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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刘忆江，男，辽宁宽甸县人，现居北京，自由撰稿人。近年从事近代史人物传记及历史小说的写作。着有《袁世凯评传》、《曾国藩评传》及长篇历史小说《汉宫春梦》。
内容简介：一个天分并非出众的农家子弟，二十七岁考中进士，点了翰林，从此循规蹈矩地生活，按部就班地升迁，以一凡庸官僚的身份随波逐流了大半生，孰料在四十二岁那年，与国家一同遭遇了历史巨变。危难当头，他于艰难竭蹶中奋起，终于使生命焕发出异彩，将自己的印记深深烙在了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一个晚清之际挽狂澜于既倒的名臣，抛开其身后百余年不绝的赞美与詈骂，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作为肩负国家存亡、文化延续的栋梁，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的思想、事业与为人，给后人以何种教益？一个故去百余年的人，何以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这部评传，既是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也是以真实可信的史料勾勒历史人物，复苏国民记忆的一个尝试。它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为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曾国藩。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读书界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曾国藩热”，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初，坊间有关他的各类书籍，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造反有理的革命年代，曾国藩被视为反动派，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不可能出版他的传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泛政治化的流风遗韵尚在，斯时出版的曾氏传记，仍以阶级斗争史观裁判历史人物，其内容与结论可想而知。之后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中华，书商们借曾氏大名炒作文化快餐，肆意涂抹，塞进了不少望风捕影的私货，就更是等而下之的垃圾了。曾国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在近代史上起了怎样的作用，怎样看待他同太平天国的那场殊死战争，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何在？十几年来，没有一部详实、真切的曾氏传记来告诉我们这一切。所以编辑约稿时，笔者略费踌躇，便选定为曾国藩写一部评传。
笔者撰述此书的宗旨，第一是真实，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用第一手史料说话，用同时代的、可信的公私文献说话。当然，史料中包含的信息也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残缺不全的。所以，历史人物无法完全复原，能够近似地复现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就很不错了。为此，书稿不吝大量引证史料，虽不敢说无一字无来历，但力求言出有据，是做到了的。
古代撰史者，提倡德学才识四者的统一，其中史德，也就是著述人的居心，尤为重要。作者对自己所表述的历史人物应该抱有“同情”，心存恕道，时不时地做一下换位思考，想一想自己若处在传主当时的情势下，会当如何？如此，才能真正进入你写的那个人的生活、思想乃至于情感，甚至感受到一种心灵的相通。抱着这种心态读古人之书，就仿佛同一位位严肃而睿智的先贤对话，进而对你所写的时代、社会与人物获得更为贴切的认识。
真实而外，再就是评论了。古代私家撰史，都可以说是评传，譬如《史记》每篇传记之后的“太史公曰”，《汉书》每篇之后的“赞曰”，都是评传之一种。后来官修史书，也难脱其窠臼，一部二十五史，直至清史稿，都带有评传性质。而且史家都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之人，行文走笔之际，感情不可能不灌注于笔端，读太史公、班孟坚的书，沉郁而又饱含激情的文字下面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感动并激励着一代代读者，古人甚至有以《汉书》佐酒者，历史由是展示着自己的价值与文化传承功能。如此，历史并非客观、真实二词所能包揽，历史的撰述，亦应饱蘸激情的笔墨，给读者以感动。当然，激情中仍应保持足够的理性判断，不溢美，不隐恶，不以成败论英雄，太史公树立的这个传统，应为良史之标准，史家之圭臬。
