非常狭窄,在上面待上几个月,那个滋味可想而知。尤其在热带航行的时候,食物会很快变质,甚至爬满虫子。
船上空间小,一旦发生疫病,连隔离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经常是半船人、一船人地死掉。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差,无法克服远航中经常出现的坏血症。
那个时候从欧洲海港出发的船上,装的净是流浪汉、无业游民,甚至是逃犯,因为只有他们肯吃那个苦、冒那个险。而这帮人为人类的大创新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沉重的。根据记载,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从阿姆斯特丹港带走的人有70万,最后有26万人被抛尸海外,再也没能回来。而那些抵达目的地的人,在当地烧杀掳掠,给很多东方和非洲人的感觉就是:这帮欧洲殖民者怎么这么坏?他们这帮人在欧洲就是地痞、流氓,更何况到了番邦外国,当然坏了。
所以19世纪有一个作家说,即使按照当时的道德水准和评判标准来看,这帮人的言行也是让人恶心的。但是没办法,创新就是要靠这样的人。
迈阿密:靠罪犯和流浪汉繁荣起来的都市
我没有鼓吹低素质等于创新的意思,但是你也不能不信一个邪——低素质的人是有可能搞出巨大的创新和社会繁荣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1980年,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说:“美国人不是老指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让人民自由移民吗?我自由一个给你看看。”所以这一年他突然把海港开放了,走吧,都去美国吧。很多社会底层的人,什么精神病患者、妓女、罪犯、流浪汉都去了美国。那一年走了15万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非军事渡海行动。这15万人去了美国哪儿呢?距离古巴最近的那个港口——迈阿密。
这帮人去的时候身无分文,是一帮赤贫,而且又都是社会底层人士,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一帮粗鲁的人。
可是今天的迈阿密是怎样一座城市呢?迈阿密是除了纽约之外,美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是整个中南美洲所有国际大企业的总部所在地,迈阿密机场是美国最大的货运机场;它还是美国最干净的城市。说白了,如果除掉华盛顿、纽约,整个拉美最大的城市就是迈阿密。
这种繁荣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其实就是靠古巴的这一批流氓、地痞、精神病患者、妓女和无家可归的人创造出来的。
我去过迈阿密,去坐过油轮。在那个城市,英语确实不大奏效,满街讲的都是西班牙语,而且房价特别贵,市容非常整洁美好。
我们再回到“素质”这个词。所谓的高素质无非是你学历比较高,你举止比较文明,你道德比较高尚,而所谓的低素质的人不是没文化、没礼貌吗?
可问题是,在创新这件事情上,不见得有文化、懂礼貌、知礼节就会搞创新。创新,它是用任何外在的标准都衡量不出来的,是学校培养不出来的。
其实我们可以找好多好多的例子,就拿美国人来说,爱迪生小时候只上过三年学,他的小学老师认为他是个弱智儿童,但是他临死的时候被证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
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他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要知道,在美国的白人社会里面,爱尔兰人的地位还不如黑人。
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爸爸大个子比尔——这是他的一个外号,这人是靠卖野药为生的。说白了,洛克菲勒出生于一个底层的骗子家庭。
再比如说那个著名的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的父母是东欧犹太人,到美国的时候身无分文,是最底层的工人。而他们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出了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世界级大学者。
再说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例子——乔布斯。乔布斯其实是中东移民的后代,而且从小就被抛弃了。所以你看,低素质家庭、低素质的教育,未必出不了人杰。
反过来说,为什么那些高素质的人往往成不了创新的领头人呢?我们会认为,这些人因为衣食饱暖,所以没有勇气打破现状。我觉得这是错怪他们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处境当中,当存量过大的时候,创新本身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当年,中国移动的董事长王建宙在美国曾跟谷歌的CEO施密特有过一次对谈。施密特给了他一个建议,让中国移动把电话费给大家免了,然后提供各种各样的增值服务,这是最符合互联网企业运营经验的一条道路。
王建宙说:“我知道这条路对,但是我不能干。每年中国移动有数以百亿计的话费收入,你说不要就不要,你对国家负责吗?你对股东负责吗?”