写曾国藩些什么，当然是这个人。就时代情势而论，曾国藩的处境类同于孔夫子，孔夫子生当“礼崩乐坏”的衰世，他四处奔走，呼吁君主们克己复礼，维护礼制与传统价值。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四处碰壁，皇皇如丧家之犬，其志可钦，其情可悯，其不遇可悲。他只能通过课读，向弟子们传授他的理念，虽赍志以终，但数百年后，其学说被定于一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至深且巨，可谓大成功者。曾国藩亦遭逢大乱，以一介书生出任艰巨，艰难竭蹶，力撑危局，最终敉平大乱，再造中兴。在事功上，他比孔夫子幸运，在文化理念上，他也无愧于孔夫子的传人，是位真正的儒者。生当衰世，他以陶铸人才、转移风气为己任，坚执理念，躬亲实践，最终实现自我，成就为一代伟人。历史上很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杰，他们厕身官场，虽也不能不过科举这道门槛，可他们的学问、思想、理念，皆得自对儒家经典的刻苦研读，故其为官，皆抱有社稷苍生的大关怀。他们一代代传承给后人的，是文天祥诗中所阐扬的那种沛乎于天地苍冥之间的浩然正气，生生不息，涵养着中华文化存亡续绝之生机。笔者在阅读与撰述曾国藩的过程中，每每能感受到这股正气的激荡，心胸如洗之际，俗念褪色，境界提升。
儒家学说能为历代精英所崇奉，主导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两千年之久，必有其过人之处，其中必有超越时代、种族、文化的普适性价值。余英时先生称之为道1，李幼蒸先生则定义其为“仁学”2。近些年来，学界关于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的讨论很热，纷纷为中国的社会转型谋出路。最近刘军宁等又提出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它不是要复古，而是要在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3。笔者在叙述曾国藩的思想时，也曾涉及到普世价值的问题，如恕道，故亦愿就此发表一点看法。
人类对待世界的基本态度是保守主义的，如赛西尔所言，人之心灵具有天然的守旧倾向，依赖经验，厌恶变化，这源于他们对于未知事物的怀疑，因为未知事物意味着不确定性，从而具有风险。故所有改良社会的理想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进行的。譬如孔夫子动辄颂扬三代，亟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等，而其《论语》中的思想则全然不同于三代。又如宪政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大宪章，“不过是系统地表述和肯定了这个王国的古代法律和习惯罢了”4，但却由此开启了后世宪政的先河。所以，先不忙高扬什么自由主义，而要为保守主义正名，保守主义珍视传统与经过验证的基本价值，崇尚有道德的生活，主张渐进改良，是有效防止激进主义把社会引向灾难的制动器。也先别奢谈什么文艺复兴，出什么大师，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是因为他站到了前贤的肩膀上，才看得更远。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当之无愧的先驱，可也是他最先提出整理国故，为什么？若漠视国故，直接借助西方的思想资源解决中国的问题，五四以来的历史已然证明，非邯郸学步，即淮橘成枳。文化废墟上复兴不了文艺，也出不了大师，因为缺失自身的思想资源。帝王们为了统治而利用儒学，但彼儒学非此儒学，与学者无关。所以要紧的不是纠缠于意识形态，而是读通我们自己古典大师们的原着，把为非普世价值颠倒了的是非恢复过来，如孔孟，如二程，如朱子，如理学。儒学能造就出一大批曾国藩式的志士仁人，表明了古典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自我修复功能。研究，读通原着，揭示出其中的普适性价值，立足本土，方可为多元文化的融会贯通打好基础。既是普适的，就是普世的，也就是相通的，无所谓移植，无所谓扎根。
这部评传，就是读原着，读第一手史料的成果，它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为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曾国藩。“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还有更多的历史人物有待研究，有待于公正的对待，泛政治化的阴霾散去，历史恢复其本来面目，人们才会有健全的心智与正常的思维，坦然面对世界，面对过去与未来。
是为序。
刘忆江
丁亥正月于北京
注释
1参见余英时：《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荣获克鲁格奖所致答谢辞》。
2参见李幼蒸：《论语——我的第一书》。
3参见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南方周末》2006年12月7日。
4休·赛西尔：《保守主义》第二章，商务版，第13页。
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湖南湘乡白杨坪的一户曾姓人家，生下了长房长孙。谁也不曾想到，这孩子成年之后，能考中进士，而曾家也将随着他的脚步，从世代耕种的农户，一跃而成为名门世家。
湖南湘乡县，清代隶于长沙府。湘乡县城西南一百多里之外，有处被称作荷塘都大界里1的地方（即今双峰县荷叶镇）。荷塘地接南岳衡山的北麓，绵延起伏的低山丘陵中，环抱着众多平坝，当地称之为坪。其中有一处叫作白杨坪的村中，住着一户曾姓人家。
曾家祖籍江西，元末迁徙至湖南衡阳，清初，又迁至湘乡。数百年来曾家一直务农为生，从无以读书、功名而发达者。康干之际，曾家有名曾应贞者，字元吉，治产有方，“少贫，手致数千金产，室庐数处”。2曾家由此富裕，故后人都尊称他为元吉公。元吉公晚年，将家产分与诸子，其次子名曾辅臣，三传到了孙子曾麟书这一辈，曾家总算有了个读书人。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22岁的童生3曾麟书的长子出生，这孩子自幼沉静，极少啼哭，曾家为他起名子城，小名宽一。他就是日后光耀门楣，名重中华的曾国藩。
曾家此时还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国藩6岁时，曾祖父竟希公去世。传统上，农村的大家庭一俟老人去世，儿子们多会自立门户，曾家也不例外。自给自足的农户，一旦分家析产，再殷实的人家也会家道中落。曾家的良田都被长房分去了，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只分到了白杨坪的老宅与百余亩薄田，随着家口的增多，曾家这一支，又徘徊在贫穷的边缘了。4
曾玉屏，字星冈，后人都尊称他为星冈公。星冈公是个极有个性之人，“声如洪钟，见者惮摄；而温良博爱，物无不尽之情”，“旧姻穷乏，遇之惟恐不隆。……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邻里纷争，往往居间排解；村里桥梁道路废坏者，随时修葺；遇鳏寡孤独衰病无告者，则量力帮助。5星冈公热心于乡党邻里之事，在家中却是个严厉专断的家长：“星冈公昔年待人，无论贵贱老少，纯是一团和气，独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于佳时节令，尤为凛不可犯。盖亦具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6
中国史学，讲究知人论世，唯此，可以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故读史者，对古人家庭、亲友与成长之环境，须加以留意。曾国藩自幼及长，在星冈公身边生活了二十七年，祖父的为人行事，对其人格个性的形成，影响至大。所以对这个人，这里要多落些笔墨。
星冈公于乡党急公好义，于家人不苟言笑，颇有几分儒者气象。可年轻时的他，却一度是个浪荡子呢。曾国藩为乃祖父作的墓表中，曾记录了星冈公自道其幡然改过之事：
吾少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步）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畦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巅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
7人谚：浪子回头金不换，星冈公由游惰一变而为勤劳。在曾国藩笔下，于辛勤劳作之中，他还颇能领悟农家之乐。星冈公又有一乡人少有的特质，喜欢接近读书人，这恐怕也是他宁可供儿孙读书科考，也不要他们在家务农的原因。
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尘音，常愿通才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礼不怠，其下泛应群伦。至于巫医、僧徒、堪舆、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远。8
星冈公的治家之道，后来被国藩归纳为“八字诀”：早、扫、考、宝、书、蔬、鱼、猪。“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9曾国藩于此十分自豪，在其家书中，屡屡以八字诀为圭臬，告诫子弟们要谨守家规。“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字，是吾家历代规模。吾自嘉庆末年至道光十九年，见王考星冈公日日有常，不改此度。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亦弟所一一亲见者。吾辈守得一分，则家道多保得几年，望弟督率纪泽及诸侄切实实行之。”10
传统社会中，家风构成个人成长的小环境，其影响往往会贯彻终生。如曾氏后裔曾约农所言：“欲领会文正公一生修齐治平之绩者，宜先了解其家世及祖传孝友礼让之风，方知其由来有自。”11这种影响的痕迹，散见于曾国藩遗留下来的大量家信中，可说比比皆是。这里摘录若干，以略窥曾氏家风之一斑。
譬如说勤。“吾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12曾国藩做了翰林后，星冈公已年逾花甲，“犹亲自种菜收粪”。13有一则轶事，记曾国藩如何养成早起习惯：