再比如说,很多人指责微软不创新,所以让谷歌这样的公司超过了。是,如果微软能像现在的互联网公司那样,把所有的软件免费,然后争取下一个发展台阶,这在道理上是成立的。但现实上呢?意味着微软每年要放弃数百亿美元的收入,它做得出来吗?任何职业经理人胆敢拿股东的钱、拿公司当年的营收额做这样的放手一搏,那这个人一定是个浑蛋,一定不可信任,股东一定会把他开除。
所以有存量的时候,那些高素质的人是不可能搞创新的。
创新:低素质者与高素质者的双人舞
我们再看一眼“创新”这个词,正本清源地讲,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双层结构。第一,要靠那些没素质的野蛮人拼命去闯、去冲,因为他们的机会成本比较低。就像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没什么可失去的,要失去的只是锁链。所以,试一试有什么不好呢?虽然这样的创新大多数是不靠谱的,是不会有收获的。大量这样的人消失在历史深处,他们的创新没有成功,没有人知道。我们知道的都是我前面讲的爱迪生、洛克菲勒、弗里德曼等人。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人只能是九牛一毛,而且这样的人是无法从芸芸众生当中预先被识别出来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是说由没素质的人创新就一定会成功。今天非洲的索马里,到处都是没素质的人,甚至是海盗,也没搞出什么创新。每年海盗抢的那些钱,如果拿来正经做生意的话,没准儿一次贸易就能够挣回来,但是今天它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国家。
所以创新一定要有第二步,就像当年大航海时代,刚开始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前面冲。后来,身为生意人的荷兰人素质就高得多了。再后来,真正把全球形成一个大的整体的是谁?是英国人,而英国人的整体素质相对来说要高得多。
其实创新有两种。第一种叫从0到1,真正的大创新往往就是从0到1的过程,就是说这类东西世界上原来就没有,所以这类创新就得靠我们刚才讲的野蛮人去冲、去试,用大量的失败来换取最后的硕果仅存,形成从0到1的创新。
紧接着,必须要接上一种叫从1到N的创新。给大家举个例子,哥伦布是一个素质很低的人,但是人家有勇气、有执着的精神,人家还有运气,所以他就完成了从0到1的过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可是光发现有什么用?要把这个地方建设成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就得等到华盛顿、富兰克林那一代人出现了,因为他们才可以在“1”的基础上,持续地添砖加瓦,可以调动人类所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存量,扑上去搞建设。这个时候,什么周密计划、事先设计、持续改进、及时调整、顺畅沟通,都得有素质的人去干。
我并不是讲素质低的人和素质高的人谁更重要,只想说,这是一个创新进程中两个不可或缺的阶段。我们现在又面对着一次大航海时代的机会,就是所谓的IT革命。这一次大航海和几百年前的那一次比,有区别吗?有。
首先,不需要靠死人来完成创新,死公司就可以了。那么多创业者,那么多创新公司,靠死公司自然就能够探寻到创新的方向。
再有,谁流血?不是人,而是那些资本。所以,人类在对抗风险上,又有了一个巨大的制度创新,就是众所周知的风险投资。
虽然有这两个重大的区别,但是有一个底层的东西从来也没有变过,那就是靠那些敢想敢干、机会成本特别低、表面看起来可能素质比较低的人,用自己的拼搏精神和机会成本去大量试错,然后找出一个可能的创新方向。此时,有素质的人再扑上去。人类搞创新,自古至今,这个过程从来没有变过。
我们在谈论“经济”“繁荣”这些词的时候,往往看到的是数字、是货物、是景观、是城市,但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本源是什么?是人。从人的视角看经济,天大的难解之谜也就获得了答案。
就像开篇的引子,日本经济为什么会停滞?如果从人的角度看,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答案,不是什么日本央行的政策不对头,不是刺激政策不到位,而是日本人出了重大的问题。日本社会实在是太温情了,它的社会实在是太成熟了,成熟到了把有一点点不文明的东西、动物精神的东西都丧失掉了。
这个病可就太难治了,因为如果要破除邪恶、野蛮,靠时间、靠理性、靠教育就能做得到。可是如果一个社会的病是因为太理性、太文明,那这个病可怎么治?所以,很多人在问,日本经济怎么打破停滞?答案是不知道。如果你非要一个答案,那只能等待一些难得的历史契机。
比如,日本政府突然想明白了,开放国门,欢迎全世界的移民到日本来发展,这些人就会重新激活日本社会。可是这个好像太难了,因为日本本来就人多地少,已经很挤,而且它那个单一民族的排外传统又非常之发达。
还有一个机会,就是等待一场世界大战,把日本打得满目疮痍,所有人都没有了存量,家徒四壁,大家再回到野蛮人的路子上去,来重新建设这个国家。这样的历史契机会降临到日本人头上吗?那就真的是天知道了。
患上“日本病”的香港将何去何从
最后再说一件我们中国人比较关心的事,关于香港。香港这两年经济好像也陷入了停滞状态,日本的情况在香港身上重演了。很多香港人都说,内地有的政策不好,增加了竞争,等等,甚至在2014年又出现一波非常强烈的对内地人的反感心理。
这些话从情绪上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是香港人忘了去反思:过去,香港的繁荣是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由于鸦片战争,香港开埠。但在之后的100多年时间里,香港没有发展起来,仅仅是一个中等城市。在1949年前,香港的发展水平肯定不如广州,就更别提上海了。
香港经济真正发展起来,其实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首先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去了一批人,然后陆陆续续又去了一批私渡者。香港政府当时对这些偷渡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脚踏上香港的土地,基本就当你是香港人了。
有一个阶段,香港富豪榜前100名当中,有40个人是私渡者。他们有什么特点?上岸的时候身无分文,只有一颗要发财、要立足的心,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一批野蛮人,或者说是低素质的人。正是他们造就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繁荣。
要知道,那时候,香港的经济条件远远不如今天。首先,与北边的内地意识形态不同。然后,周边的亚洲各国到处都是战火,越南船民的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彻底解决。很多人对香港那个时代的发展是没有信心的,稍有风吹草动就跑了。
今天呢?祖国给了各种支持,又有安定繁荣的周边环境,但是香港经济却陷入了停滞,这是为什么?是香港政府无能吗?他们也想了很多刺激经济的措施,比如搞什么数码港计划——这跟日本人搞搜索引擎是一回事,但是并不奏效,为什么?