文正生平，不肯迟起，盖自幼而已然。方十余岁时，读书乡间，严立课程，限定黎明而起。然往往瞌睡未足，不知红日已三竿矣。公苦自克制，然终无法与睡魔为敌。于是乃思得一策，以与之抵抗。于床前置一铜盆，又以线系秤锤，悬于铜盆之上，更点香一支，系于线上，与线交叉作十字形。其香点至交叉处，则线断锤落，铜盆铿然作声，公乃一惊而醒。每晨如是，行之一月，已成习惯，无声自惊，不惊自醒。自此早起之习，至老不改。后辄与人言及，犹津津自道其往事云。按公在当时，中国尚无钟表，故公用此法以警觉也。14
又譬如说俭。“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一文（？），尚余九十八文还其父。其俭如此。”15
又如淡泊自守。“记得已亥（道光十九年）正月，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曾国藩小名）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16竹亭公谨守父训，从不将家中的困难告诉国藩，“公官京师十余年，未尝知有家累也。”17如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四日家信中，竹亭公告诉他，过年的家用有余，上年债务的利息也已还清。其实，曾家这些年的的欠债，已积有千两之多。之所以瞒着他，为的是让他能安心读书做事。18曾氏晚年曾道及此事对他影响之深：“常忆辛丑年假归，闻祖考（即星冈公）语先考曰：某人（即曾国藩）为官，我家中宜照旧过日，勿问伊取助也。吾闻训感动，誓守清素，以迄于今，皆服此一言也。”
19再如谦谨。“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日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训）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20
再如倔强。“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21“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22
再如厚重。“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23
甚至于星冈公手种的蔬菜，国藩都觉得更有味道。“星冈公好于日入时手摘鲜蔬，以供夜餐。吾当时侍食，实觉津津有味，今则加以肉汤，而味尚不逮于昔时。”24
祖父星冈公而外，曾家予国藩影响最大的就是父亲曾麟书了。星冈公有三子，麟书是长子，次子名曾上台，20多岁时早夭，幼子名曾骥云。麟书字竹亭，后人尊称其为竹亭公。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年间，从无出过一个秀才，星冈公深以为耻，故对这个儿子寄予了莫大希望。可天公不作美，麟书积苦力学，却屡试不第，大半辈子精力都花在了应试上。星冈公失望之余，把一肚子怒气都发泄在了儿子身上，“往往稠人广众，壮声喝斥，或有不快于他人，亦痛绳其子。竟日嗃嗃诘数衍尤，封翁屏气负墙，踧踖25徐进，愉色如初。”26久困于屋场的麟书，却偏有一股韧劲，屡试屡挫，屡挫屡试，又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父亲）平生困苦于学，课徒授业者盖二十有余年。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其视他学僮亦然，其后教诸少子亦然。尝曰：“吾固钝拙，训告若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府君既累困于学政之试，厥后挈国藩以就试，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又久不遇。至道光十二年，始得补县学生员。府君于是年四十有三，应小试者十七役矣。27
清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个等级：童试，乡试，会试。童试三年两试，考中者为生员（即秀才），考中秀才才有参加乡试的资格。乡试三年一试，又称大比，由于在秋季举行，亦称秋闱。乡试考中者称举人，考中举人者就有了做官或进一步参加会试的资格。会试也是三年一试，于乡试的次年春季在京师举行，故称春闱。会试考中者就是进士，再经朝考后，成绩优秀者位列三甲，进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三年，称为庶吉士，散馆后留院者便成为翰林学士，朝考及散馆落选者则授予京城或地方的官职、教职。乡、会试又有恩科，是逢朝廷庆典，由皇帝特旨举办。又有副榜与贡生的名目，副榜是乡试成绩优秀，却因名额限制而未能录取的秀才，贡生则是品学兼优，由地方保送到京师深造的秀才。二者均可入国子监肄业，并有参加乡会试之资格。
童试又称小考或小试，虽是最初级的考试，却是科举进身之阶，绝不容易。要想从童生进为秀才，要经过三关：县试，府试，院试。县试由知县主持，每日一场，要连试五场，内容是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等。县试通过者方可参加府试，府试由县上一级的知府主持，内容与县试略同。府试录取者还要参加由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学政由皇帝钦派，一任三年，负责为朝廷甄拔人才，主持各省的科考事宜。院试是童试中最为关键的考试，这次考试通过后，童生们不仅能获取秀才的功名，还可以进入府县学官，享受公家的钱粮补贴（廪饩），安心读书，奠定仕途的基础。
作者简介：刘忆江，男，辽宁宽甸县人，现居北京，自由撰稿人。近年从事近代史人物传记及历史小说的写作。着有《袁世凯评传》、《曾国藩评传》及长篇历史小说《汉宫春梦》。
内容简介：一个天分并非出众的农家子弟，二十七岁考中进士，点了翰林，从此循规蹈矩地生活，按部就班地升迁，以一凡庸官僚的身份随波逐流了大半生，孰料在四十二岁那年，与国家一同遭遇了历史巨变。危难当头，他于艰难竭蹶中奋起，终于使生命焕发出异彩，将自己的印记深深烙在了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一个晚清之际挽狂澜于既倒的名臣，抛开其身后百余年不绝的赞美与詈骂，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代，作为肩负国家存亡、文化延续的栋梁，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的思想、事业与为人，给后人以何种教益？一个故去百余年的人，何以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这部评传，既是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也是以真实可信的史料勾勒历史人物，复苏国民记忆的一个尝试。它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为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曾国藩。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读书界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曾国藩热”，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初，坊间有关他的各类书籍，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造反有理的革命年代，曾国藩被视为反动派，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不可能出版他的传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泛政治化的流风遗韵尚在，斯时出版的曾氏传记，仍以阶级斗争史观裁判历史人物，其内容与结论可想而知。之后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中华，书商们借曾氏大名炒作文化快餐，肆意涂抹，塞进了不少望风捕影的私货，就更是等而下之的垃圾了。曾国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在近代史上起了怎样的作用，怎样看待他同太平天国的那场殊死战争，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何在？十几年来，没有一部详实、真切的曾氏传记来告诉我们这一切。所以编辑约稿时，笔者略费踌躇，便选定为曾国藩写一部评传。
笔者撰述此书的宗旨，第一是真实，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用第一手史料说话，用同时代的、可信的公私文献说话。当然，史料中包含的信息也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残缺不全的。所以，历史人物无法完全复原，能够近似地复现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就很不错了。为此，书稿不吝大量引证史料，虽不敢说无一字无来历，但力求言出有据，是做到了的。
古代撰史者，提倡德学才识四者的统一，其中史德，也就是著述人的居心，尤为重要。作者对自己所表述的历史人物应该抱有“同情”，心存恕道，时不时地做一下换位思考，想一想自己若处在传主当时的情势下，会当如何？如此，才能真正进入你写的那个人的生活、思想乃至于情感，甚至感受到一种心灵的相通。抱着这种心态读古人之书，就仿佛同一位位严肃而睿智的先贤对话，进而对你所写的时代、社会与人物获得更为贴切的认识。
真实而外，再就是评论了。古代私家撰史，都可以说是评传，譬如《史记》每篇传记之后的“太史公曰”，《汉书》每篇之后的“赞曰”，都是评传之一种。后来官修史书，也难脱其窠臼，一部二十五史，直至清史稿，都带有评传性质。而且史家都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之人，行文走笔之际，感情不可能不灌注于笔端，读太史公、班孟坚的书，沉郁而又饱含激情的文字下面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感动并激励着一代代读者，古人甚至有以《汉书》佐酒者，历史由是展示着自己的价值与文化传承功能。如此，历史并非客观、真实二词所能包揽，历史的撰述，亦应饱蘸激情的笔墨，给读者以感动。当然，激情中仍应保持足够的理性判断，不溢美，不隐恶，不以成败论英雄，太史公树立的这个传统，应为良史之标准，史家之圭臬。