回到人的角度,你会发现香港现在至少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它变成了一个在人口上封闭的社会,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香港开始搞福利社会了,开始给老百姓派糖。这本来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派福利不能见人就发,香港现在的在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是差不多的,都是700多万,得把自己人和外地人给区分开来。
再看内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地方的常住人口往往是在籍人口的一两倍,对吧?这就是有活力。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不公平等。
对于经济繁荣而言,如果一个社会缺了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又没有户口,除了靠自己的双手去拼搏一个前程之外,什么都指望不上的人,你觉得它还会有活力吗?
香港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它变成了一个文明雅致的社会。这与我们前面分析的那种“日本病”如出一辙,当一个社会足够老熟、文明之后,你就很难在雅致和粗俗之间去构建一个可以促进繁荣的精妙的平衡点了。香港正在失去这个平衡点。
所以我一直在讲,对中国的未来,我有坚定的信心。中国在未来的30年,经济一定会好到让人不相信的程度,因为在中国,有大量的、很多高素质的人看不起的人。他们破衣烂衫,他们露出那种渴望的眼神。但是,他们生活的每一点儿改进,都是这个国家经济的新边疆;他们眼神中的每一丝对财富的向往,都是这个国家活力的来源。
04 市场的广度
灯塔应由谁来建造
灯塔是一种我们当代人已经不太熟悉的事物,今天大洋上航行的轮船已经完全用不着灯塔了,因为GPS(全球定位系统)这样高、精、尖的设施已经取代了它的功能。
可是在人类早期的大航海时代,灯塔可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如果你是那个时候的船长,你怎么来确保前面没有暗礁呢?你怎么能确保自己没有偏离航线呢?你只能根据岸上的一些标志物,比如教堂的尖顶等特征很鲜明的建筑,甚至是岸上的一片树丛去判断。一来二去,人们就想,能不能人为地创造一些标志物,让它挺立在岸边,甚至夜里也可以起到作用呢?于是就发明了灯塔。所以,灯塔是大航海时代极其重要的航海基础设施。
灯塔这个物件曾经引发过经济史上一次重要的争论。这个争论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叫庇古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生在19世纪,主要学术成就建立在20世纪,是剑桥学派扛大鼎的人。
这个庇古开创了所谓的福利经济学,他论证的起点就是灯塔。他说人类的经济生活就是一买一卖,靠市场的自由交易不就可以解决了吗?可是有些东西是没法解决的,比如说灯塔。灯塔的使用并不需要双方有身体接触,你作为一个船长,在大海上远远地瞄上一眼,这就算用了。可是,你离我还有十几海里,我怎么追上去找你收费呢?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有的船长比较缺德,他明明看了灯塔,等你找他收费的时候,他却死不承认,就说没看,那你怎么办?根本没有充足的证据迫使他把银子掏出来。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市场经济就需要一次调整。那谁来调整呢?这时候,跳出来一个彪形大汉,名字叫政府。政府说:“你们没有办法收费,我有办法,我可以收税啊。先把税收上来,然后我出面来建灯塔,让大家免费使用,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从这个思路出发,庇古他老人家推出了一整套所谓的福利经济学的理论,甚至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词汇“庇古税”,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经济学中的灯塔问题
什么叫庇古税呢?在市场经济的很多交易过程中,会产生一个溢出效应,比如说一个工厂,它做生意貌似只是一买一卖的关系,但是它往空气中排放的污染物却使公众的利益受损,这也叫交易的外部性。
那怎么解决呢?政府又出来了,说交税,给银子,我把你对公众福利的破坏、对公众利益的减损,用税收的方法收上来,然后再还补到社会当中。这种税,就称为庇古税。这个税听起来好枯燥,但是又那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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