写曾国藩些什么，当然是这个人。就时代情势而论，曾国藩的处境类同于孔夫子，孔夫子生当“礼崩乐坏”的衰世，他四处奔走，呼吁君主们克己复礼，维护礼制与传统价值。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四处碰壁，皇皇如丧家之犬，其志可钦，其情可悯，其不遇可悲。他只能通过课读，向弟子们传授他的理念，虽赍志以终，但数百年后，其学说被定于一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至深且巨，可谓大成功者。曾国藩亦遭逢大乱，以一介书生出任艰巨，艰难竭蹶，力撑危局，最终敉平大乱，再造中兴。在事功上，他比孔夫子幸运，在文化理念上，他也无愧于孔夫子的传人，是位真正的儒者。生当衰世，他以陶铸人才、转移风气为己任，坚执理念，躬亲实践，最终实现自我，成就为一代伟人。历史上很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杰，他们厕身官场，虽也不能不过科举这道门槛，可他们的学问、思想、理念，皆得自对儒家经典的刻苦研读，故其为官，皆抱有社稷苍生的大关怀。他们一代代传承给后人的，是文天祥诗中所阐扬的那种沛乎于天地苍冥之间的浩然正气，生生不息，涵养着中华文化存亡续绝之生机。笔者在阅读与撰述曾国藩的过程中，每每能感受到这股正气的激荡，心胸如洗之际，俗念褪色，境界提升。
儒家学说能为历代精英所崇奉，主导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两千年之久，必有其过人之处，其中必有超越时代、种族、文化的普适性价值。余英时先生称之为道1，李幼蒸先生则定义其为“仁学”2。近些年来，学界关于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的讨论很热，纷纷为中国的社会转型谋出路。最近刘军宁等又提出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文艺复兴，它不是要复古，而是要在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3。笔者在叙述曾国藩的思想时，也曾涉及到普世价值的问题，如恕道，故亦愿就此发表一点看法。
人类对待世界的基本态度是保守主义的，如赛西尔所言，人之心灵具有天然的守旧倾向，依赖经验，厌恶变化，这源于他们对于未知事物的怀疑，因为未知事物意味着不确定性，从而具有风险。故所有改良社会的理想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进行的。譬如孔夫子动辄颂扬三代，亟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等，而其《论语》中的思想则全然不同于三代。又如宪政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大宪章，“不过是系统地表述和肯定了这个王国的古代法律和习惯罢了”4，但却由此开启了后世宪政的先河。所以，先不忙高扬什么自由主义，而要为保守主义正名，保守主义珍视传统与经过验证的基本价值，崇尚有道德的生活，主张渐进改良，是有效防止激进主义把社会引向灾难的制动器。也先别奢谈什么文艺复兴，出什么大师，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是因为他站到了前贤的肩膀上，才看得更远。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当之无愧的先驱，可也是他最先提出整理国故，为什么？若漠视国故，直接借助西方的思想资源解决中国的问题，五四以来的历史已然证明，非邯郸学步，即淮橘成枳。文化废墟上复兴不了文艺，也出不了大师，因为缺失自身的思想资源。帝王们为了统治而利用儒学，但彼儒学非此儒学，与学者无关。所以要紧的不是纠缠于意识形态，而是读通我们自己古典大师们的原着，把为非普世价值颠倒了的是非恢复过来，如孔孟，如二程，如朱子，如理学。儒学能造就出一大批曾国藩式的志士仁人，表明了古典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自我修复功能。研究，读通原着，揭示出其中的普适性价值，立足本土，方可为多元文化的融会贯通打好基础。既是普适的，就是普世的，也就是相通的，无所谓移植，无所谓扎根。
这部评传，就是读原着，读第一手史料的成果，它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为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曾国藩。“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还有更多的历史人物有待研究，有待于公正的对待，泛政治化的阴霾散去，历史恢复其本来面目，人们才会有健全的心智与正常的思维，坦然面对世界，面对过去与未来。
是为序。
刘忆江
丁亥正月于北京
注释
1参见余英时：《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荣获克鲁格奖所致答谢辞》。
2参见李幼蒸：《论语——我的第一书》。
3参见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南方周末》2006年12月7日。
4休·赛西尔：《保守主义》第二章，商务版，第13页。
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湖南湘乡白杨坪的一户曾姓人家，生下了长房长孙。谁也不曾想到，这孩子成年之后，能考中进士，而曾家也将随着他的脚步，从世代耕种的农户，一跃而成为名门世家。
湖南湘乡县，清代隶于长沙府。湘乡县城西南一百多里之外，有处被称作荷塘都大界里1的地方（即今双峰县荷叶镇）。荷塘地接南岳衡山的北麓，绵延起伏的低山丘陵中，环抱着众多平坝，当地称之为坪。其中有一处叫作白杨坪的村中，住着一户曾姓人家。
曾家祖籍江西，元末迁徙至湖南衡阳，清初，又迁至湘乡。数百年来曾家一直务农为生，从无以读书、功名而发达者。康干之际，曾家有名曾应贞者，字元吉，治产有方，“少贫，手致数千金产，室庐数处”。2曾家由此富裕，故后人都尊称他为元吉公。元吉公晚年，将家产分与诸子，其次子名曾辅臣，三传到了孙子曾麟书这一辈，曾家总算有了个读书人。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22岁的童生3曾麟书的长子出生，这孩子自幼沉静，极少啼哭，曾家为他起名子城，小名宽一。他就是日后光耀门楣，名重中华的曾国藩。
曾家此时还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国藩6岁时，曾祖父竟希公去世。传统上，农村的大家庭一俟老人去世，儿子们多会自立门户，曾家也不例外。自给自足的农户，一旦分家析产，再殷实的人家也会家道中落。曾家的良田都被长房分去了，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只分到了白杨坪的老宅与百余亩薄田，随着家口的增多，曾家这一支，又徘徊在贫穷的边缘了。4
曾玉屏，字星冈，后人都尊称他为星冈公。星冈公是个极有个性之人，“声如洪钟，见者惮摄；而温良博爱，物无不尽之情”，“旧姻穷乏，遇之惟恐不隆。……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邻里纷争，往往居间排解；村里桥梁道路废坏者，随时修葺；遇鳏寡孤独衰病无告者，则量力帮助。5星冈公热心于乡党邻里之事，在家中却是个严厉专断的家长：“星冈公昔年待人，无论贵贱老少，纯是一团和气，独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于佳时节令，尤为凛不可犯。盖亦具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6
中国史学，讲究知人论世，唯此，可以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故读史者，对古人家庭、亲友与成长之环境，须加以留意。曾国藩自幼及长，在星冈公身边生活了二十七年，祖父的为人行事，对其人格个性的形成，影响至大。所以对这个人，这里要多落些笔墨。
星冈公于乡党急公好义，于家人不苟言笑，颇有几分儒者气象。可年轻时的他，却一度是个浪荡子呢。曾国藩为乃祖父作的墓表中，曾记录了星冈公自道其幡然改过之事：
吾少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步）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畦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巅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
7人谚：浪子回头金不换，星冈公由游惰一变而为勤劳。在曾国藩笔下，于辛勤劳作之中，他还颇能领悟农家之乐。星冈公又有一乡人少有的特质，喜欢接近读书人，这恐怕也是他宁可供儿孙读书科考，也不要他们在家务农的原因。
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尘音，常愿通才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礼不怠，其下泛应群伦。至于巫医、僧徒、堪舆、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远。8
星冈公的治家之道，后来被国藩归纳为“八字诀”：早、扫、考、宝、书、蔬、鱼、猪。“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9曾国藩于此十分自豪，在其家书中，屡屡以八字诀为圭臬，告诫子弟们要谨守家规。“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字，是吾家历代规模。吾自嘉庆末年至道光十九年，见王考星冈公日日有常，不改此度。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亦弟所一一亲见者。吾辈守得一分，则家道多保得几年，望弟督率纪泽及诸侄切实实行之。”10
传统社会中，家风构成个人成长的小环境，其影响往往会贯彻终生。如曾氏后裔曾约农所言：“欲领会文正公一生修齐治平之绩者，宜先了解其家世及祖传孝友礼让之风，方知其由来有自。”11这种影响的痕迹，散见于曾国藩遗留下来的大量家信中，可说比比皆是。这里摘录若干，以略窥曾氏家风之一斑。
譬如说勤。“吾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12曾国藩做了翰林后，星冈公已年逾花甲，“犹亲自种菜收粪”。13有一则轶事，记曾国藩如何养成早起习惯：
文正生平，不肯迟起，盖自幼而已然。方十余岁时，读书乡间，严立课程，限定黎明而起。然往往瞌睡未足，不知红日已三竿矣。公苦自克制，然终无法与睡魔为敌。于是乃思得一策，以与之抵抗。于床前置一铜盆，又以线系秤锤，悬于铜盆之上，更点香一支，系于线上，与线交叉作十字形。其香点至交叉处，则线断锤落，铜盆铿然作声，公乃一惊而醒。每晨如是，行之一月，已成习惯，无声自惊，不惊自醒。自此早起之习，至老不改。后辄与人言及，犹津津自道其往事云。按公在当时，中国尚无钟表，故公用此法以警觉也。14
又譬如说俭。“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一文（？），尚余九十八文还其父。其俭如此。”15
又如淡泊自守。“记得已亥（道光十九年）正月，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曾国藩小名）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16竹亭公谨守父训，从不将家中的困难告诉国藩，“公官京师十余年，未尝知有家累也。”17如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四日家信中，竹亭公告诉他，过年的家用有余，上年债务的利息也已还清。其实，曾家这些年的的欠债，已积有千两之多。之所以瞒着他，为的是让他能安心读书做事。18曾氏晚年曾道及此事对他影响之深：“常忆辛丑年假归，闻祖考（即星冈公）语先考曰：某人（即曾国藩）为官，我家中宜照旧过日，勿问伊取助也。吾闻训感动，誓守清素，以迄于今，皆服此一言也。”
19再如谦谨。“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日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训）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20
再如倔强。“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21“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22
再如厚重。“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23
甚至于星冈公手种的蔬菜，国藩都觉得更有味道。“星冈公好于日入时手摘鲜蔬，以供夜餐。吾当时侍食，实觉津津有味，今则加以肉汤，而味尚不逮于昔时。”24
祖父星冈公而外，曾家予国藩影响最大的就是父亲曾麟书了。星冈公有三子，麟书是长子，次子名曾上台，20多岁时早夭，幼子名曾骥云。麟书字竹亭，后人尊称其为竹亭公。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年间，从无出过一个秀才，星冈公深以为耻，故对这个儿子寄予了莫大希望。可天公不作美，麟书积苦力学，却屡试不第，大半辈子精力都花在了应试上。星冈公失望之余，把一肚子怒气都发泄在了儿子身上，“往往稠人广众，壮声喝斥，或有不快于他人，亦痛绳其子。竟日嗃嗃诘数衍尤，封翁屏气负墙，踧踖25徐进，愉色如初。”26久困于屋场的麟书，却偏有一股韧劲，屡试屡挫，屡挫屡试，又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父亲）平生困苦于学，课徒授业者盖二十有余年。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其视他学僮亦然，其后教诸少子亦然。尝曰：“吾固钝拙，训告若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府君既累困于学政之试，厥后挈国藩以就试，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又久不遇。至道光十二年，始得补县学生员。府君于是年四十有三，应小试者十七役矣。27
清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个等级：童试，乡试，会试。童试三年两试，考中者为生员（即秀才），考中秀才才有参加乡试的资格。乡试三年一试，又称大比，由于在秋季举行，亦称秋闱。乡试考中者称举人，考中举人者就有了做官或进一步参加会试的资格。会试也是三年一试，于乡试的次年春季在京师举行，故称春闱。会试考中者就是进士，再经朝考后，成绩优秀者位列三甲，进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三年，称为庶吉士，散馆后留院者便成为翰林学士，朝考及散馆落选者则授予京城或地方的官职、教职。乡、会试又有恩科，是逢朝廷庆典，由皇帝特旨举办。又有副榜与贡生的名目，副榜是乡试成绩优秀，却因名额限制而未能录取的秀才，贡生则是品学兼优，由地方保送到京师深造的秀才。二者均可入国子监肄业，并有参加乡会试之资格。
童试又称小考或小试，虽是最初级的考试，却是科举进身之阶，绝不容易。要想从童生进为秀才，要经过三关：县试，府试，院试。县试由知县主持，每日一场，要连试五场，内容是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等。县试通过者方可参加府试，府试由县上一级的知府主持，内容与县试略同。府试录取者还要参加由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学政由皇帝钦派，一任三年，负责为朝廷甄拔人才，主持各省的科考事宜。院试是童试中最为关键的考试，这次考试通过后，童生们不仅能获取秀才的功名，还可以进入府县学官，享受公家的钱粮补贴（廪饩），安心读书，奠定仕途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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